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在说什么想什么？

中国古代思想史

第三章

 

第二节：《周书》在说什么想什么？

 

《尚书》分《虞夏书》、《商书》、《周书》三大类。《虞夏书》是夏王朝时期的记录，《商书》是殷商王朝时期的记录。《周书》是周王朝时期的记录，一共三十篇，时间跨度从周武王伐纣，公元前1044年开始到公元前200年秦穆公征伐郑国。下面逐一分析。

第一篇《泰誓》，是周武王集合在黄河南岸时一篇，渡过黄河后一篇，第二天黎明时一篇，三篇《泰誓》，集中地揭露了商纣王的种种恶行，表明了周武王伐商的决心，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武王之伐商纣王，之推翻商纣王，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当天子，当天下共主。而是他接受父亲周文王的思想，以天下人民的疾苦为重，与其让商纣王残暴地统治下去，草菅人命，不如彻底推翻他的统治。之所以这个责任落到周武王头上，并不是他努力的结果，而是他父亲周文王爱护人民的结果。人民拥护周文王的统治，愿意接受周文王的管辖，以至于八百诸侯都愿意接受周文王的统领，说明了周文王的仁政传遍天下。人们因周文王而信任周武王，不约而同汇集到黄河孟津渡口，周武王应人民要求，集合军队，决定征讨商纣王。

第二篇《牧誓》，就是在牧野作誓言，想说明的是商纣王已经失去了民心，所以四方诸侯小国都团结在小邦周周围，共同参与了讨伐商纣王的战争。周武王面对八百诸侯之师，慷慨陈词，历数商纣王罪行，群情振奋，因此一举而攻克商都，砍掉商纣王首级。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不战而胜的战争。

第三篇《武成》，周武王成就了什么？仅仅是伐商吗？一次战争并不能说明周武王的成就。周武王根据历史经验，开始了分封诸侯，建立了历史上首个官僚制度，使整个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这个功劳是了不起的。也就是说，在周武王以前，夏国、商国是酋邦联盟共和制的初级国家形态，国家机器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统治者真正统治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量的诸侯小国是靠自治，他们之所以依附夏国、商国，只是依赖大邦国的保护，其真正的治理、统治，是他们自己的事。但在周武王之后，情形就完全变了，各诸侯小邦，不仅要进贡物品，交纳税赋，还要听从大邦周的命令，遵守大邦周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酋邦联盟共和体制，使周国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但与秦始皇相比，其还没有做到中央集权，各诸侯小邦还有一定的自治权限。这也就导致了后来的春秋、战国之变。

第四篇《洪范》，箕子论述了九种规律，一是基本原素的规律，二是人的五种情态的规律，三是八种政务的规律，四是时间的规律，五是上下级关系的规律，六是人的性格的规律，七是选择的规律，八是行为的规律，九是人生道路的规律。所谓大法，即是此法！

第五篇《旅獒》，是太保召公对周武王的训辞，其重点是人富贵后的心态调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实应成为现代富翁们的座右铭。

第六篇《金縢》，探讨的是忠心继承法规的问题，主要是描述周公舍身摄政代替周成王执政的原因及过程，充分展现了周公大公无私的精神，如果周公代替哥哥周武王执政，也可以顺理成章，但周公遵循周武王的遗愿，并遵从周国长子继承的法规，始终没有取代周成王而只是暂时摄政，最终还政于周成王，这就表现出他崇高的人品。

第七篇《大诰》，探讨的是惩恶扬善的问题，是周公转述周成王的话，是一篇战前动员的讲话，其尽量论述了蔡叔、管叔、武庚的叛乱是邪恶的，是不合天意的。尽管我们是同姓兄弟，但我们不能让这种邪恶的行为得逞，所以要东征，要去消灭这些邪恶的行为。

