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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7日，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初夏，我在母亲的陪同下，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的穿过逼仄的小巷，去寻找一个叫胡文德的老人，老人是滇池围海造田的亲历者。在位于昆明市北郊的茨坝花渔沟村，我见到了今年65岁的胡文德，老人家清清瘦瘦的，个子不高，精神还可以。听明白了我的来意后，给我讲述了那段关于滇池劫难的历史。 历史翻到了1969年，当时，整个中国都在以各种方式学习大寨经验，围海造田，开山造田在各个城市上演,昆明也不甘落后。鉴于当时国际形势，鉴于备战备荒的需要，没有经过周密的思考和科学的论证，省市革委会号召：“向滇池要粮，向荒山要粮，移山填海，围海造田！”在1969年12月的一天，省、市革委在昆明东风广场召开10万军民参加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号召”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强调这“是改天换地，为民谋利，造福子孙的大事。 于是昆明地区数十万人，前后2000多个单位，响应革委会的号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男女老少齐上阵，浩浩荡荡赴滇池，誓叫草海变良田，哪个龙王不低头？数以万计的围海造田大军中，有农民，有工人，还有学生，很多学校因此而停课，学校开始大力宣传和鼓励学生的参与。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年只有19岁的胡文德就读于昆明市21中，报名参加了。出生于农村的胡文德说：我当时并不清楚围海造田到底是要做些什么，只是觉得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毕业还不是回去种地，这个围海造田听老师说就是要向滇池要粮食，填了海后就可以种粮食，反正都是种地，在哪里种都一样。我家在村子里也比不上那些大户人家，势单力薄的，还不如出来种地呢，所以我就报了名，当时我还算是和老师关系比较好，才有资格被批准呢。 就这样子，还处于懵懂阶段的胡文德成了昆明市21中学第一批参与围海造田的幸运儿，胡文德收拾了简单的物品，和很多学生一起坐车到了海埂。胡文德说：那个时候真的是战旗飞扬，歌声嘹亮，高音大喇叭架着，做各种宣传鼓动，然后人非常多，千军万马都在那里，工地上热火朝天，那个高音喇叭，广播放着革命歌曲，放着语录歌，然后在喊口号：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就天天这样叫，然后播一些先进事迹，好的先进个人。 胡文德就在这人声鼎沸中，开始了一筐一筐向草海填土的工作。胡文德说：我们按围海造田指挥部的作息时间起居，每天6点多钟哨子一响，就要赶紧起来，然后参加操练，操练主要是跑步，跑完后吃早点，然后参加劳动，过半军事化的生活，开始时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到后来，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就只剩下一个字：累。当时，累了也不敢说，只能是咬牙坚持着，大家都相互攀比着，虽然说每个人都累，但是没人敢说。 几个月战天斗地，挖山放炮终于停止了，人们勉强抽干了草海里的水，填上了土，围海造田的庞大工程告一段落。在这一场运动中，滇池究竟填平多少水面，难以查到准确的数字。但是，围海造田之后的滇池面积比清朝时期缩小了20平方公里。 1970年5月7日，昆明市海埂‘五七’农场成立了。胡文德也因为在围海造田中表现良好，农转非成为五七农场的第一批工人，拿到了工资，最开始的时候，每个月他能拿到18块钱的工资加上2块钱的补贴，他和许多被招工进入五七农场的农民一样，命运因此而改变。到了1978年，胡文德离开五七农场，调入了昆明油脂化工厂，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金殿骨粉厂直至退休。 退休后的胡文德，时不时的还会去当年填海的地方走走，有一次，遇到了住在附近的几个老人，其中一个老人认出了胡文德说了一句话：都怪你们当年填海，滇池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羞愧不已的胡文德赶紧离开，再也没好意思再去看海了。 这次围海造田，连同西山区、呈贡县、晋宁县围垦部分，共计缩减滇池水面3．5万亩(草海2万亩，外海1．5万亩)，破坏了沿岸和湖底的水生植物，削弱了湖水净化能力，加速了湖底老化过程。 滇池被围去的，正是鱼类繁殖的好场所，围湖造田的结果，缩小了滇他的水面，直接减弱了滇池的蓄水能力，使鱼类失去了大片优良的生存空间。四季如春的昆明城，也出现了干燥、酷热的城市“沙漠化效应”。 被围垦出的良田，根本不适宜种粮，大多颗粒无收。滇池曾经湖岸弯曲，苇丛密布，波光柳色，鱼跃鹭飞，曾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景致，亦不复存在。 的确，昆明人对于滇池有着特殊的情感，几千年来，静静的滇池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昆明人，围海造田这场运动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里，滇池遭受的这场劫难，也永远成为了昆明人心中不能够言述的痛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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