乡关何在，魂何所依
——邓一光《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
黄昏的时候，我搭乘一辆顺路车从福永去南澳。姆妈跟着我。她一路上都没有和我说话，要么打盹，要么看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我们在路上遇到一辆抛锚的“滇B”、三个出了点麻烦的年轻穿越族、两对在海岸上拍婚纱照的新人和一大群在夕照中返回东部山区森林的白头翁。说实话，我希望能叫出他们和它们的名字，这样也许我们能够说说话，在漫长的路上大家都会好过一点。我们还遇到一场来去无踪的阵雨，这在岭南的夏季是常有的事，但这些都没什么。
车在山海相连的东部群山中穿行，这里气流乱涌，常常有诡异的风从森林中蹿出，聒噪地破窗而过，风中能闻到灵猫、鸢、赤腹鹰、褐翅鸦鹃、穿山甲和蟒蛇的气味，让人觉得指环王时代又回来了。据说东部大山里有野牛和野猪出没，我猜大多数深圳居民和我一样，并不认识它们。在市区里呆惯了，有点像刑期过长的犯人，人们习惯了城市牢狱有保障的生活，出城跟出狱似的，免不了有些紧张，如果和野牛野猪遭遇上，需要翻译才能沟通。
夜里两点钟，我离开湿漉漉的大鹏所城，去了哥哥所在的夜总会。这个时候大部分游客都回市里去了，或者没回，在附近的客栈安顿下来，哥哥有机会出来见我。之前我在古城里毫无目的地逛了两小时，在“将军第”对街的小摊上吃了三只茶叶蛋，啃了两只加了玉米香精的煮玉米棒，坐在城门楼垛子下刷了两小时博，又打了两小时盹。这期间我和姆妈没有说话。她也没和我说。有时候她走到我身边来，好像想要说点什么，但到底没说，站一会又走开了。更多的时候，她在什么地方无声无息地走动着，或者走进某栋老宅子里，在那里消失掉。我知道她会那样。她不会和任何人说话。但我不会勉强她。
哥哥手里握着一支金属材料拐杖从腥红的夜总会大门里一瘸一拐出来，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有些伤感，有些不耐烦。他是个瘸子，有那么一点，不太严重，喜欢随身带一枝金属手杖，但并不怎么使用。我站在街对面的山墙下看他。他其实并不老，才三十出头，至少不应该像看上去那么老。好在我能认出他。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九年吧。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见面。我是说，虽然我俩同在深圳，我在福永，他在南澳，相隔不过几十公里，可是九年了，我们从来没在这座城市里见过面，一次也没有。我是说，自打离开老家以后，我俩就再没有见过面――他根本不愿意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见到我，我也一样，我认为我们只不过是兄弟，各活各的，谁也不欠谁，见不见的没什么。但这一次我俩必须见，而且需要好好谈一谈。我们不能在夜总会里见，他只是夜总会保安队的小头目，夜总会不是他的，就跟伶仃岛不是他的一样，要是我请他在夜总会里洗个澡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他会认为我在污蔑他，说不定会杀了我。
“我们吃点什么吧。”等哥哥走近，我开口对他说。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程序省下，他不用把我带到他家里去，让我认识他的家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我们可以随便去某个地方坐一坐，假装宵夜什么的，在那里把该谈的事情谈了。在路上我就决定了，我不会花他一分钱，不管吃什么，账单都由我支付。
听了我的话，哥哥看我一眼，扭头就走。在那之前他没有正经看过我，对此我什么也没说，跟上了他。
我们去的地方不是正规夜市，是海边的一个鱼鲜码头。码头上空荡荡的，码头的入口处停放着两辆贩鱼鲜的小型货车，夜晚的海风带来一阵阵沉闷的海腥味，四个男人坐在海堤上，借助码头上昏暗的灯光甩扑克。码头靠着出口，一溜摆着几个卖海味的烧烤摊档，节能灯吊在锅灶上，锅灶前油烟蒸腾，影影绰绰。离着码头不远是一条曲里拐弯的巷子，巷子口有两家门脸不大的私家旅社、一间乱哄哄的发廊、一间卖成人用品的小店和一个卖形迹可疑的水果小摊，没有什么像样的人来往。
哥哥在一张油腻腻的低矮小桌前坐下，有点不耐烦地大声召唤摊档主。脑门发亮的中年摊主过来，看上去有点紧张。在此之前他不那样，和两个熟悉的食客笑骂着。姆妈没有跟上我们。我猜她不想参加我俩的谈话。她不会感到饿。她只想知道我和哥哥谈得怎么样，这样就足够了。
我问哥哥想吃什么，或者喝点什么。哥哥骂骂咧咧――不是骂我，我刚到，还不至于――是骂顺着节能灯纷纷往下掉的木蠹蛾。摊主拘谨地站在哥哥面前，用力揩着手上的油污，他肯定想躲得远远的，不愿意见到我哥哥，但是没有办法，他的排档炉火正旺，还有别的客人，不能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
我要了一份炭烤海鲫，一份白水煮濑尿虾，一份姜汁煲鱿鱼须，几瓶啤酒，六瓶吧。酒菜很快上来，我们吃喝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坐下来了，哥哥用不着一瘸一拐到处走动，这让他心情好了一点，气氛有所融洽，他谈起让他烦恼的事情。我用纸巾抹掉酒瓶上的水珠，启开瓶盖，把啤酒递给他，听他说。我还给他剥虾壳，那是一门手艺，你不能忽略掉虾线和虾头上的黄油，也不能让虾肉留下遭受过摧残的痕迹，得用锦衣卫执行廷杖的那种巧劲，就是说，人没了，皮肉完好如初。
没过多久我就弄清楚了，我到之前，哥哥刚把焦萍萍揍了一顿，他是为这件事烦躁。焦萍萍是我嫂子，他俩结婚六年了。也许时间更长，这个我不知道。之前他俩各有配偶，再之前焦萍萍是商职校的学生，哥哥在离婚之前还有别的配偶，但没结婚。我不清楚哥哥有过多少配偶。我说过我不知道，我们之间从不来往，没谈过这些事情。哥哥和焦萍萍有一个孩子。哥哥还有一个孩子，但不是焦萍萍生的，孩子的姆妈是代孕女，一手交孩子一手数钱，人钱两讫，然后就失踪了。
