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介绍并论述了欧美及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环境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及其工作。其部分工作体现了其综合性、前端性、支撑性、服务性。国情不同，相关事务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他国以环境为资源，用数据科学的思想、方法对环境资源进行统筹、分析、挖掘，其实践思路和实践也许有借鉴的可能。并指出，我国在借鉴之中，或可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社会盈利与非盈利组织之间、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合作，通过数据公开、数据共享，从而降低成本，进行数据挖掘、利用，协力解决环境与人和谐共生问题，同时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体现数据来源于自然、来源于人；同时形成数据资源这一新资源，保护并服务于自然与人。本文对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五个国家环境部门的职能进行了初步梳理。因其国家体制、体量不同，其发展阶段、发展目标不同，所以工作内容、工作侧重点也有不同。但其主旨目标都为“保护环境，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只有充分的认识到：环境就是资源，好的环境激发正面的审美和经济价值，差的环境激发解决问题的潜能，都将形成新的精神层面、经济层面的贡献，才能正确的对待数据公开、共享、应用。才能实现环境资源和数据资源的融合，以数据科学促进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分自然环境和人化环境，前者包括水、土、气、生等；后者则侧重于人对自然环境的干预。脱离了自然环境谈人化环境，无异于不了解、或者无视本底状况、特征、特性，导致在“人化”过程，即开发、利用、保护、恢复过程中陷入盲目状态：或不知如何有效组织、利用自然资源，使得部分区域一直深陷贫穷（我们必须得承认，虽然智力、政策、资金等都是进步的动力要素，但欠发达区域的初级发展大多还是基于当地的自然资源情况，同时辅以其它因素）；或急功近利，突破资源承载力极限，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诱发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脱离了人化环境谈自然环境，也就是将人类活动和自然对立起来，将保护和开发对立起来。或陷入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出于文化偏好或某种政治原因一味追求“蛮荒”、“原始”状态，罔顾人类正当、合理的需求，忽视或无能力顾及、挖掘、发挥环境的资源特性，阻碍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福利。或造成了部分区域贫穷怪圈的形成，资源初步开发——经济略有发展——盲目、激进的环保举动——整体衰退——贫富差距加重——社会动荡。总之，从资源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环境的认知要始终聚焦于环境的资源属性，资源意味着价值：或提供精神价值、或提供经济价值，经济价值中又包括人类健康以及经济健康；两种价值不能偏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寻求两者间的平衡而非是绝对意义的取舍。在对环境的资源属性的认同基础之上，不同国家的环境部门担负了不同的责任，实施不同的措施。英国环境、食品及乡村事务部肩负着保护自然环境、为英国食品及农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以及乡村经济繁荣提供支持的责任。该部的目标是释放食品、农业、自然以及乡村的经济潜力；保卫环境；保障民众安全免于洪灾、动植物灾害以及其它灾害。其职责呈现跨界和收敛的双重特点。就跨界而言，其在从事环境保护的同时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农村”问题，并涉及农产业的产出尤其是食品质量问题。就收敛而言，其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式开发，更多的直接助力于农业；而对工业等产业则侧重于监管。