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统计一份科学——不科学统计的表现、原因及其启示统计是一门科学。无论是开展统计设计、调查、整理和分析，还是运用统计了解情况、分析问题、进行决策，都要遵循统计的科学性。当然，社会经济统计工作的社会性和复杂性，要求人们在从事统计工作过程中，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由此得出了“统计是一门科学和艺术相结合的工作”的结论，但这不能否定和忽视统计的科学性。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任意发挥统计的“艺术性”，所操作的“统计工作”被搞得脱离了科学，存在大量滥用和误用统计的现象。本文首先揭示目前社会上不科学统让的种种表现，接着深入分析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若干结论性的启示。 一、不科学统计的主要表现 （一）层层分级统计 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统计，源于英国的“政治算术”和德国的“国势学”，它仅限于国家之间国情国力的对比。而以国民经济核算为标志的大规模、系统化的政府经济社会统计，则是上世纪对年代之后，随着政府管理职能和干预权限的扩大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用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话来说，“统计是巨大历史变迁的副产品，是本世纪中国家权力大为扩展的结果。”（注：约翰·希克斯：《经济学中的“革命”》，《经济学译丛》1981年第6期。）也就是说，政府综合统计不等同于行政记录，它主要在宏观层次上实施。以GDP为例，许多国家主要在国家和州两个层次上进行核算。据笔者所知，美国除核算全国GDP外，仅限于各州还要核算州内生产总值(GSP)。日本也只是都、道、府、县核算本地生产总值。德国等国情况也大致相似。 而在我国，由于各级政府都要管理经济制定计划，宏观经济统计指标在较低的层次上实施。不仅市、县两级要核算GDP，甚至连许多乡镇都要核算GDP，各个村都要统计工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这种分级出数的统计需求，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想象的。 也许有人会说，我国地域大，人口多，情况千差万别。我国一个大的县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一个州，有必要进行这样的统计。然而，1998年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的GSP就达到1.2万亿美元，比当年我国GDP规模还要大，也没见它要统计分县、市的经济总量。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分级出数据有利于各级政府掌握全面情况，便于分类指导工作。如果以这种态度对待统计工作，那就得挨家挨户统计人均收入，这样就不会发生偷漏所得税的现象，岂不更好。目前各级打着政府管理和调控的旗号，要求收集大量分乡村、分部门的数据，其范围之广泛，内容之庞杂，没有任何企业和居民能够从中得益。我们动一下脑筋就会发现，要求收集这么多的分级数据，难道真是为了宏观调控的需要吗? 问题还在于，分级出各种统计数据，除了有无必要，还有一个是否可能的问题。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例，众所周知，国家或省一级的数据是通过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抽取一定的样本量（譬如几万户或几千户），才有足够的代表性，才有统计意义。如果统计每个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抽取上百户甚至几十户家庭进行调查，其代表性和可信度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还要“统计”每个村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那么抽取足够的样本户显然没有相应的人力和经费，而样本户太少，就失去了统计意义。 （二）统计内容无限扩张 纵观中国官方统计的内容，大到国家竞争力、绿色GDP，小到每月自下而上都必须逐级上报的布鞋、皮鞋、胶鞋、塑料鞋产量，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其实，统计不是万能的，并不是什么数据都可以统计出来的。社会经济现象极其复杂，有些东西在目前的认识能力和技术条件下，还不能量化；有些东西尽管在理论上可以量化，实践中却缺乏可操作性。而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昨天有人刚提出或引进一个理论概念，今天就有政府官员和社会舆论喋喋不休、迫不及待地要求统计部门提供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以绿色GDP为例，西方发达国家从其概念的提出到核算方法的研究，已历经几十年时间，这些国家资源、环境实物量核算基础远比我国健全，但至今尚未一个国家以官方统计名义公布绿色GDP数据。而在我国，中央提出科学发展现不久，许多地方党政领导人和专家学者还没有搞清楚绿色GDP究竟为何物，更没有功夫和心思了解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复杂性和难度，就迫不及待地要求统计部门在最短时间内拿出绿色GDP数据了。 在这个数据无限扩散的时代里，人们现在总有可能要求设计和提供各式各样的数据，直到在统计上最终以事实“证明”任何特定的设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眼下所见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和传播的功用“强大”而又无所不在，其名目之繁多、景象之蔚为壮观，恐怕比世界各国所有开展的项目合计都毫不逊色。而很多统计指标体系，概念模糊，范围不清，资料来源混乱，本身就是拼凑的结果。只要稍微留意就可发现，一些所谓权威机构根据“科学”的统计评价体系得出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最具竞争力企业综合得分等等，各个“版本”的排序结果大相径庭。统计信息与我们需要知道的实际情况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 （三）不切实际地追求时效性 统计指标是对社会经济现象的事后反映。由于各种统计数据涉及到采集、汇总、审核、评估等一系列环节，特别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建立在各种专业统计资料、财务资料和业务部门资料的基础上，因此许多统计数据的提供和公布有相当的时滞。