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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英雄”：埃尔温·隆美尔元帅 对于众皆耳熟能详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本文试图从他与纳粹元首的互动，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估，剖析相关神话的产生等角度，刻画一个既有卓越军事声望，又与常人无异的隆美尔。  图6-1 第6位镶钻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隆美尔元帅(获勋时间1943年3月11日)  1941年7月创设的“钻石双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曾被纳粹德国视为表彰非比寻常的战场勇敢行为和成功指挥的“终极勋饰”。尽管此后的战火愈演愈烈，但这一最富盛名的德国军事荣誉直到二战结束前也只颁授给过27名军人。崇文坊公众号将以这27名军人为主题，试图以图传的方式勾勒出他们的传奇人生和战场经历。他们中既有竞相突破空战里程碑的超级飞行员，也有隐伏于印度洋和地中海的王牌潜艇艇长；既有以战役胜利苦撑帝国危局的统兵将帅，又有凭借战术成功跃上军旅之巅的装甲指挥官；尽管成长经历各不相同、战后命运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战时经历无一例外地丰富多样，他们的传奇、故事和传说，时至今日仍回荡于众多的军人、战史研究者与爱好者之间。他们效力的固然是一个邪恶的政府、参与的也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但从纯军事角度来看，这些军人无疑构成了战争史上独具魅力的一个人物群体。 二战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大约是军事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英国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在其1948年的著作《山的那一边》中，曾称隆美尔为“阳光下的英雄”，此后隆美尔在英美和西方迅速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和尊重。隆美尔战时被对手称为“沙漠之狐”，战后之初跻身于“少数的好德国人”之列，1950年代初的冷战期间被尊奉为“德国民族英雄”，并迅速成为西德新国防军的完美角色榜样。虽然当局小心翼翼地试图斩断新军与第三帝国国防军的联系，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奥古斯特多尔夫 (Augustdorf) 的军营还是在1961年被命名为“隆美尔元帅军营”——在纳粹帝国陆海空三军27名元帅中，只有隆美尔身后得到了这一荣誉。 1950年，英军准将扬格 (Desmond Young) 在其著作中对隆美尔的军事成就、战术思想和指挥艺术给予了极高评价，英国人对他的景仰还充分体现在奥金莱克 (Sir Claude Auchinleck) 元帅为扬格所写的热情洋溢的序言里。1952年，李德·哈特编辑的《隆美尔战时文件》出版，汇集了隆美尔在西线、北非和诺曼底作战期间的笔记、日记与家信，极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对这位传奇的兴趣。此后，德国和西方研究隆美尔的文论层出不穷，著作之多大有汗牛充栋之势，就像美军四星上将克拉克 (Wesley K. Clark) 所言：“没有任何一位外国将领能像德国元帅隆美尔那样引起美国人如此持久的强烈兴趣、好奇和景仰……隆美尔的军事声誉依然在延续，他的胆大无畏和充满魅力的领导风格，就像一座高高矗立的标杆，仍然为绝大多数军官、尤其是现在和未来的将领们所景仰与师法。” 纳粹宣传机器曾将希特勒的爱将、极北战场的迪特尔 (Eduard Dietl) 塑造为“雪地上的英雄”，身在炽热大漠的隆美尔则与前者交相辉映地成为“阳光下的英雄”，成为德国人“坚韧不拔和胜利信心的象征。”