以上，英国环境部门定位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在于：该部对环境充分认识、保护、开发，将其环境资源转换为农产业、农村事业乃至英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环境部门必然是一个先导支撑部门。它行动在产业发展之前，其服务贯穿于产业发展中。 美国环境保护署则宣称，其使命在于基于可获取的最佳科学信息，公平、有效地保卫民众健康、保护环境，免于风险。对于美国战略而言，环境保护是一个通盘考量，从领域而言，涉及自然资源、民众健康、经济发展、能源、交通、农业、工业、国际贸易，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须对这些要素进行关照；从社会结构而言，须保证社会的所有部分——社区、私人、公司，以及州、地方和部落政府——能够获取丰富、确切的信息从而高效参与；从效果而言，环境保护使得美国社区、生态系统葆有多样性、可持续性以及产出的经济性；确保美国政府在世界环保中扮演领导角色。以上，美国环境部门的工作有三个特点，一与其它部门紧密联系，实现环境资源的多重价值；二则充分与联邦制以及民间事务相结合；三则环境保护是美国世界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因此，美国环境部门强于对内对外的对话以及有意引导。德国国家环境、自然保护、住建以及核安全部的职责与其名称相吻合，为其一系列事务负责。其工作包括促进立法和签署文件；为新技术研发、市场化应用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国内部门间以及国际间合作。同时积极扩大民众参与和接受度，广泛开展线上线下推介使得行动和政策更为透明，以鼓励民众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扮演活跃的角色。以上，德国环境部涉猎范围较广，其范围暗含着德国政府对于环境的认识，即环境保护与自然保护之间的统一性；环境与人居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协调性；环境对核安全的敏感性和依存性（也可以扩展为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全民参与对环境保护的必须性。因此，德国环境部对于民用事业，凸显出服务性；而对于风险事业，则体现防控性。俄罗斯国家自然资源和环境部负责制定或参与并执行公共政策和条例、国际协议。从执行层面而言。其一，对自然资源进行研究、利用、恢复以及保护，对象为土壤、水体、保护区内的森林、动物及其栖息地、狩猎区、水文气象以及相关领域。其二，负责环境监控和污染控制，其中包括生产和生活垃圾管理，放射物监控和控制等。其三，进行环境评估。以上，俄罗斯环境部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资源为导向开展相关服务，引导、支撑资源价值实现。一部分是以监管、防患于未然为主。总体来说，俄罗斯环境部的涵盖范围较以上国家为窄，与其它部门的交叉性不明显。但其对自然资源的实践，在各国，都应是环境工作的基础、先导工作。日本环境省则致力于构筑循环型社会；鼓励并引导社会主体自发参与环保活动；预防化学物质对人及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努力打造清洁生境；实现自然和人类的和谐共生；构筑国家和地方在环境行政方面的互动关系。以上，日本环境部门的工作重点显然与日本国情有关，其资源的匮乏决定了其对资源必须谨慎而高效的利用。既不能无须开发，妨害民众健康；也不能采用传统粗放式开发，导致资源枯竭。循环技术的应用是日本环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各国环境部门工作主旨基本一致，但工作各有侧重点。但都毫无例外，将环境视为资源；围绕资源，确定实践路径以实现其价值。只有如此，环境部门才不会被单纯的视为监管部门，而被视为决策先导部门、建设协同部门、效果评定部门，被视为直接而非间接对国民经济有贡献的部门。自然环境资源与人化环境资源的合法、科学、合理、有效配置，是环境部门践行其“保护与发展”一体化的基础和保障。资源一直存在，而对资源进行工作，首先需厘清资源本底；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制定路线、进行保护—开发一体化作业；实现人与环境双重可持续发展。这一系列环节，都离不开数据。对数据的需求，既是全链的，也是立体的。既需要将针对环境资源的研究、决策、行动、评估等全过程的数据整合；也需要将全过程所涉及的其它领域相关数据进行整合，才能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最优化。上文介绍了一些国家环境部门的职能和主旨。对应于其工作目标，一些国家在数据方面做出了较为优秀的工作。这些工作也许并非完全适宜于中国国情，有的可能不属于中国环保部的工作范畴。在此引介，只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该国在“视环境为资源”的基本理念之下，如何通过数据服务，有助于环境资源实现其价值。