“看她的肚子就知道，至少还能生五个，也许八个，可惜了。”哥哥遗憾地总结说，他说的是那个替他生下儿子的“天使女”。
这一次，哥哥把焦萍萍的脸打肿了，就是这件事让他烦恼。听他的意思焦萍萍人长得漂亮，他很看重这个，一般不打她的脸；他有别的办法让她听他的话，而且，他不许她因为挨了打就离开他，更不许提离婚的事。
“我一直在为她打拼，为孩子们打拼。”哥哥委屈地说，“我还在打拼，就要成功了，她想怎么样？”
哥哥看重他的两个孩子，尤其是小的一个，就是代孕女生下的那个，是个男孩。据说那孩子长得有点灵异，老把拇指含在嘴里盯着人看，像缺了点什么，不如头一个女孩讨人喜欢。这些都是我听老乡说的。我没见过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妈。我还听说，哥哥在南澳一带很有名，是龙岗区的优秀务工人员，他没有高学历和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没有国家级技能竞赛奖励、发明专利和高额纳税数，但他靠着顽强的个人纳税、参保、固定居住、与人合办公司、做义工、参加青年志愿者行动和不间断地去献血站献血，差不多已经为自己积满了入户的分数，很快就能成为深圳市的户籍人口了。像他这样仅仅花了九年就能积满分的外省人不多见。但不管他的两个孩子长成什么样，他俩都是我侄子，两个都是。
“每次揍周萍萍我都想哭，你说这算什么？她为什么不理解我，我为了谁，还不是他们母子三个？”哥哥灌了一气啤酒，不耐烦地看我了一眼，“你来干什么，嫌我还不够乱？”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原以为他不会这么问，这让我一时无语。我为什么来南澳找他，这件事我俩之前在电话里简单说过。我从一个老乡那里找到他的电话。我没有他的电话，姆妈也没有。我回过头去寻找姆妈。我看见了她。她出现在鱼鲜码头，离我们有点远，站在礁石嶙峋的海堤上，呆呆地看黑漆漆的大海。哥哥没有跟着我朝海堤那边看，他要么是没看见姆妈，要么是故意，但似乎也没有太大关系。
姆妈要死了，这就是我来找他的目的。是我俩的姆妈。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跟别人睡过，他们就生了我俩。我来找哥哥，他是父母的大儿子，小时候他们通常不叫他名字，管他叫老大。我找老大认真谈一谈，我俩得对姆妈要死了这件事情做点什么，不能什么都不做，那就说不过去了。
“你为什么不回去？”哥哥说，从桌上操起酒瓶，撸一下瓶嘴，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回不去，不能回去。”我说。这件事我也在电话跟他说过，我说过为什么我回不去。公司派人去土耳其安装光纤通信设备，名单上有我，为这个指标我等了三年，为争取等待这个指标的资格我苦熬了另一个三年。也许从土耳其回来我就能晋升二级职员，我所在的那家公司一万多号基础层蓝衣员工，像我这样的大学生有三千多，其中五分之一揣着硕士本，每个人都憋着劲往金字塔顶上爬，粥少僧多，要是错过机会，下次就轮不上我了。我觉得我已经等够了，不能再等了。我觉得这件事我已经说清楚了。
“老头的后事是你处理的，你有经验，他俩一样。”哥哥用力拍了一巴掌脸，从那里拿走一只血肉模糊的木蠹蛾，“我们最终都得死，对不对？”
“他们不会再给我机会，我只有一次机会。”
我很恼火哥哥的不近情理。我不能确定他说“他俩一样”指什么，可我在一家拥有白金版现代管理体系的大企业工作，和他不一样，我不想做水客，没有“新义安”的人可以帮我，也做不到一次次往街头义务献血点冲，为自己积攒一大摞献血证，再去换积分，我只想他能帮我一次，就这一次。
“我进公司六年了，已经干腻了，不能永远都呆在基础层，这样什么前途都没有。”也许就算去过土耳其也改变不了什么，我还是进不了骨干层，但至少我努力过，不会后悔，这就是我的想法。
还有，我们的确会死，但不是现在，现在要死的是姆妈，这个也不一样。
“你就不该去血汗工厂，”哥哥忿忿地扬手赶走头顶上的木蠹蛾群，“我早说过，那里听上去不错，但你活在别人的错误里，活在所有人的错误里，这回你爽歪歪了，我没说错吧？”他把一块虾肉拣进嘴里，吮吸一下吐到脚边，用脚碾，好像那是一块突然活过来的基因突变物，是他自己，他必须那么做才能拯救地球，“她到底想干什么，就不能忍一忍？”他满是怨气地瞪着我，这回没有一掠而过，看得很仔细，“她总是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要不是这样，情况会好很多。”
他说“她”，他指的是姆妈，自打我俩离开家以后，他就一直这么称呼姆妈。我想他这样是错的，要是姆妈不生下我们哥俩，这些事情都用不着了，也轮不上我俩在这儿谈什么情况好不好了。但他那么说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姆妈不是病入膏肓，她的确有一些病，甚至可以说病得不轻，但还能撑一段时间，几年，或者时间更长一点。但她不想撑了，觉得没脸撑下去，撑不动了。
“我走不开。”哥哥说，口气不容质疑，“我这条腿要了我的命，它现在越来越不听使唤，而且我不会再回到那堆狗屎里去，永远也不会。”
“那我俩谁回去？”我问。
“别问我。”他说。
“总得有人回去。”我坚持。
“你问她，问她自己，看她怎么说。”他不耐烦到了顶点，操起酒瓶，把剩下的半瓶酒一气灌掉。
我没有回头去看海堤那边。我知道姆妈还在那儿，要是她听见了哥哥怎么说，她会难过。我还知道哥哥有情绪，我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母把能够攒到的钱全都给了我，一分也没有给他。我读大学需要花钱，他出来打工应该赚钱补贴我，这就是父母当时的想法，为这个，他一直不肯原谅他们。但他把我们家所在那座方圆上百里的大山叫作狗屎，这是不对的，而且他也不该提他的那条腿，他那样是在冒犯黄泉下的父亲。