隆美尔在一战中曾获得“蓝色马克斯”最高战功勋章，二战中又是陆军的首位镶钻骑士勋章得主，5年内从一名上校窜升为元帅和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隆美尔在担任元首卫队营指挥官时与希特勒建立了密切关系，他曾景仰后者的“决断力、意志力、与生俱来的军事天才”，称颂元首“周身散发出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磁力，而这种力量深深根植于他的信念——他自信是上帝呼唤着他带领德国人民向太阳奔去。”希特勒也非常赏识隆美尔，集个人英雄主义、领袖魅力、忠诚实干于一身的隆美尔是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和英雄”，是他一手培养的“羽化战神”，更是他用来鄙视普鲁士贵族将领和参谋本部军官团的最好利器。希特勒视隆美尔为“下一代的革命军官”，甚至一直懊悔为何未在和平年月多选拔培养几个隆美尔那样的年轻有才、忠心耿耿的将领。戈培尔也曾在日记中写道：“隆美尔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是正确的，他不仅仅是同情国家社会主义，他自己就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有着即兴发挥天赋、极其勇敢、又有卓越创新能力的军事领袖。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军人的品质。隆美尔会是将来的陆军总司令。” 隆美尔的战场成功自然是其传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40年的法国战役中，装甲战新手隆美尔以自信、平衡和敏捷完美诠释了闪电战术的精要，在为第7装甲师赢得“幽灵之师”称号的同时，他自己也被称为“启示录中的魔法骑士”。在北非，尽管时常受困于资源短缺、补给困难、空中保护和情报等方面的明显劣势，隆美尔还是以大胆狡诘、善用突袭、随时准备接受风险、以及对战场态势的惊人直觉等，取得了一系列卓尔不凡的进攻战胜利。即便在防御战中隆美尔也一样足智多谋，尤其是在1942年11月初开始的撤退中，大兵压境的英军虽占有陆海空和情报方面的压倒优势，却未能取得任何明显的成功——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团军虽然疲惫不堪，但基本完整地摆脱了蒙哥马利的追击，有美军历史学家对此曾表示“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隆美尔的这一成功都是令人惊叹的。”隆美尔自然也不乏批评者，他被称为是“优秀的战术家、但并非好的战略家……只有极少数情况下他的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多数时候都是凭直觉和冲动……他在决策时故意忽略非洲战场最关键的补给问题……”但是，即便他最苦涩的批评者，也从不讳言他是一位极其勇敢的军人，“隆美尔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前线战士。他竭尽全力地了解战场态势、鼓励官兵们的士气。这就是他依然为人敬重的原因所在：即便在作战方式上存在较大分歧，人们依然愿意服从他的命令。” 隆美尔的传奇并不止于战场上的卓越和强悍以及与纳粹高层的关系，还在于他在1944年10月的神秘死去及其死因。隆美尔被指控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事发后希特勒给他两种选择——要么服毒自尽以保全家人和名誉，要么接受审判从而身败名裂。隆美尔选择了前者，临终前他在向副官告别时曾说：“我与刺杀事件毫无关系。我一生都在尽最大努力为祖国效力。请将我的问候转致施瓦本(Schwaben)人民，尤其是我终生挚爱的山地老兵们。”隆美尔在刺杀希特勒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一直是争执不休的话题。