据笔者所知，美国季度GDP季后30天才公布预计数，季后45天公布初步核算数，季后75天公布经修正后的正式数据。至于地方一级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公布的时间则要晚得多，如美国各州年度GSP，滞后两年才公布；日本都、道、府、县年度本地生产总值，滞后三年才公布。 但在我国，历来过分强调统计数据的及时性。每当季后十日左右，各级政府领导人就心急火燎、按捺不住地要求统计局提供季度GDP数据了，以至于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决定实行GDP下管一级并建立地区GDP数据联审制度，各级GDP数据必须在季后20日才能发布之后，各级政府领导人总感到怎么也难以适应。政府领导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求统计指标的“及时性”，实际上是得了疑病症，病态地自疑经济运行患上了病，需要每时每刻的“政府干预”。我们如果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的健康，那就得像非典时期一样，每隔二小时量一次体温，而实际上我们所量到的只不过是正常的生命节奏。 （四）统计成为政绩显示和考核的工具 本来，作为反映客观事物数量方面的统计，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刻画和描述，其数据的大与小、高与低，都必须如实反映。但在我国，总是把统计数据当作政绩显示与考核的工具，统计数据直接关系到领导干部的荣辱、升迁乃至经济利益，这就使统计工作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经常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 统计指标作为考核工具由来已久。在计划经济时期，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和自下而上的统计反馈和考核，构成了计划经济管理最主要的两大工具。在当时的情况下，统计数据与企业生产计划、物资分配、利润上交等高度相关。于是，企业在上报统计报表的过程中，总是受到局部利益的影响而弄虚作假，夸大生产实绩、低报生产能力的现象十分普遍。时至今日，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对微观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已几乎全部取消，但曾几何时，作为指令性计划的变种形式，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各种考核、评比、检查日益增多，无论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还是份外事，无论是该做的还是不该做的，以及提出的新口号、新举措，都要制定考核办法层层下达，并把它与政绩甚至政府官员的经济利益挂钩。似乎不制订考核办法，下面就不会重视，就完不成任务。而几乎每个考核办法，都需要量化，都需要制订统计指标体系加以反馈和检查。 二、滥用统计的原因分析 （一）统计理念的偏差 在影响统计工作的众多因素中，理念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统计理念，就有什么样的统计行为。科学统计必定要用科学统计理念作为前提。所谓科学统计理念，简言之就是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理论、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手段对待统计活动、开展统计工作和运用统计成果的观念和态度。既然统计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的科学方法之一，就应该以尊重科学、崇尚科学、敬畏科学的态度加以严肃对待。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统计理念上存在明显偏差，只顾需求不讲可能，只顾“统计”不讲科学。 进一步分析原因，统计理念的偏差与全民统计意识薄弱有关。统计——搜集、整理和分析数据——乃是最基本的科学方法，是用科学态度观察和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常用手段（注：顺便说一下，去年逝世的我国著名统计学家陈希孺曾写过《机会的数学》，将“不期而遇的偶然机会”作为普及对象，着意培养读者的统计观念。这本书列入了被称为“大科学家写小人书”的“院士科普书系”，“院士科普书系”荣获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称之为信息社会的当今时代，正如威尔斯早就预言的：“统计思维，如同读写能力一样，总有一天会成为讲求效率的公民所必需的本领。”（注：转引自达瑞夫·哈夫：《怎能利用统计撒谎》，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全民统计知识和意识的薄弱，给轻视乃至蔑视统计科学理论，以及种种滥用统计的行为提供了市场和钻空子的机会。 （二）政府职能的错位 官方统计工作是一项政府行为，统计信息资料是社会公共产品，因此，统计工作能否科学、有效地开展，统计数据能否客观、公正，直接受制于政府职能和政府体制。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管理体制和工作方式并没有根本转变，这必然影响到统计的科学性。 一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倾向相当普遍。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进步，都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但受长期“左”的思想的影响，许多地方领导人总是过分看重结果，争先恐后地“提前翻番”，到处加温加压，竞相攀比速度。而哪里要求迅速的大变化，哪里统计数据的反映就显得缓慢，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就容易盛行。 二是片面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事实上，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就经济增长而言，主要是靠市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但正如凯恩克劳斯所说：“这是政府的一种奇特之处，明明是由于种种情况形成的事，时常被认为是任意的和有意的抉择。”（注：见阿列克·凯恩克劳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页。）