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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住新街口东新开胡同，我爷爷是开古玩字画店的，《琉璃厂小志》那本书上写了我爷爷几笔，后来买卖给共了。他瘫了，我四岁时他过世，记忆有点模糊，但记得给我爷爷擦过一次屁股。他侧身躺着，我奶奶手把手教我给他擦，那一股屎味儿袭来，臭得我使劲捂鼻子。爷爷大笑，说，嘿，真是好孙子！今天想来，那股屎味儿激活了我童年记忆。爷爷夸我，所以我和他亲。
挤在大杂院里看日子过去，温饱尚可，手不能松。我妈在朝阳中学上班，每天骑自行车来回，去的时候蹬得快，40分钟，下班可能放松，骑1个小时。钱挣得不易，至今节约成瘾，改不了了，总忍不住和老太太争吵几句，但我理解她。小时候，我就是傻乐呵，爱穿一个大裤衩儿，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没换过，那得是多大的裤头儿啊，所以邻居给我起个外号儿，叫“大裤衩子”。
童年特别美。76年唐山地震，我们家房塌了，从地震棚出来以后，住上了房管所重修的房，方方正正地蜗居。夏天在地上铺凉席，躺地上睡觉，看窗户外头那棵大枣树，听信鸽在天上飞，那是北京的声音。前两天往柳荫街小新开胡同去了一趟，傍晚，赶上一群信鸽飞，那声音动听啊。我慌忙拿出手机来录视频，左手抹了把眼泪。
上小学时，家里养了只母鸡，白白的，品种叫白露克，傻傻的，但为我们家生了很多蛋。我俩关系特好，我给它起了外号儿，叫“傻母儿”。我们经常一起卧凉席上看春华秋实，它实在憋不住了就拉屎。邻居养鸽子，撒食的时候我家傻母儿过去吃两口，他们就轰。王八蛋，我就恨他们。
胡同儿特好。树多。春天蹲杨树下玩“毛毛虫”，夏天打枣，秋季玩“树根儿”。学会骑车以后就串胡同，有一次扎进一堆胡同里总算骑出来了，一看到北太平庄了，觉得大事不好，我操，都出城了，心里虚啊。还有一次我爸骑车带着我去北边，现在奥利匹克森林公园那里吧，晚上没路灯，主要是没路，黑了咕叽，我把脚还杵车轱辘里了，生疼。
总体来说，在北京，我这就叫出身贫寒，没去过军队大院，上不了皇城根小学、景山学校，在同学家看见冰箱觉得真有钱，发小家买可乐，对那中药味儿我百思不得其解。从小配合家里省钱，书都在我妈学校的图书馆看，去新华书店从来不买，把我都逼到卖降价书的中国书店了，还是坚决不买。所以我现在经常大把大把买书，抱着扛着回家，但不太看，都是那时候“缺嘴”落下的病根儿。从小，我每天在心里默念三百回，我是穷人。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也算个老实人吧。有时候使劲想，想不出我爷爷是怎么做生意的，但是基因里应该有他的影儿。我爸以前是老师，后来也做过生意，但他不是生意人。从内心里，我排斥做买卖，所以在新东方初做管理者时，尤其狠抓教学后业绩大涨，觉得自己真幸运，找到了合拍的那一下子。历经四个城市，做校长八年，不断告诉自己，你就好好做课程、抓老师、做服务，只有这样，市场才有的可宣，销售才有的可吹，这个后台好，好到多好都行，没有头儿。
一年前我来北京，看见北京新东方那么多才华横溢的老师，光北美项目部有多少清华、北大、外交学院的老师、有多少985、211、海外名校的老师，我就像一个要饭的看见了国宴，兴奋难抑。但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除了上课，我们什么也不管，个别老师管课下，是靠雷锋精神，不是组织行为，更何谈标准化。那些聪明的老师看准了服务这个漏洞，把服务和教学紧紧结合，出去开创小作坊，不断蚕食我们的市场。今天我敢讲这些，因为这一度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这不改变，才华横溢的老师只是陶醉在上课的自high里，学生给你打了5分之后，还是会一个接一个离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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