有史家指出，他虽不赞同刺杀方案，但支持废黜希特勒、与西方媾和的努力；也有史家称，接连不断的失败、令人失望的现实和迷茫的前途早就使他身心俱疲，他在受指控时尽管自信并未参与其事，但也不想多做辩解，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不归之路；还有史家认为，曾任隆美尔B集团军群参谋长的施派德尔(Hans Speidel) 将军，战后出于恢复德国军人的形象、德国军事的传统和荣誉的目的，将老长官隆美尔推崇为民族英雄和模范军人，同时，为适应民主社会对军人角色榜样的要求，“隆美尔又不得不成为反希特勒抵抗阵营中的一员、甚至是主持了抵抗运动。”战后几十年里，隆美尔的形象在不同的时代和舆论环境下曾一变再变——“希特勒的宠将”、“忠实的纳粹信徒”、“好德国人之一”、“民族英雄”、“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主将”、“战争罪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等等，都曾作为隆美尔这个名字前的定语出现过。 隆美尔曾像千百万德国人一样热情地追随希特勒，他把效忠元首视为神圣的誓言，并将之等同于报效祖国。他并不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却因与希特勒的关系、纳粹宣传宠儿的地位被贴上了“纳粹信徒”的标签。他也不理解反纳粹的抵抗运动，却因卓著的军事声望而在战时和战后成为人们各取所需的“工具”。隆美尔最大的悲剧可能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充任着德国战争机器上的一根耀眼的辐条，同时至死不渝地坚信自己仅仅是在尽一名军人的职责而已。  图6-2 1911年在但泽军校学习时的候补军官隆美尔。  图6-3 摄于1915年，伤愈归队的隆美尔少尉在西线的战壕里。  图6-4 约摄于1917年，“符腾堡”山地营的军官们在一起，右边最后一排右数第3人是隆美尔。  图6-5 1918年的隆美尔中尉，他佩戴的是一级铁十字勋章和“蓝色马克斯”最高战功勋章。  图6-6 摄于1918年，隆美尔与妻子露西 (Lucie Maria Mollin)，两人于1916年11月底结婚。一战结束后，隆美尔曾带着妻子游历了昔日的战场——意大利伊松佐河谷。  图6-7 摄于1933年，隆美尔少校在哈尔兹山区的哥斯拉担任第17步兵团3营营长。这位精力充沛的营长正带着军官们滑雪。  图6-8 摄于1934年9月底，希特勒在哥斯拉参加帝国农业节活动期间，检阅了隆美尔的来复枪营，这是他与元首的首次近距离接触。  图6-9 摄于1939年7月，隆美尔 (左一) 正自豪地坐在希特勒专列上，中为希姆莱，右为希特勒陆军副官施蒙特。施蒙特与隆美尔私交甚笃，在后者的窜升过程中发挥过相当作用。  图6-10 摄于1939年9月10日，希特勒在赖歇瑙上将的第10集团军视察，从左至右依次为凯特尔、希特勒、隆美尔和赖歇瑙 (正用望远镜观察者)。 图6-11 摄于1939年9月的波兰，希特勒在第10集团军视察时听取汇报。从左至右依次为第10集团军司令官赖歇瑙上将 (低头看地图者)、隆美尔、马丁·鲍曼 (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第18步兵师师长克兰茨 (Friedrich-Carl Cranz) 中将以及希特勒副官恩格尔上尉。 图6-12 摄于1939年9月波兰战役期间，希特勒正与卫队长隆美尔少将(右一)讨论战场态势。 图6-13 摄于1940年5月，隆美尔与顶头上司、第15装甲军军长霍特在一起。 图6-14 摄于1940年5月上旬，隆美尔(左一) 正在指示装甲兵们拖走一辆阻碍交通的Pz38t 捷克造坦克。 图6-15 摄于法国战役期间，隆美尔与第25坦克团团长罗森堡上校交换意见。 图6-16 摄于法国战役期间，隆美尔坐在8轮装甲指挥车上观察敌情。 图6-17 摄于法国战役期间，隆美尔正向下级发号施令。 图6-18 摄于法国战役期间，隆美尔与第7摩托化步兵团团长俾斯麦 (Georg von Bismarck，右一) 上校愉快地交谈，中间的军官是俾斯麦的副官里陶 (Littau) 上尉。 图6-19 摄于1940年6月，隆美尔与第25坦克团的军官们在一起。 图6-20 摄于1940年6月10日，隆美尔带领第25坦克团的部分坦克在费康 (Fecamp) 以东约10英里处抵达英吉利海峡海岸。图中的隆美尔正在海边小憩，表情显得非常轻松。 