我在想我和哥哥离开家乡那一天，姆妈送我俩一直送到县城。七十多里山路，是真正大山里的路，要是走公路就得乘班车，姆妈不想把钱花在车票上，坚持走去走回。我和哥哥没带行李。家里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行李。我俩各背一只帆布包，包里装着换洗衣服。我的包破了，姆妈头天晚上替我缝好，家里为我攒的学费严严实实缝在夹层里。那天我和哥哥的表现不同。哥哥急匆匆走在前面，不断地朝路边的刺稞丛里啐唾沫，谁也不看，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绝。我有点兴奋，又有些不安，不知道到了学校以后别人会不会笑话我。那个时候我还不会说普通话，为这个我一直忐忑不安。父亲当时已经病了，他老是犯肝疼，怕花钱，硬撑着没去检查，自己到山里采了一些草药煎水喝，喝得人黑成一段漆木。姆妈本来不想送我俩，说她受不了，父亲非让她送，她就只能送了。
“他就想让我受罪，他就会这个。”背着父亲姆妈抱怨说，“他知道我会哭死，他自己也会哭死，但他让我受这个罪。”
发车的时候姆妈并没有哭。也许我看错了，但她的确没有抬手抹眼泪。脏兮兮的长途汽车从她身边驶过，她离得很近，如果不是车窗挡着，我都能摸到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她好像不相信车就这么开走了，不相信我们，她的两个儿子就那么离开了她，茫然地站在飞扬起来的尘土中，有点不知所措，有一只刚出生的小狗在她脚边歪歪倒倒地嗅着什么，但是一眨眼她和小狗都不见了。
“你什么时候回去？”我问哥哥。我们已经喝掉了三瓶啤酒，主要是哥哥喝，我象征性地陪他。我不能在南澳逗留太久，天亮以后就得赶回福永，不然就赶不上下午出境了。
“回去干什么？”哥哥困乏地抬头看我，好像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你以为是怎么回事，随便说一句你什么时候回去，我就得乖乖听着？门都没有。”
我看哥哥。他说门都没有，他说了那个话像是松了一口气，把酒瓶子往脏兮兮的桌上一墩，在沙锅里抓起一块鱿鱼丢给一只蹲在屋落里的猫。那只猫一直蹲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我猜它是在看哥哥，他们认识。我猜哥哥在等待这个时机，我是说，某种东西，它一直捆绑着他，令他困惑和痛苦，现在那个东西终于要断开了，“噌”的一声，他在等待这个时刻，然后他就彻底解脱了。
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排档开着一台短波收音机，食客比我们这个排档多不少，都是附近客栈的旅游客，摊主不断地往桌上送去一些煮好或烤好的马鲛鱼、明虾、带子螺、花蟹和小柽子。收音机里正播着一个夜间节目，听众一个接一个往里打电话，主持人是个女的，她让打进电话的人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说自己遇到的麻烦，她再劝打进电话的人想开一点，念一些孔夫子的话，仁爱、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什么的，说一半掐断电话，进入药品广告阶段，糖尿病肥胖症抑郁症之类的特效药，然后主持人再继续念孔夫子的话。
哥哥回头朝收音机喊了一声。我没听清楚他喊的是什么。也许他不是冲收音机发火，但收音机立刻关上了，孔夫子也没了声音。坐在我们身边的一对年轻男女背包客结账走了。我注意到那个女的，离开时她回头看了哥哥一眼，目光中有一丝不屑。隔壁排档也走了好几个客人，他们没吃完盘子里的炒河粉。一溜几家排档，无论摊主还是食客都低着头吃东西。看上去情况有点不对劲，大家都有点怕哥哥。我是说，哥哥在这里很有威信，这和老乡告诉我的情况一致。
“我不能回去。我发过誓，永远也不回去。”哥哥不耐烦地说。
“那我俩谁回去？姆妈要死了，总有人得回去。”我说，但很快我就后悔了。我不是那个重返大山的人，只能是哥哥，我不能把他激怒了，这样他肯定不会拖着一条瘸腿在镇上跳下班车，再走十几个小时的山路，回到家里去处理姆妈的事情了。
“我已经说过，我再也没有机会了，这次真的不行。”我把理由重新说了一遍，为了赢得哥哥的同情，这次加上我的第三个女朋友离开我的事情。哥哥不知道我谈过三个女朋友的事。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事，本来应该知道，但不知道。我说的全是事实，但我觉得真的没这个必要。
“说那么多干什么？”哥哥不耐烦地看我一眼，“你这样有什么用？你就这样让那些人拿住，任由他们宰割？”
“我没这个意思。”我觉得我得重新向他解释一下，我说女朋友的事并不是要逼他，女朋友离开我并不是他的错，他就没有让焦萍萍离开他，而且他很快就能攒满积分，成为深圳的户籍人口。我也想像他一样，留在深圳，为自己娶一个妻子，安一个家，不再做外省人。我一直在努力打拼，把命都豁出去了，把手指头都丢了一个，我并没有任谁宰割，所以我才不能回去。但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就不说了。
白水虾剥完了，虾仁在一次性塑料碗里堆得老高，有两只木蠹蛾掉进去，我把它们拣出来了。我在想要不要再加一份，或者换一个有壳的什么菜，竹节虾也行，这样我就有事情可做了。