只要仍然把政府机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角色，只要不改变经济增长是地方党政领导人领导有方调控得力的结果的观念和机制，那么，统计数据上遭受的种种压力就无法回避。 三是过分强化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鉴于经济调节即宏观调控主要是中央政府的事，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但各级政府在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审批项目、招商引资、扶持企业、“经营土地”等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和微观事务上。这不仅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客观上也强化了重经济统计、轻社会统计的格局。 四是过于迷信考核指标的作用。在一个以统计指标为考核体系的国度，对考核指标的迷信根深蒂固。在计划经济年代，最典型的是不断变更考核微观企业的所谓“理想指标”，从产品产量、总产值，到净产值、销售产值。利润、标准定额定产指标……其结果象我国古代寻找长生药那样，所谓的理想指标根本就不存在。而改革开放之后，对考核指标的迷信有了现代特色：一是打着科学评价、科学考核的旗号，极具欺骗性；二是主要在政府或政府部门之间进行，以评优奖励为主，各种“模范城市”、“先进城市”应运而生，有些类似于幼儿园老师给小朋友发小红旗的那一套；三是渐渐地渗入了一些部门利益，为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达标、收费提供依据。问题的实质在于，正如波兰经济学家泽林斯基早就指出的，考核指标的有效性，取决于整个体制。在体制不完善或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找到或设计出合理的或弊端甚少的考核指标的。（注：见泽林斯基：《论考核指标》，《计划经济学》1969年第1期。）相反，很容易形成花样百出的数据游戏和数据作假。 （三）独立地位的缺失 官方统计工作的独立与中立性是保证统计数据科学、公正、客观的基石。从国际统计经验看，尽管各国统计机构在行政上可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部门，但绝大多数国家法律规定，国家统计机构在业务工作上是独立的，统计工作不受政府干预，以排除各方面对统计数据的干扰。有些国家还规定，统计机构是政府领导下的一个必设的专业自治机构，不受执政党更换和政府部门撤并的影响，在方法技术和专业统计工作方面遵循中立性和科学独立性的原则，统计只客观反映社会经济运行的情况，不代表某一党派或社会团体的利益倾向，不带任何观点或偏向去进行统计调查。（注：参见贺铿、郑京平：《中外政府统计体制比较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 在我国，《统计法》明确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不受侵犯。”但不可否认，由于各级统计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或直属机构，统计工作的独立性是有限的、脆弱的。且不说一些地方领导人干扰统计数据、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弄虚作假的事时有发生，就是统计作为一项专业性工作，经常受到行政干预，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譬如，各级政府领导人可以随时随意向统计部门布置任务。又如，各地统计调查范围、样本量仰仗于地方经费和人员力量。 统计工作独立性较差，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统计科学成了行政需要的仆役，统计数据成了自娱自乐的工具。层层加码的GDP增长率，高得离谱的各种满意率调查结果，非常庸俗的各种评价、考核指标体系……无不如此。以一些目标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例，美其名曰是经过科学的统计得到的，实则完全就是根据趋势预测的结果，如何人为地调整系数，降低标准，本身就属落花有意的一厢情愿。它顶多只是进行效果的操作。 三、几点启示 1.全面、正确认识当前统计工作的主要矛盾。一般认为，我国统计工作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统计需求与传统的落后的统计工作方式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传统的、落后的统计工作方式。”（注：见《全国统计改革和统计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1996～2000)》，载《统计工作重要文件选编(1996～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因此，必须改善统计供给，以适应不断增长的统计需求。但如上所述，层层分级统计、内容无限扩张、不切实际追求时效性、将统计作为御用工具，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的统计需求也存在许多问题。若一味地迎合和满足那些扭曲的统计需求，将会使统计工作走入歧途甚至死胡同。 2.全面、正确认识影响统计信誉的主要因素。目前，影响科学统计和统计信誉的主要原因，不是生产统计产品的过程出了大的问题，而是生产统计产品的大环境不理想。客观地说，现阶段中国尚缺乏科学统计和搞准统计数据的基本社会经济条件。或者说，轻视甚至蔑视统计的科学性、在统计上弄虚作假之风的久治不愈和愈演愈烈，说到底是一种体制病。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名统计工作者，面对“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召唤，深感前路无限，任重道远。 3.科学统计需要消除非理性观念和体制障碍。我国统计工作与国际统计一般惯例的差距，最根本的并不是哪些具体统计指标的多少、统计信息化水平的高低，而是科学的统计理念缺失和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因此，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淡化把经济增长直接作为地方党政领导人政绩的观念和考核机制，强化统计部门的独立地位和专业性，坚持政府统计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公益性，加强微观企业票据管理、财务审计等基础性工作，才能还统计一份科学，才能捍卫统计工作纯洁性，才能树立统计工作和统计数据的良好信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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