图6-21 摄于1940年6月19日的法国城市瑟堡。隆美尔身边的英军军官是投降的第51高地师师长弗尔图内 (Victor Fortune) 将军 。 图6-22 摄于1940年6月初，克鲁格 (前排左一)、隆美尔和希特勒在西线留影。隆美尔已佩戴着5月27日获得的骑士勋章。众将对希特勒的崇拜态度可从面部表情上略窥一二。 图6-23 摄于1941年2月抵达的黎波里的当日，隆美尔正在他名义上的上级加里波第将军 (隆美尔右侧者) 陪同下与意大利军官见面。 图6-24 摄于1941年2月抵达的黎波里的当日，隆美尔与加里波第检阅先期抵达北非的德军。 图6-25 摄于1941年2月下旬或3月初，隆美尔 (图中最右侧) 在的黎波里码头观看坦克的卸载。尽管任务和兵力都不允许他主动进攻，但他显然已在内心里盘算着如何进攻了。 图6-26 摄于1941年3月20日，希特勒将第10枚橡叶骑士勋章授予爱将隆美尔。4天后，隆美尔即在北非发起了试探性进攻，并将进攻规模迅速扩大。 图6-27 具体拍摄时间不详，隆美尔与特别赏识他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一起。 图6-28 1941年上半年时的隆美尔中将。他佩戴的是橡叶骑士勋章和“蓝色马克斯”战功勋章。 图6-29 另一张摄于1941年上半年的侧面肖像照。 图6-30 摄于1941年3月，隆美尔在他的首辆指挥车旁。他曾坐着这辆BMW轿车侦察过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地形。 图6-31 摄于1941年上半年，隆美尔准备驾驶侦察飞机对前线进行侦察。 图6-32 摄于1941年上半年，非洲军军长隆美尔正在座车上就餐。 图6-33 摄于1941年7月初，隆美尔奉召来到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向希特勒报到。此时的他已晋升为装甲兵将军，担任了非洲装甲集群司令官。 图6-34 希特勒与首席副官施蒙特上校在狼穴大本营。施蒙特与隆美尔素来交好，他在后者与希特勒之间很好地充当了沟通桥梁。 图6-35 1941年7月号的纳粹党党刊封面上的隆美尔。图片所示为隆美尔在埃及边境上的塞卢姆稍事休息和进餐时的场景。 图6-36 摄于1941年11月末日，隆美尔带领属下展开了“奔向铁丝网防线”的行动。虽然大胆无畏，也收到了在英军后方制造混乱的效果，但英军并未出现溃败，反而展开了攻击性十足的反扑。隆美尔于12月初被迫开始撤退，一直撤到1941年3月发起攻势时的出发地为止。 图6-37 摄于1942年1月20日，希特勒将第6枚双剑骑士勋章授予隆美尔。在东线遭受重创和转入守势的黯淡时刻，隆美尔的北非战场是唯一仍在以进攻取得胜利的战场。到2月6日，他的非洲装甲集团军再次重返加扎拉防线，同时逼近了托布鲁克。 图6-38 摄于1942年6月上旬突破了英军加扎拉防线后，隆美尔与意大利将领在交谈。右边第2人是隆美尔的情报参谋军官梅林津少校。 图6-39 摄于1942年6月的加扎拉—托布鲁克战役期间，隆美尔在自己的名为“悲伤”(GREIF) 的装甲指挥车上 (SdKfz 250.5) 与属下交谈。 图6-40 隆美尔与凯塞林元帅(中)在大漠中的某处交谈。1942年6月21日，也即是托布鲁克被攻陷的当日，凯塞林曾专程飞来与隆美尔见面，除祝贺后者的战功外，也提醒他不要忘记了“先取马耳他、再攻埃及的既定战略。”图中右为魏赫霍尔德 (Eberhard Weichhold) 海军少将，他是德国海军驻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首席联络官。 图6-41 摄于1942年6月，这张照片是非洲装甲集团军位于托布鲁克附近的前进指挥部，是从隆美尔的侦察飞机上拍摄的。 图6-42 摄于1942年6月的托布鲁克战役期间，隆美尔坐在高速前进的装甲指挥车“悲伤”号上。 图6-43 摄于1942年6月19日，隆美尔正在近距离观察攻打托布鲁克的进展。 图6-44 摄于1942年6月21日，隆美尔在托布鲁克之战结束后品尝缴获的英军罐头，旁边是副官阿尔丁格尔 (Hermann Aldinger) 少尉。隆美尔在托布鲁克不仅俘获了巨大的物资补给基地，还获得了足够供他向埃及推进的1400吨汽油。 图6-45 摄于1942年6月21日，托布鲁克被攻陷后的英军车辆和战俘。 