两年前的冬天，父亲终于吐出最后一口气，撒手走掉。他被肝硬化折磨了几年，有一天他去山上收红薯，遇到野猪，他想把野猪撵走，结果反倒被野猪撵下了山沟，摔断了腿，得了坏血症，他痛苦的叫唤声连山里的动物都害怕，夜里不敢接近我们家。但父亲不是得坏血症死的，是肝癌。我不明白山里人怎么也会得癌。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我向公司请了假，回去处理父亲的丧事，丧事处理完，我们都轻松了很多。那天晚上，我和姆妈在火塘边坐着说话，她给我烤了几块糍粑，做糍粑的糯米是用头一年积攒下的桐子从山下镇里换来的，烤得又香又糯，很好吃。我问姆妈为什么不吃。她说心里堵，吃不下。我明白这个，她没有说谎话，谁遇到这种事情都好不了，但我还是把烤好的糍粑吃完了。火塘里的火很旺，姆妈听见了什么，起身去屋后查看。我不知道她去看什么。猪圈是空的，去年夏天养的一头架子猪已经装进村里帮忙办丧事的乡亲们肚子里带走了，几只鸡也陪伴架子猪一起走了，屋后的房檐下吊着几穗被山鼠糟蹋掉的玉米，还有一袭父亲留下的斗笠蓑衣，没有什么可看的。后来我才知道，姆妈是去看埋在山坡上的父亲，她担心父亲躺在那里会觉得冷，犹豫着是否要给新泥蓬松的坟头添一抱柴禾。然后她回来，坐回火塘边。她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告诉了我她的决定。
“再过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吧，”姆妈没有看我，把一双扭曲到完全看不出样子的手伸向火焰，那是风湿性关节炎和漆毒造成的后果，“等喘过气来，我也跟你们老汉走。”
“去哪儿？”我没明白姆妈的意思，抬眼看她。
姆妈没有再说，脸上露出一丝后悔的神情，好像她不该那么说，不该告诉我这件事。我很快明白过来，劝她别那么想，她和父亲不一样，至少还能活二十年，也许三十年都不止。她只有五十一岁，只不过有风湿性心脏病和关节炎，那算不了什么，她不该那么想。
“你们老汉问过我，”姆妈说，“他要是走了，我跟你们谁过。”
“跟谁都行。”我说，“要不你跟我。”
姆妈笑了，样子很满足。我看着空了的糍粑篓，有几粒变了模样的江米黏在上面，看上去有点依依不舍，我忍不住把它们一粒粒抠起来吃掉。姆妈问我是不是还想吃点什么，她去一旁端过一只篾捎脱落的筲箕，让我嗑松子。
那天晚上山风很大，门被拍得直摇晃，咯吱咯吱的，有什么动物在对面的山坳里嚎叫。我猜不管那是什么动物，它一定是个做姆妈的，它在找它走丢的孩子。姆妈后来说到哥哥。她没有埋怨哥哥没有赶回来奔丧，她让老乡捎了信给哥哥，但他连信都没回。她叹着气，说难为他了。她说你们老汉不是故意的，他也没有想到，老大会那么决绝地扭头就跑，否则也不会出那件事了。她说应该老大读书，老二就算了。她说这件事不能怪她和父亲，他们不认识老大的老师，不能央求老师给老大加七分，让他念上大学。我觉得这种话就不必说了。我觉得他们就是认识哥哥的老师也没有用，老师管不了阳光招生，再说哥哥提出过他愿意读专科，只要能读上书，读什么都行，但是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觉得什么都改变不了，不然父亲完全可以从屋后的坟地里爬出来，和我们一起吃烤糍粑，嗑松子。我往火塘里添两块柴绊，再递给姆妈一张纸巾，让她把眼窝里的眼眵揩掉。我告诉姆妈，我已经是四级职员了，也许过年就能转成三级，他们很重视我这个材料专业的高材生；我答应很快把她接到深圳，让她过上幸福生活，但我觉得这样可能不管用。
“她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不拦住她？”哥哥没好气地问。
我看了哥哥一眼，没说话。我拦了，这个我在电话里跟他说过，我只是没告诉他，姆妈特地叮嘱我，不要对他说。
“老大要强。他比你难。你们老汉死了，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姆妈就是这么说的。但我没有明白，要强和难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切都不一样了，那里面包括什么？还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父亲和姆妈，他俩是怎么看他们的两个孩子的。据我所知，父亲和姆妈一直认为我脑子有问题，磨不开，除了死读书，别的什么也不会，老大就不一样，他是他们――曾经是――最骄傲的孩子，也是他们见到过的那座鄂西北大山里最聪明的孩子。我能看出来，姆妈对她的老大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打我们离开家里以后，她一直回避谈到他，一谈到他就叹气，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这样。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愧疚什么。
父亲死了以后，姆妈神魂颠倒，有一段时间走路都走不稳，好像她的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不见了，被父亲带走了。后来好了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她种不动地，种一季野猪收一季，种一季野猪收一季，她没法种，种不动了。家里的房子倒过一次，又倒过一次，谁也说不清那几年的天气怎么那么糟，天像垮了堤坝似的，雨下个没完没了。山洪来得猛，姆妈被山水困在核桃林里，抱着树干哭着喊救命，但是没有人来救她。村里人都忙着在自家地基后抢挖排水沟，即使住得最近的胡大狗，他家离我家也隔着一道沟，水凶得根本过不来，再说胡大狗家和我家关系不好，他媳妇打过我姆妈，她把她打倒在红薯地里，头都打破了，他们不会管她。
哥哥朝巷子那边看了一眼。有一个背包客模样的中年人装作是路过，鬼鬼祟祟走进马路对面的巷子，很快折返回来，埋着头快步走掉。我猜他并不真想在这种时候来找乐子，他要是在旅店里耽搁了，赶不上团队凌晨上山的时间，人们就会报警。
“你说什么？”哥哥问我。
“我什么也没说。”我说。
“那你说什么？”他说。
“你指刚才还是现在？”我说。
“没有用，”他放弃掉，挥了挥手，好像那是一个无聊的话题，“我已经说过了，什么用也没有。”
我们又陷入沉默。