第八篇《微子之命》，主要探讨的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问题，周国在推翻殷商王朝后，并没有把殷商人民斩尽杀绝，而是采取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办法，恢复被灭亡的国家，承续接继已经断绝了的世族，是自尧以来的统治者所采取的为政措施之一，意思是要各种人种、各种民族都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和平共处，即使是被消灭了，也要找到他们的旁支后代继续繁衍。因为一旦某一个部族死亡了，那么属于这个部族专有的那部分知识或技能也失去了生命。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伴随着某个部族灭亡而同时葬入坟墓的文化证据。作为夏王朝卜人的秃姓氏族被周族灭掉了，卜人所世守的有关夏代卜文化方面的知识便失传了。作为夏朝王族后裔的杞、鄫灭亡了，那么有关夏文化的重要礼制及传统就会大量的失传。所以古人十分重视氏族的生死存亡，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氏族本身的生存问题，而且还意味着某种文化的生存与灭亡。只要氏族还存在，无论逃到哪里，都要守住本族的祖业，这是最终使本族获得再生的唯一希望，也是说明不窋在失官之后仍不敢怠业、勤修绪典的根本缘由。这其实也就是最早的人权思想，人人都有权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推荐选拔被遗落了的人才，天下的老百姓就会诚心归服了。而这个“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在周武王时期确实实行过，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统治后，就册封了原夏国子孙、也封建了商国子孙作为诸侯君主。“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第九篇《康诰》，是自周武王推翻殷商王朝后，委派管叔、蔡叔、武庚去管理原服从于殷商王朝的广大人民，但管叔、蔡叔、武庚等叛乱，又引起了殷民的骚动，所以这次委派康叔封前去管理殷民。这次任务很不轻松，所以周公借周成王之意告诫康叔封。本篇有几个重点，一是希望康叔能够珍惜，一是要让古老的殷民改变思想，做新的人民，一是要谨慎施用刑罚，一是要理顺家庭人际伦理关系，一是治国不用重典，一是领导艺术，一是天命无常，但仍要遵从天命。这七项告诫，其实是每一个领导人都应该懂得的，现代领导人如果能懂得这些，也将是一个好的领导人。

第十篇《酒诰》，集中在一个“酒”字上，但其着重点不是戒酒，而是节制、控制饮酒。酒能乱性，甚至会给自己、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其实也就是子思所说的保持中等的生活需要的论述。

第十一篇《梓材》，因篇中用“若作梓材”比喻治国的道理，所以史官用“梓材”作为篇名。其提出的两个观点非常重要，第一个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第二个是要使人民明明白白的问题。这两种思想观念，至今人们也没有达成共识。很多统治者、管理者遇到问题都会采取回避的办法，他们只想按自己的心意来解决问题。他们也不想让人民明明白白地生活，总以为人民是愚昧的，是迷失的。其实人民都知道，人类社会需要统治者、管理者。问题是谁来做统治者、管理者？什么样的统治者、管理者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才是保护人民的？不仅康叔封要识别这些，我们现代的每一个统治者、管理者也应该识别这些。

第十二篇《召诰》是一篇臣子歌颂君王的文章，但这篇颂词含有很多规劝之语，所以便一直留传下来。召公在肯定周成王的地位后，便开始了他的规劝，这些规劝不是劝周成王如何如何，只是劝周成王要以夏、商两国为借鉴，保持较好的规律。因为人民都看着统治者，统治者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人民视为典范、榜样，所以，统治者要有好的行为方式，才能影响人民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如果统治者随自己心意来处理政事，那么人民也就会随自己心意来处理各种事情。作为一个社会，必须要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来维持，如果人人都按自己的心意来处理问题，那么这个社会必然要乱套。所以，统治者的典范、榜样作用非常重要。现代有一句俗话：“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也是这个道理。

第十三篇《洛诰》，基本上都是周成王与周公的对话，周成王因为自己年幼，一直都不愿意担任天子一职，而周公在看到成王逐渐长大并成熟后，营建了洛邑并还政于周成王，他认为按照周文王、武王的遗愿，王位的继承是按次序排列的，他之所以摄政代王，是因为周武王早逝，其子成王年幼，而到成王长大后，他当然要还政于周成王，他不愿破坏长子继承王位的次序，这是周国姬家的传统。史官们之所以不惜篇幅大肆宣扬周公此事，想说明周公就是一个尊重传统的人，尊重规律、次序的人。这个次序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也是今天我们所尊奉的，比如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领导就是领导，员工就是员工，总不能儿子僭越到父亲之上，员工僭越到领导之上。在一般情况下，尊重次序就是最佳行为方式。

第十四篇《多士》，我们可以看到周公及周成王的苦口婆心，反复申说天命以及安抚民众，殷商国的灭亡不是谁造成的，而是商纣王违反天意，违背民心所造成的。这种思想教育方法，即使在今天仍是我们所应该借鉴的。