图6-46 摄于1942年夏，隆美尔正信心满满地想象着将英军逐出埃及和中东的前景。 图6-47 隆美尔正与下属研究作战地图。 图6-48 摄于1942年6月底进入埃及之后的进军途中，隆美尔与第21装甲师师长俾斯麦少将在一起。俾斯麦曾是隆美尔第7装甲师的第7摩托化步兵团团长，1942年8月31日身亡。 图6-49 摄于1942年夏秋，隆美尔真正的对手、英军第8集团军新任司令官蒙哥马利将军。 图6-50 摄于1942年夏秋，英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蒙哥马利 (左) 正向第22装甲旅旅长交代任务。 图6-51 摄于1942年9月，隆美尔在离职回国期间其职务由施图姆将军暂代，图为隆美尔与施图姆正在借助地图研判战区态势。 图6-52 摄于1942年9月30日，希特勒向隆美尔颁授元帅权杖的场景。 图6-53 摄于1942年9月30日，隆美尔在柏林体育场举行的“冬季援助”( Winterhilfswerk) 活动中向参会者挥手致意。他身边是最高副统帅凯特尔元帅。 图6-54 德国《汉堡画报》1942年10月一期的封面故事：希特勒与隆美尔。 图6-55 摄于1942年10月末、11月初，阿拉曼前线的隆美尔。 图6-56 摄于1942年11月初，阿拉曼战役的败局已定，隆美尔正在观察敌情，考虑西撤的安排。 图6-57 摄于1942年11月初，隆美尔收到“不许后撤一步”的命令时显然非常郁闷。他的身后是一些意大利军人。 图6-58 准备进攻隆美尔的英军坦克部队已经列队待发。 图6-59 摄于1942年11月，撤退途中的隆美尔装甲集团军的余部。 图6-60 摄于1942年11月，隆美尔与第15装甲师官兵在一起。 图6-61 拍摄时间不详，隆美尔站在一辆意大利M-13坦克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 图6-62 摄于1943年2月的北非突尼斯桥头堡。隆美尔(左三)正在众人陪同下检视防线。 图6-63 摄于1943年2月的突尼斯桥头堡，隆美尔正从装甲指挥车上探下身来研究地图。 图6-64 摄于1943年3月13日，隆美尔获得第6枚镶钻骑士勋章时拍摄的彩色标准照。 图6-65 摄于1943年4月，隆美尔当时正在维也纳新城的家中休养。 图6-66 摄于1943年10月，隆美尔与墨索里尼在一起。“失败主义者”隆美尔似乎也变成了一个疲惫虚弱的老人了。 图6-67 凯塞林在战后的自传中唯一谴责过的德军将领就是隆美尔。 图6-68 摄于1944年1月，B集团军群司令官隆美尔与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在借助地图研判盟军的可能登陆地点。 图6-69 摄于1944年2月，隆美尔在参谋们陪同下视察“固若金汤”的大西洋壁垒。 图6-70 摄于1944年2月，隆美尔视察大西洋壁垒位于加莱“白鼻角”(Cape Blanc Nez) 的一段。 图6-71 摄于1944年，隆美尔搭乘海军巡逻艇视察他极力经营的大西洋壁垒时的情形。 图6-72 摄于1944年2月10日，隆美尔视察第159预备师第950步兵团（所谓的“印度团”）时的情形。隆美尔身后的将官是该师师长迈尔-拉宾根 (Hermann Meyer- Rabingen) 少将，其右则是该团团长克拉佩 (Kurt Krappe) 中校。 图6-73 摄于1944年3月19日，这张罕见的照片反应的是元帅们向希特勒再次宣誓效忠时的场景。左一为伦德施泰特，左二为隆美尔。 图6-74 摄于1944年4月，古德里安当月代表希特勒对西线进行了巡视，图为他在枫丹白露的西线总司令部里与伦德施泰特交谈。 图6-75 摄于1944年5月，隆美尔正与手下诸将讨论大西洋壁垒的防御问题。 图6-76 摄于1944年5月，隆美尔正在巡视法国西南部的海岸防线。 图6-77 摄于1944年5月，隆美尔 (手执权杖者) 视察JG-26联队第3大队时所摄。隆美尔右边身材粗壮者为JG-26联队长普里勒 (Josef Priller) 上校，普里勒右边的军官是第3大队大队长米图希 (Klaus Mietusch) 少校。 图6-78 摄于1944年6月初，盟军诺曼底登陆发起之时，隆美尔正在家中为妻子庆贺50岁生日。 