2015年1月22，“数据公开”活动的领袖们在华盛顿聚会，与美国环境保护署就“数据公开”问题进行讨论。美环境保护署认为，对于该署数据公开的努力，是一个极好的同行评议机会，该署数据资源允许公众访问从而促进了商业探索。公开的数据包括：环境气体要素数据，数据来源于各种数据库，并且带有经纬度标识。此外，相关设施以及设施地点信息都已提供。温室气体数据，该数据库向公众、政策制定者以及相关方提供实时精确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以促使节能减排。气体排放数据，该数据库主要针对美国空气污染情况。该数据源于多个空气污染监测站点，包括发电厂、钢厂、大学。此外还有有害射线检测，以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何种防护措施。陆地状况评估、清理以及再开发数据，针对各种环境活动该系统给出数据报告，并发布基金、职业训练、合作、项目进展等讯息。有害废弃物数据，该数据库包括有害废弃物本体数据以及针对有害废弃物的管理数据。污染地数据，该数据库包含以往突发事件、喷发、泄漏、不恰当弃置对陆地、水体（地下水和地表水）、空气（室内和室外）的污染数据。对未被控制的有害废弃物堆场进行定位、调查以及清理。而有害废弃物的产生者、运输者、处理者、存储者、丢弃者需要就他们的行为向美国环境署提供信息。此外还有专门工具，显示美国哪里有污染或污染已被清理。有毒物品排放清单则对超过650种有毒化学物品的管理进行追溯；同时生成报告，含有各种信息，并且以特性、化学性质、地理区域、产业代码、报告年度等维度呈现。此外，允许查询1987年以后的所有提交给环境保护署有关有毒物品的数据、表格。水数据则源自以下系统：综合法规信息系统，该系统向联邦司法系统提供数据。其中包括司法协助、司法监控和执行，并支持对相关司法行为进行追踪。水信息收集系统将服务于10万或更多的人收集上传水样本，并提供了1997年7月至1998年12月共18个月水源地微生物情况、水处理等级情况。而许可系统， 可以查询哪些公司取得了污水入河许可，及其许可的时效性。安全饮用水信息系统，则包括公共饮用水信息，以及饮用水违规信息。机构搜索系统，提供了所有者、运营者、许可持有者、责任方、企业、母公司、责任公司等信息。此外，还包括执法历史在线系统、资金一体化管理系统、地方信息系统 、地图表达系统等。对其在数据公开方面取得的成绩，或可引用美国环境署一位高级职员的看法，他认为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①优秀成员；②领导层面对于社会对良好的数据服务的需求有先见；③在向公众开放并提供数据服务之前，内部进行了演习；④将地理空间系统作为数据标准化的表达格式，因为人们需要对所在地数据进行立体、可视的感知。2.3?英国环境部门的“数据革命”与德国环境图书馆英国环境、食品及乡村事务部是英国政府中数据量最为丰富的部门,尽管大部分被隐藏起来，这些数据有着几十亿英镑的价值。2015年6月29日，该部新部长宣布该部将公开数据，授予从事食品、种植、环境行业的民众使用权限，基于这些数据进行思考、评估风险，构造盈利的商业模式；同时，数据的开放将有助于政府更高效地开展事务和服务。从而为社会事业和乡村经济创造机会，同时改善自然环境质量。她指出，未来的12个月，该部将公开8000余套系列数据。在畜牧方面，英国进行了新动物疾病检测服务，该数字化服务允许兽医和相关工作者在线查询测试状态和结果。在种植方面，英国已有150 000个全球案例记录，并且创立了农作物受到害虫/疾病威胁时的前哨预警系统。在遭遇鼠灾时，卫星数据识别了损坏的30 000英亩庄稼，几千户农民通过共享数据应对并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灾害爆发。在食品消费方面，英国公布了历史久远、数量庞大的一批数据。1940年，英国发起国家食品调查，起初是为了观察城市工人家庭日常饮食，然后逐步发展为对国内食品消费和所有家庭日常消费连续抽样调查。发布的开放数据自1974年到2000年。每年有一个标准的数据表格，其中包括日记数据（食品购买记录），家庭数据（家庭位置、家庭主人的职业），在外就餐数据，客人来访数据，个人数据（年龄，性别，职业等）。由此可见，从政治层面而言，该数据库在分析英国社会发展、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等方面将起到极为强有力的支撑；从文化方面而言，该数据库将会对英国的审美传统、消费传统进行定量分析（当然，定量分析必须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奠定基础；从农产业层面而言，该数据的精细化程度之高，数量之大，可以用来指导针对消费差异性的精准差异化种植，做到真正的按需种植，避免了产能过剩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在环境保护方面，6个项目致力于通过卫星对地观测数据的分析，用于促进水质的提升、生物多样性的改进以及森林与林地的管理。