后来我的确那么做了，就在姆妈说过要跟父亲走的话三个月后，我把她接到了深圳。为了安顿姆妈，我从城中村的合租房里搬出来，租了一个价钱相对能接受的单间，姆妈和我一起生活了六个月，那六个月把我熬垮了，也把她熬苦了。姆妈头一次站在“家”里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很紧张，帮我叠堆在床上的被子和衣裳，收拾地上的外卖餐盒和没洗的衣物，做完这些事她就一直站在那儿，不知道再该做什么。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刺激了她，弄得我也很紧张。我说了几遍让她坐下。我说随便，她可以坐在任何地方，或者躺到床上去，但她怎么都放松不下来，直到夜里睡觉前，她才小心翼翼地在床的一角坐下，很累地轻轻叹息了一声。然后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主要是我说，她听，一句话也没插。她死也不肯睡在床上，坚持睡地铺，为这个我们争了几句。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接下来，第二天，还有更多的那些日子，我对她说什么。
过了几天，姆妈下决心出门，结果找不到回来的路。我去派出所把她领回来，她一见到我就抱着我大哭，浑身发抖，不肯松开我。她记不住城中村迷宫似的地形和集装箱似的楼群，分辨不出人头攒动清一色的年轻人，每一栋楼在她眼里都一样，每一个走过的年轻人她都会当成是我，她被那种情况吓坏了。
“学学养宠物的人，你连他们都比不了，你妈养你值得吗？”负责处理这件事的警察非常生气地训斥我。
当天晚上，我给姆妈做了个牌子，写上我们“家”的门牌号码，还有我的名字和手机号码，没几天我就在垃圾袋里看到了它。
“我不该呆在这里，”姆妈木讷地低着头不敢看我，她为这个而抱歉，“我心里发慌，老觉得走得太远了，腿上没劲。”
“再想想别的办法，会有办法的。”我说。
有一次她忘了关煤气，差点儿没把自己炸到天上去。有一次她被房东骂了两个小时，但房东的话她一句没听懂。还有一次她在地铁出口处着急地走来走去，她忘记了自己来这儿的方向，等我找到她的时候，她泪都流干了，委屈地抓着我的手抽搐得发抖，她那个样子就像个得了衰老症的孩子。我们都受不了了，完全崩溃掉，直到我去河南安装设备那次。
“能借点钱给我吗？”哥哥打破沉寂说。
“什么？”我问。
哥哥简单地说了用途。他和夜总会老板的侄女，一个很能干的女人打算合伙包下一个养蚝场，他担心积分入户的政策改变，想加快积分的步伐，而且他大女儿明年就要上小学了，要花钱的地方太多。
“没有。”我说，我的意思是，那些财富巨鳄已经在人们中间形成了很大的恐慌，人们已经受不了了，“我也想跟上时代，不能什么也不干，但那样很困难。”
“我得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我想让焦萍萍去管理养蚝场。她不该那么焦虑，她可以干很多事情。”他说，“算了，我们不说这件事。”
但我不知道我们能说什么。我在想我那个一次面都没有见过的嫂子，她一定被哥哥拼命挤进这座城市的劲头吓住了，也许她从没见过一个男人能有这么执著和疯狂，我在猜她对这件事情怎么想，和这样的男人一起生活她能干什么，在他暴戾地抽过她耳光之后她能干什么。我在想姆妈，她很快就要死了，在此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那次我去河南出差，离开了五天。走之前我特地教姆妈学会了使用煤气，告诉她怎么通过没有红绿灯的过街横道，这样就不用老是等在马路边，无法过马路。等我回到深圳的时候，姆妈已经饿了整整两天，每次她把煤气点燃都会害怕得立刻关上，然后躲到屋外去。她担心煤气爆炸，靠喝水龙头里的水度过了那五天。我真不该告诉她不关煤气的后果，她被这个吓坏了。我去城中村的小食店买了两份鱼蛋和一份汤粉，坐在那里看着姆妈急匆匆大口喝着汤汁，把整粒裹着脏兮兮蘸料的鱼丸往嘴里填，被滚烫的汤汁烫得眼泪直流，心里五味杂陈。那是我第一次观察姆妈吃东西，她差点没被噎着，我在她背上拍了好几下，她抬头冲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我觉得我俩的身份换了个个儿，她是孩子，我是姆妈，但我不是一个好姆妈。
我的第三个女友就是这个时候离开我的。她不相信如今这个时代还有谁会这样不开化。她是从贵州山区出来的，她就能熟练地使用苹果手机软件；她认为我和姆妈在合伙欺骗她，我们在故意为彩礼数的压价制造舆论，这让她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女友那天专门出门给姆妈买来苹果，泪巴巴地削给姆妈吃，说阿姨让我孝敬您一次吧，然后她就和我分了手。女友离开以后姆妈痛哭了一场，把苹果摔了一地。她说自己是个可怜虫，什么也做不了。她说活着比死还难受，老天为什么不把她带走。我劝了她好半天，直到后来发了脾气，她才停止流泪，乖乖地去倒垃圾。
那天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前女友嫁给了我死去的父亲，她吃力地往我父亲的坟茔里搬她的嫁妆。我从噩梦中哭醒过来，发现有什么不对劲。我看见姆妈像一只没有进化好的猴子，撅着屁股在地上爬来爬去，在房间的每个角落里摸索一阵，再离开那儿。她钻进床底下，再困难地钻出来，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借着窗外的路灯，我看清了姆妈手中是什么，那是一只她摔掉的苹果。
那天晚上姆妈和我谈到天亮，以后她就走了。她花了两天时间把我的衣物和被子洗了，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抹得都能直接摆放蒸好的馒头。我觉得对不起她，但也没拦她。我送她去车站，看上去她很高兴，对离开城市回到山里这件事感到满意，而且有点急不可耐。她对豪华大巴有戒备，好像被它的样子吓住了，一直追着我问车票多少钱，能不能换成站票。她不断安慰我，说她想父亲了，她担心开春前野兔找不到吃的，会把父亲的坟刨开。车开走的时候我没有跟着车往前跑，我有一种感觉，那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看见她从车窗里伸着半边脑袋高兴地朝我招手，我没有回应，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恨意。