图6-79 摄于1944年6月，B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拉罗什居永，从左至右依次为西线总司令部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中将、B集团军群参谋长施派德尔少将、隆美尔元帅和伦德施泰特元帅。 图6-80 摄于1944年6月，隆美尔是在考虑如何将盟军赶到海里去，还是正在遐想与西方媾和的方式和条件？ 图6-81 摄于1944年6月，隆美尔等正躲在树下观察天空中的盟军轰炸机。 图6-82 摄于1944年6月，诺曼底地区的一处铁路枢纽被盟军炸得体无完肤。 图6-83 摄于1944年6月，隆美尔与迪特里希在野外散布密谈时留下的镜头。 图6-84 摄于1944年7月，隆美尔与第7集团军新任司令官、党卫军将军豪塞尔 (Paul Hausser)。第7集团军原司令官多尔曼于6月28日死于心脏病发作 (也有人说他是自杀，因为瑟堡失守后他将被送上军事法庭)。 图6-85 摄于1944年6月或7月，隆美尔曾数次面见希特勒，陈述对战局的看法，也要求获得战场自主权。这张图片应是摄于其中的一次觐见期间，中为凯特尔。 图6-86 摄于1944年10月，隆美尔位于赫尔林根的家已处于盖世太保的全面监控之下。 图6-87 摄于1944年10月，这差不多是隆美尔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他正在图宾根(Tubingen)与给自己看病的医生话别。 图6-88 摄于1944年10月，隆美尔的遗容。当然，中毒而死的所有体征和迹象均被抹去了。 图6-89 空军中校霍法克 (Caesar von Hofacker) 在隆美尔之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家庭出身显赫的霍法克与施陶芬贝格上校是表兄弟，1944年12月20日被纳粹政府绞死。 图6-90 隆美尔与他的参谋长施派德尔。 图6-91 摄于1944年10月18日，伦德施泰特抵达乌尔姆主持隆美尔国葬典礼时的场景。虽然在悼词中高度颂扬隆美尔的军事才华，但伦德施泰特却在私下里蔑称隆美尔“只配当师长”；也许，在他心里只有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元帅，当然，还有一个叫曼施坦因的…… 图6-92 摄于1944年10月18日的隆美尔葬礼，一名军官抱着隆美尔的战功勋章从市政厅的灵柩停厝处走出。 图6-93 摄于1944年10月18日的隆美尔葬礼，护卫队员们准备将棺椁放在一辆老式炮车上。 图6-94 摄于1944年10月18日的隆美尔葬礼。 图6-95 摄于1944年10月18日，隆美尔在赫尔林根公墓里的安息之所。 图6-96 摄于1959年10月的隆美尔祭日，时而北约中欧地面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施派德尔将军正向隆美尔的坟茔行礼，他的左边是隆美尔的遗孀。 图6-97 隆美尔的镶钻骑士勋章。 施派德尔的著述自1950年起在英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本章开头提到的扬格的著作只是一个开端，事实上有关隆美尔的前五种传记都是由英国人完成的。英国人、尤其是参与过北非战事的英军将领，为何会如此关注彼时仍受敌视的德国的一位将领？难道仅仅是因为大漠里的战争不是希特勒以种族灭绝为出发点的大屠杀和滥杀无辜？不，我们只需看一看主流军事历史学家李德·哈特1970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就能明白，以他为代表的英国人眼中的二战是在西线决胜的，他对北非战场的关注——一个德军在1941年时仅投入了2个师的战场——远远超过了同期有超过150个德军师参战的东线，他的二战史讲述的其实是一个从敦刻尔克撤退拉开帷幕、取道阿拉曼、最后在诺曼底登陆中达到高潮的故事。大英帝国的战场才是世界大战的核心，击败了隆美尔这个最富盛名的对手，才能凸显日不落帝国的强大和光荣！1942年时，英国已被完全逐出欧陆，北非是英军唯一与德军尚在对垒的战场，这里的战争拖得越久，就越凸显英国在美英苏同盟中的政治价值和军事重要性。