项目之一将进行“生命地图”描绘，勾勒自然景观特征，比如草地、沼泽和林地，有助于更好的管理自然，改善授粉、减少水土流失等。除了该项目，英国环境部门还将开展长达25年的针对生态的监测以及监测数据公开共享工作。英国环境部门指出，目前为止，已有11007套数据公开，该部的开放数据已占政府总开放数据的1/3以上。英国环境部门官员指出，开放数据的动力是在英国环境部门里启动的数据革命。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这么解读，开放数据固然是世界大势，也是社会各个群体以及个体的呼声，但需要来自政府内部的呼应，有时甚或是发轫；英国环境部自身对数据的理解较为深刻。他们指出，数据及数据的有效利用，是明智的工作方法的核心，是政府所做任何事情的核心。由此，该“数据革命”才能爆发。其数据大多由环境工作者和义工提供。环境部门官员希望，一则形成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培养数据驱动型决议的土壤和传统。二则搭建网络代理机构和数据传送间的桥梁，促进商业机构、慈善机构、个人等使用公开数据。对于数据公开、数据共享、数据应用的前景，英国环境部门就两个维度做出展望：首先，从经济方面而言，英国商业参与到数据利用，不仅可以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将为全英乃至世界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环境大臣认为数据发布可以带来70亿英镑的经济增长。此外，就行政层面而言，数据为政府部门节省了大笔开销；并为其规划和决策提供支撑，形成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以数据帮助大众，服务其做出好的公投决定，以影响政治走向。但同时，英国环境部门指出，开放数据只是个起点。下一步工作着力于推动新的数据开放，促成更多部门加入。根据用户反馈不断改善数据质量，以确保公开的数据能够为满足用户需求而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对于数据工作的评估，英国环境部门一方面在2001年开发了数据成熟度模型评估和跟踪数据工作的进度；一方面依靠Barometer第三方评估,该公司对国家和地区在数据标准、数据开放和数据发布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量化分析，“开放数据晴雨表”排名成为一个判定政府发现数据价值、推动透明高效服务的重要基准。德国在数据共享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工作，德国联邦环境局为环境部提供支持，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告知民众环境问题。为此，联邦环境局提供了大型数据库访问权，定期发布“环境状态”报告，并且管理了一个德语国家最大的环境图书馆。以上，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都在数据开放、数据共享、数据应用等事业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虽各有偏重，美国更偏重于民众的查询监督，英国更偏重于数据的商业利用，德国偏重于宣传——舆论——教育民众——促进立法。但是，其基本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将环境资源数字化，将数字数据化，将数据资源化，对社会公众开放，在开发中发现、培养、萌生新的政策、产业增长点，即通过对数据资源的理解而把握环境资源，从而实现环境资源的保护式开发，可持续性发展。也就是说，环境部门贡献、共享、利用数据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监管、制约、制止、惩毖相关针对环境的破坏行为，更在于保护、褒奖、激发、服务针对环境的挖掘人与环境和谐共生潜力的行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发展，是环境部门的终极责任——某种程度的限制也是为了发展！如同环境资源的统筹过程要注重开发（资源承载力）和保护（生态红线）并举，数据资源的开发也需要虑及“边界”、供需等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环境管理、亦或是数据管理，其实质都是资源管理，资源的管理其实核心逻辑是一致的，都存在精神层面（“边界”）和经济层面（供需）的双重考量。而长期看来，“边界”问题也会影响到“供需”问题。在各国环境部门推进数据工作时，大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降低风险。