“她是怎么想的？她完全疯了。”哥哥愤懑地说。
“她没有那种病。”我说。我是指姆妈没有疯，她没有精神方面的病，关于这个我比他知道。
“难道事情还不够？已经够了，别再继续下去了。”他气愤地说。
我没说话。我能说什么？
姆妈回到山里以后，我又搬回合租屋，以后按月给姆妈寄钱回去。不多，但够她买粮食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把我寄给她的钱加上她拾菌子和挖中药换来的钱全都捐给了抱恩寺，在寺里给父亲认下一块功德碑。附近几个村的人都那么做，她觉得她也应该这么做。寺里的和尚为功德碑做法事的时候，她很紧张地守在寺庙外，然后和寺里的杂役一起把那块碑抬到寺院后面的坡地上竖起来。那块碑并不单独属于父亲，如果那样需要捐更多的钱。抱恩寺的老住持很通融，同意把姆妈的名字刻在一大串名字的最后面，这样姆妈就相当于省去了一半的钱，她为这个高兴了很久，趴在台阶上给老住持磕了好几个响头。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很生气，姆妈为什么要捐那块没来由的功德碑？那些菩萨管过姆妈和父亲的现世吗，管过我家祖宗们的来世吗，他们怎么能够胡乱收人的钱？菩萨管不了，人们也一样，人们根本就不管，姆妈有一段时间病得大小便失禁，胡大狗在下山的路上安装了孔明枪，他们差一点要了下山抓药的姆妈的命。山里没有社区医疗站，政府的禁山政策让啮齿类动物疯狂繁殖，玉米和洋芋常常在一夜之间就被野物糟蹋掉，保险公司从来没有光顾过大山深处，这些事，没人管。
但我并没有回去找报恩寺的和尚讲理。请假会影响我的晋职，回去一趟还得破费不少，想想这些我就忍住了，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了百了。姆妈就是这么给我说的，她在山下的镇子里拨通了我的电话，告诉了我她最后的决定。说那个话的时候，她没有一点难过的样子，还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好像这是她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事。她那句话把我呛住了。
我回过头去找姆妈。她不在海堤边，不知去了哪儿。我想起第一次她对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我们刚刚处理完父亲的事，坐在火塘边烤糍粑，火塘里的火焰往上蹿，像是想要从火塘里逃开，我把矮凳往姆妈身边挪了挪，搂住她的肩膀，轻轻摩挲她的背，除了这个我什么也做不了。姆妈的背有些佝偻，她还不算老，严格说她只是个中年人。我在想她年轻时候的样子，那个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她肯定年轻过，在没有生哥哥和我之前，她一定像朵美丽的番红花，那个时候她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叹息，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决定一了百了，结束掉自己的生命？她坚持了两年，现在她不打算再坚持了。
“焦萍萍太不懂事，她越来越不懂事，很快我就会解决这些事。”哥哥生气地说，他说话的时候把蘸料碟子打翻了，为这个他更加恼火，“他们别想阻止我，我一定得把分积满，没有人能把我从南澳赶走。”他脾气太坏了，看上去比原来更坏，这方面他没有什么改变。
摊主很快送来新的蘸料碟，还用塑料圆筒里的纸巾擦干净放在一旁的金属手杖。其间哥哥起了一次身，走到巷子当中，和路过鱼鲜码头的两个中年人用本地方言说话，主要是和两个人中更富态的那一个说。哥哥两只手交替着掩住裆部，在富态的中年人面前显得很卑微，这和他之前的表现完全不一样。以后他就回来了，气不打一处来地坐下。
“官二代。”他不屑地说，“他爸爸是街道办副主任，他也是，下一届就轮到他接班，靠这个他们能把人变成狗屎。”
哥哥和自己的老板飚上了，和夜总会的客人飚上了，和街道办的官员飚上了，和他遇到的所有人飚上了。他总是败下阵来，然后拖着一条瘸腿跳到一些紧锁眉头的女人床上渲泄怒气。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他从不和那些女人鬼混，而是非常认真地要求她们像他一样，他们之间谈点什么。他让她们坐在他那条瘸腿上，要求她们目光专注地看着他。
“看看这条可怜的腿吧，想象一下它有多脆弱。”他含着眼泪向那些女人歇斯底里地大声喊叫，然后不要脸地痛哭起来。
我不知道哥哥经历了什么，他刚满三十岁，三十多一点，可是脸上已经堆满了沟壑，看上去比耳顺老人还要老。南澳很好，南澳是深圳的后花园，这里的原住民都是幸福的人，哥哥肯定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差不多已经攒满分了，但看起来他离幸福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不知道他在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他怎么会把自己搞成了这样，我们之间从来没交流过这些事。
“没完没了，就是没完没了。”哥哥说，愤懑仍在，“你让我怎么办？我不可能和每一个人说清楚，不可能去守住谁，谁也守不住，她是怎么想的，她为什么要去死？”