战后，为了让普通人了解英国在击败德国中的“丰功伟绩”，就绝对有必要极大地拔高英国的主战场——北非的重要性，绝对有必要让英军挫败对手的关键人物——而如果把对手的主帅隆美尔描绘成“超人”(或如李德·哈特曾用过的“凯撒”一词) 的话，那么英军之前曾被“超人”多次挫败就太正常不过了；既然这个“超人”如此厉害，最后还是在阿拉曼不敌英国人的“蒙哥马利子爵”，那么战神蒙哥马利的“功夫”又该如何的深不可测啊！ 西德新国防军在1955年的建立，标志着德国军人声誉的恢复，施派德尔自己也成为新军中军衔最高的两名将军之一，后来还在蒙哥马利及法国将领之后出任过北约中欧地面部队的总司令。隆美尔也在地下静静地享受着世人对其美名的传扬，难道这不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吗？1961年11月，在隆美尔早年担任过营长的哥斯拉，时任西德武装力量总监弗尔奇 (Friedrich Foertsch) 将军与前上将霍特为纪念隆美尔的牌匾揭开了幕布，前者赞颂隆美尔“是最杰出的战士和伟人，将永远都是我们年轻战士的角色榜样。”霍特只简单地提及体现在隆美尔身上的德国战士的荣誉感，并未涉及后者在抵抗运动中的任何角色。1969年，西德海军的D-187号导弹驱逐舰也被命名为“隆美尔”号。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德国人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方法及立场的变化，对隆美尔的评价也可谓“与时俱进”。2000年时，一位德国新闻记者在著作《传统之失》中，以今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去裁决往事，得出了“隆美尔实为战争罪犯”的惊人结论。此后，一些新闻界人士和某些政客竭力鼓动将一些第三帝国时期英雄的名字从国防军各处的军营中除去，其中就包括隆美尔和首位镶钻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2001年5月，在哥斯拉驻军的军官餐厅里放置了整整40周年的隆美尔纪念牌匾也被移除，理由是这位元帅再好、再为人缅怀，也是“那个犯罪政权的代表人物。”2002年播放的一部纪录片曾称隆美尔既是“长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忠实信徒”，又是“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英雄”。这种论点很有趣，令人不禁想起了朱维毅在《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中提到过的论点：战后有很多德国人在批判纳粹的同时，又很反感军内抵抗纳粹的组织。德国人似乎特别擅长在矛盾心态的支配下反思自己的过去，2005年又有史家提出，隆美尔实际上“既不是抵抗运动的英雄”，也不是“忠实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徒”，他只是追随希特勒踏入深渊，而自身浑然不觉、反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尽忠的数百万德国军人中的一个。或如施韦彭堡在1961年所言，隆美尔不是神，是与你我无异、同样犯错的常人而已。 也许，只有活在非洲军老兵们日渐淡薄的记忆深处里的隆美尔才是最真实的。在隆美尔战斗过的托布鲁克郊外，有一块纪念他的石碑，它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倒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的非洲军官兵的坟墓。非洲军的幸存者们战后每年都来到这里，在石碑周围填上新的石头并清理渐增的黄沙。对他们来说，隆美尔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当狂风呼啸，天空弥漫着炙热的飞沙走石，沙漠风暴又开始怒号时，或许人们会再次听到一个斯瓦比亚人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吼叫：‘Angreifen！’(进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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