有人宣称：小数据威胁少数人，而大数据威胁每个人。隐私、安全、平等是数据公开的边界，是数据公开的“红线”。不管有意或者无意的侵犯，都将使所涉个人和数据工作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且，随着数据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数据事业的广泛开展，已经有人指出，风险的规避和降低，是数据公开者以及数据使用者的责任。面对这样的归咎，谨慎是必须的。国外环境部门为确立环境数据“红线”，推进了系列措施：首先，厘清界限、隐私评定。有些数据不仅有助于环境部门工作，也对社会有益，但可能严重侵害隐私，就必须进行严格的数据脱秘。而有些数据则处于灰色地带，即在某种情况下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这种风险往往是隐藏的、潜在的，不易被觉察；而正因如此，则需在各个环节中进行额外的工作，在尽可能的保障数据的最大潜力的同时降低风险。其次，形成标准、注重程序。危及隐私、安全、平等的风险是大数据被接纳的障碍。形成对以上各项的认定标准，形成对其数据的处理标准，对于缓解风险非常重要。此外，来自环境部门多个项目团队建立起稳固的内部程序，形成清晰的路线图；发布数据时，附带隐私影响评估。 完备的预前、预后措施能一定程度抑制风险，且一旦风险既成，也可降低危害。当然，以上工作是交织在一起的，并无先后、轻重、缓急之分。对于风险的判断和敏感性，既要保持人类固有的“同理心”，同时严格遵守制度，才能在最大限度内防患于未然。而环境部门进行数据工作的另一个巨大挑战则来源于“供需”，这里的“供需”不仅仅是交易的数量,还包括交易的质量、交易的通道等。只有“供需”处在富有活力的动态平衡之中，数据才会形成良好的闭环，源源不断的生成、传播、利用、再生成，才会成为环境资源统筹的支撑和核心，成为环境部门引导与其它产业部门协同作战、甚或凭借其对资源的充分理解做出产业发展预研、促进产业繁荣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国外环境部门在“供需”问题上力求突破。首先，形成奖惩，破除特权。某些部门将数据视为特权物，唯恐披露会对其声望和利益有影响。此外，一些科学工作者认为其对数据拥有知识产权，公开数据有损于产权保护。对此，第三方数据评估工作十分重要，数据公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及实际和潜在的价值应成为部门及个人工作业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相应的奖惩措施，以促进数据供给。其次，正视传统，查漏补缺。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官员指出，在严格评估和存档之下的一些传统数据没有进入大数据领域。对此，则必须厘清，到底是数据搜集者的视野所限，忽视了传统数据、历史数据？亦或是传统数据的管理模式与数据开放共享的理念相违背，造成了文化、机制障碍？对于前者，则需加强数据工作者的工作素养，同时加强团队人员的多样性、互补性。对于后者，则需以制度改革带动文化革新，使得传统数据焕发新光彩。再次，注重应用，提高效率。有NGO机构指出，以往的数据应用往往局限于发表论文，而在实际中难以见效。此外，标准缺失使得数据的统一、协调、集中在全球尺度上表现欠佳。而数据的重复利用率差则与数据的丢失、遗弃以及未曾共享而造成的一次性利用紧密联系。同时，由于数据分析费用极高，荷兰政府就有关于建议在其它领域应用大数据，而非在环境领域，因环境领域投入产出比过低。以上问题的解决，则必须以数据开放、数据共享为基础，只有开放、共享，不同的从业者才能找到不同的数据兴奋点，共同商定切合实际的数据标准，在此标准之下共同作业，激发出不同的产业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数据的重复利用率自然就会提升，而数据工作的整体费用将会降低，性价比将会提升。总之，正如Alan Keeso所指出，对于社会而言，大数据的美妙之处在于生成有益的视角与产品，服务于辉煌的价值。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是促使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建立更为完备、科学、人性的法律、机制和文化，以保护人的全面、平等、安全的发展。提高性价比的最好方式也与之相同，依然是公开、共享、应用，从而形成以数据为发现问题、以数据解决问题、以数据提出新问题的发展模式。而这模式背后，是充分的公开、共享、充满好奇心的探索和务实的应用，这与科学探索的宗旨也一脉相承。中国环境部门在大数据实践上已经取得了较为瞩目的进步，从国际热点的全球变暖到国内民生的雾霾预警，从研究层面的成果发表到实践层面的产业创新，成果颇丰。但是，仍需要认识到，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困难、挑战，在我国同样存在。