有一阵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喝酒。后来我们又要了四瓶酒，继续喝。没加菜，菜够了。我有点后悔没有点窑鸡，那是南澳的特色，但是够了。我知道问题不在这儿，我知道哥哥他还是记恨父母，他们把盖新房的木料卖了，把家里能够凑出和借到的钱全都给了我，也许那个时候他们能够做点什么，比如让哥哥也读书，读一个专科学校，而不是只供我一个人读书；也许他们该分出一部分钱，比如五分之一或者再多一点，让哥哥在离开家乡的时候不至于空着两只手；但也许他们从没那么想过，没敢那么想，想也没用。这件事情我没和父母交流过，我不能肯定，当时我一门心思只想离开那座大山，只想带上足够的学费而不至于让人笑话，那个时候谁要阻拦我，我什么都能做出来。
“我他妈一辈子也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儿子。”哥哥发狠地把酒瓶子墩在桌子上，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再摇了摇头，就像他永远也想不明白，只是希望彻底摆脱掉什么，然后那件事情再与他无关了似的，“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和那个生活完全无关，他们是被扔进池塘里的蜻蜓。”
我知道哥哥在说什么。小时候他是我们那座鄂西北大山里的名人，他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的作文写得非常好，学校的老师总是拿他的作文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有一次他有一篇作文在县里的报纸上发表出来，那一次把我们一家人吓坏了。我还好，主要是父母，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们的老大要在报纸上写那种话，他们的老大满腹忧虑，对从来没有去过的世界刻骨铭心地念叨，这些奇怪的念头让人弄不懂，它们都是打哪儿钻出来的。
有一段时间，父亲担心他们的老大走火入魔，不允许他再去学校，让他在家里砍青杠树，等冬天到来的时候，家里就有柴禾烤火了。那一次父亲揍了哥哥，他把不该砍的树给砍了，而且留下了过多的树桩。父亲气得浑身发抖，他刚被林区管委会罚了款，他用捕狐夹捕捉到两只兔子，拿到山下的镇里去卖，被镇上的人举报了。林区管委会的人说那是华南兔，国家三级保护动物，为这个家里被罚得一个子儿也没剩，但这样已经不错了，要不是管委会手下留情，父亲得坐三年牢。父亲始终想不明白，他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座大山里，他们猎过虎、套过熊，到了他这儿他就不再是这座山的主人了，连兔子都不能捉，捉了就得坐牢，他想不明白这件事情。
父亲揍哥哥的时候哥哥本来想还手，但他不是父亲的对手。他手里握着一根青杠木，全身发抖，眼里满是委屈和仇恨，然后他丢下青杠木扭头跑掉。他没能跑出多远，就撞到一棵他不久前砍掉的树茬上，断掉的树茬深深扎进他的大腿，他当场晕厥了过去。
哥哥伤好以后落下残疾，成了瘸子。再以后他离开家，我在半道上追上他，送他翻过五指梁。他在路上一句话也不说，脸色严肃得可怕，我被他那个样子吓住了，不敢跟得太近。后来他站下来，不看我，看更远处的黛色的山。他说，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以后你为他们送老吧。他说完那句话以后就走了。我站在那里，看着他拖着一条瘸腿急匆匆消失在山路尽头，我知道那就是他想要的，他不会再回头看我一眼，我为这个难过了很长时间，并且为我没有把他送出更远而始终心存抱歉。
哥哥去了县城，但没能在那儿呆多久。他瘸着一条腿，什么手艺都没有，人家不会让他写那种不切实际的作文，他这样在城里完全混不下去。后来他回到学校，但再也不写优秀的作文，而是到处找人打架，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狠角，在这方面他可以说素有天分。朱老当带着两儿一婿气汹汹到学校闹事那一次，学校完全失去了主张，老师们躲在宿舍里不敢出来，学生娃哭喊着到处乱窜，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朱老当跪下，求朱老当放过学校。哥哥出现在教室门口，脸色铁青，手里提着两把砖刀。他把砖刀用力劈下去，在场的人发出呀的一声。他不是劈朱老当和他的一儿一婿，是劈他自己，他那条瘸腿。当他拖着血肉模糊的瘸腿不要命地向朱老当扑过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事情应该结束了，不然谁都讨不到便宜。
我在想，要是我也是个瘸子，我的一条腿给废掉了，在我的兄弟去城里读大学的那一天，我也决绝地离开大山，把自己交给莫测的命运，从此以后拿那条腿瘸来赌未来，谁要拦着我，我就把砖刀往大腿上劈下去，把那儿重新劈得皮肉绽开，要是那样，我会怎么样，会不会活得像个人样？
“你是不是觉得没帮她死，你对不起她，心里过不去？”哥哥喝了一气啤酒，不怀好意地问我。他已经喝了七八瓶酒，看上去已经到量了，“别没完没了地说，就说一次，一次就够了。”他去捉一只在瓶嘴上挣扎的木蠹蛾，没捉住，放弃了，“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我们应该帮，做儿子的应该帮助自己的姆妈去死，不帮就不对？”
我没有回答他，回答不了。我在电话里简单和他说过姆妈是怎么想的，话有点语无伦次，但还是说了。姆妈在镇上拨通了我的电话，她告诉我，她觉得活得很难，没有什么意思，不想活了，她想了断自己，去找父亲。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然后她就解释，越解释越乱，最后连解释都解释不下去了。我猜她觉得这么做有点对不起我和哥哥，她得先和我俩打个招呼，要不然她连这个都不会说，对谁都不会说。而且她不知道该怎么了断，用什么方法了断，她希望我，希望我这个做儿子的替她想个办法，最好能直接帮助她了断，这样她就不会因为想不出办法而茫然了。就算那样，她还是放心不下我们。
“你们现在过得不错，很多事情姆妈帮不上了，要能帮姆妈一定会帮，但帮不上了。”姆妈说那句话时非常难过，她主要是为帮不上我和哥哥难过，而不是我拒绝帮助她去死，拒绝替她想个死的办法难过。我把电话举在耳边，听着大山里的风通过电话皮线嗖嗖地传过来，不知道能够说什么。姆妈感觉到了，她叮嘱我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哥哥，别告诉他她打算一了百了，“他会恨我，恨你父亲，他从小就这样。”
姆妈说得对。她了解她的老大。哥哥从小就聪明，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事不是一了百了能够解决的，这些事谁也帮不了谁，爹妈和儿女也帮不了。
但她是我们的姆妈呀！她要死了，不是病，是自己了断！在我拒绝帮助她了断之后，她不再央求我，说她会自己解决。她提到喝农药，但嫌那样脏，会带一身药气，因此连累父亲，让两年没见的父亲不安。上吊她也不愿意，担心样子不好看，吓着父亲。她最后选择了跳崖，她希望等她了结之后，我能去山崖下找到她，为她收尸，把她摔碎的身子缝合起来，葬在父亲身边。寿衣她早已为自己准备好了，用我给她寄回去的钱，她在捐给报恩寺的时候留下了一小部分。她只需要我做一件事，去山崖下找到她，别的不用麻烦我。
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既阻止不了她自我了断，又不能回到大山里为她收尸。还有哥哥，我们只是在谈论这件事，而且连谈都谈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年轻保安，是哥哥手下的，可能是刚复员的军人，穿一身黑色高仿特种兵制服，领带打得十分整齐。他小声向哥哥汇报着什么。哥哥要他去通知人，带上家伙。年轻保安匆匆离开，是按队列姿势转身走掉的。然后哥哥说他要去处理一件棘手的事。
我在哥哥站起来的时候拦住了他。我告诉他，我还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天才亮，我能等到那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这些年我存了一些钱，不多，也可以说很少，包下养蚝场肯定不够，但我愿意把钱拿出来，借给他，只是他得回到山里去替姆妈收尸。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看着我，我觉得他看我的时间比我俩做兄弟的时间还要长，然后他什么也没说，一瘸一拐地朝海堤走去，站在那里朝大海里撒尿。
破晓时分，海面上浮着厚厚一层雾气，海湾里有几艘船，船上亮着忽上忽下的灯火，凭这个就知道大海一夜都没有入睡。我看见了姆妈。我看见海光一晃，姆妈出现在海堤上，她犹豫了一下，朝哥哥走去，看上去她想对他说点什么，对她的老大说点什么。她走近她的老大，冲他张了张嘴，但她的老大没有理她，系上裤子拉链，穿过她的身子径直走掉了。
我觉得心口狠狠地被戳了一下。我觉得我的身子被什么洞穿了。我在想，接下来我怎么办？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会把存折里的钱全都取出来交给哥哥，他不能光是一次次往外抽自己的血，抽一次挣几个积分，然后脸色苍白地回家揍嫂子；他需要安顿好她，需要与生活和解。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在我去土耳其之后，他能够改变决定，回去为我们的姆妈善后。至于我自己，我和哥哥不一样，我一直没有在是否还愿意回到山里去这件事情上动过脑子。我以为我会回去，至少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会回去。可是，父亲死了，姆妈也要死了，那栋早已破旧的木头房子很快就会被野草和爬虫类动物占领，很快就没有人再会找到它，要是这样，我就真的回不去了，回去也没有意思了，那个和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那个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就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但这个念头并没有要我的命。至少来说，我的生活刚刚开始，那个念头还没有那么强烈。
脑门发亮的中年摊主过来。我们要了四个菜，喝了九瓶啤酒，酒菜钱不贵。我接过找零，撑一下膝盖从小桌边站起来。这个时候，一个女人不声不响地贴到我身边。准确地说，是个女孩，最多十四五岁。她问我玩不玩一下。我说你是鄂西人吗？她笑了，说原来是老乡，那就便宜你，给你打折。我说我没有钱，之前有，现在没有了。我俩站在那里说了几句，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的事情，然后女孩冲我扬了扬手，离开了。
天快亮了，码头上人多了起来，各种嘈杂的声音在那里响起；一个光着上身的汉子在大声叫喊着什么；几辆拉鱼鲜的小货车晃着脏兮兮的大灯从远处驶来；一只睡意惺忪的狗从巷子里走出，在海堤边停下，漫不经心地朝海上看了一眼，转身离开。我向海堤上望去。姆妈还在海堤上。她肢离破碎，隔着整个家乡默默地看着我，我看不清她的脸，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换了一只脚支撑自己。我会等待哥哥处理完他的事，把我的决定告诉他，然后我就离开。
——2014年第11期《新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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