只是表现方式、侧重点、影响程度有所差异。而发达国家在数据方面的推进工作，或许无法、也无需全盘借鉴，但其数据开放——共享——全民利用——商业模式——促进经济的逻辑则是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上文对发达国家数据事业的论述，对于发达国家在数据事业推进中境遇的总结与分析，希望对于我国也有所帮助。自然环境是作为不接分割的整体而运动的，不分国界、不分部门、不分学科；因此，我们以之了解、分析、保护、开发环境、并实现与环境和谐共存永续发展的数据，也应是不分国界、不分部门、不分学科的。数据的融合就是部门配合；数据的呼应就是学科响应；数据的互为支撑就是产业及其产业相关法规政策、机构、机制的互相支撑。环境部门或许可以数据共享切入至产业共建。以数据资源认识、发展环境资源，以环境资源引导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繁荣应该是环境大数据的真正贡献所在。为此，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以下的工作：首先，确立并完善开放、共享的数据保障措施。第一，在法律层面，对大数据的公开、共享、应用进行立法；在机制层面，对其进行源于规章制度的保障；在运行层面，对其进行严格的程序规范，以及有效的奖惩。第二，在第一的基础之上，厘清各个组织（环境NGO组织，着重民间工作；咨询公司，数据管理和分析形成其典型竞争力；公司，社会责任功能往往蕴藏于环境保护效应中；国际研究机构，专注于研究，数据分析因其领域而异；政府，许多部门有开放数据的初衷，但较为保守）的特点，在共同推进环境大数据的工作中扬长避短，形成不同的为政府所保障、为社会所认同的分工和协作程序与机制。第三，意识到数据的工作高效开展需要流程、技术、管理全方位的制度保障，不能偏废。其次，建设面向全体公众的数据话语体系和参与渠道。第一，从技术层面上而言，厘清含义、参数、标准。许多机构在进行其数据工作时，没有使用同样的话语体系，致使沟通成本过高，造成无谓的壁垒和浪费。第二，要认识到，技术体系的同构其实蕴含着理念的同构，蕴含着政府部门内、部门间的合作；尤其重要的是政府与民间的合作。开放、共享、共同开发，不仅意味着数据的众包模式以及共享经济的形成，也意味因为数据源的公共化，在环境保护式发展、发展式保护进程中，实现了人人可为之的机遇的公平性。因此，通过移动端app进行民间合作，促使人们更好的搜集民间数据与官方数据进行耦合，激发民间的创造力，创新商业增长点，是英美最为关注领域之一。最后，形成积极务实的数据事业推进路线。第一，重视现有数据的整合、整理、分析、应用，避免数据建设项目的浪费以及数据本身的浪费。第二，形成以数据应用为导向的数据事业发展策略。在关注数据采集、公开的同时，更关注数据共享模式如何与数据应用相配合促使发展。第三，向相关政府部门、大小企业、民间机构、个人征集相关环境问题及环境问题解决方案，将问题数据库与应对数据库耦合，积极推进，逐步解决。第四，构造一个坚实而富有弹性的数据系统，将数据服务长期化、稳定化，机动地伴随数据生长，敏感地呼应民众需求，这才是最大的胜利。第五，最大程度、长期动用各种信息手段，消除政府、自然环境、专业人士、普通民众之间的关于环境及相关事务的信息鸿沟，使得不实数据、不适数据带来的社会不良影响降低到最低水平。以上各工作互相渗透、互为依靠，并无主次先后之分。总之，在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分析中，以及对我国的关照之中，笔者更为坚信，只有明确：环境数据公开的目的是为了环境数据的利用，环境数据的利用是为了培育新的社会全面发展增长点，并建立起广泛的数据合作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才能真正有助于环境部门的工作推进。孙九林（1937—），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工程院院士。
（特约专稿）孙九林，任博：《以他国为例兼论数据促进我国环境部门资源整合与开发》 （专题导读）《推进环境保护大数据发展的思考》 （专题导读）任子平，许福成：《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周宏春：《加强顶层设计 以精准数据支撑环保决策》 凌江 等：《以大数据驱动固体废物管理创新的思考》 曹立平：《大数据在移动执法中的应用》 吴力波 等：《基于智能电网大数据的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排放特征研究》 李剑：《内蒙古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傅毅明：《大数据时代的环境信息治理变革——从信息公开到公共服务》 （原文标题：以他国为例兼论数据促进我国环境部门资源整合与开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