第十五篇《无逸》，主要讨论的就是不要贪图闲适安乐的问题，要恭敬对待人民，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统治者、管理者，有了较好的条件后，自然而然会追求闲适安乐。周公并没有要求人们不要闲适安乐，而是希望统治者、管理者首先要辛勤工作，要让人民都闲适安乐了，自己才能享受闲适安乐。如果人民都在受苦受难，自己首先就贪图闲适安乐，那么人民的怨恨就会聚集到统治者、管理者身上，最后导致统治者、管理者的灭亡。

第十六篇《君奭》，大部分都是周公的话，都是周公在劝导召公。从周公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召公曾经动摇过、曾经犹豫过，但在听了周公的这些劝说后，召公肯定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而有了周公的这些劝说，我们还能不改变吗？所以，从本篇中，我们所学到的是周公的大公无私及努力奉献。

第十七篇《蔡仲之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长辈对下一代的谆谆嘱咐，也可以看到一个上级对下级的谆谆告诫。虽说蔡仲是周成王的侄子，但周成王却没有儿女情长。虽说夏商周以后大都是家族统治，但周成王并没有以家法代替国法，而是强调了国法的神圣性。

第十八篇《多方》，无论是周公还是周成王，都可谓是苦口婆心，反复劝导殷商旧臣。本篇有个关键的概念，即“适应”。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人们就应该适应新的变化，而不能抱着老观念不放，不能抱有偏见，不应该抱有成见。既然自己国家的灭亡是自己的统治者造成的，为什么要去怨恨、反对新的统治者呢？如果新的统治者也是酒池肉林，骄奢淫逸，那么不用人民反对，他也会垮台灭亡的。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

第十九篇《立政》，是周公对周成王的劝导，是周公对顺应形势发展的详尽论述，周国由一个小邦国一跃而成为大国，接受了殷商国的大片土地和大量民众，显然周国的政治制度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为适应新的发展，周公认为首先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和思想观念，而这些改变首先要从领导人做起，所以他不厌其烦地劝告周成王不要耽误在众多的刑狱和众多的谨慎之事上，要从大的方面着想着手，使国家的统治管理走上正轨。只有领导人改变了思想观念，下面的百官才会改变思想观念，否则，领导人大包大揽，一竿子插到底，不能宽容下级去治理、管理诸事，那么，国家就会发生混乱。商纣王的灭亡也有这个原因。

第二十篇《周官》，是周成王阐述三公、三孤和冢宰、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及宗伯的职位设立和职责，并对他们提出许多具体要求。这已经摆脱了小邦周家族统治的狭隘性，走上了官僚制度大一统。其实，本篇也可以看作是《周礼》的发端，正是有了《周官》，才有了《周礼》对各种官员的行为规范。

第二十一篇《君陈》，周成王所说的重点就是“教化”、“宽容”、“以身作则”的问题，虽说周成王谈到法治，但并不象战国时期的法家一样，一昧强调法治。不错，法律确实能约束人们的行为，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却不是法律所能概括的。也就是说，在西周初期人们也都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但一直到战国时期，人们并没有过于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对于“法治”这个问题，老子、孔子等人都谈到过，而他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人们的素质教育问题，只有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文明素质，人人都懂得法律，犯罪才有可能减少。如果一昧强调法治，那么犯法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违法、要犯法？是因为人们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从自己的价值判断出发，而不是从整个团体、整个社会出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然也就会违法、犯法。普及全民教育，提高人民的素质，使人们首先懂得社会、集体的需要，那么人们也就能少违法、少犯法。

第二十二篇《顾命》，主要探讨的是周成王眷顾群臣百官和太子姬钊，亦言群臣百官眷顾周成王，主要是继承教育人民的问题。大部分内容则是记载周成王的丧礼和周康王即位的典礼，叙述详尽细致，是研究周代礼制的珍贵史料。之所以要有隆重的仪式，则是表明周康王接受周成王的遗命，以及百官和人民对周康王的拥护。

第二十三篇《康王之诰》，是周康王的就职演说，首先他表明要尊奉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的治国理念，尊奉公平，完备事物而不致力于责怪，平均周密平等真心，然后他把权力收归于自己一人，即只有他才能分封诸侯，树立屏障。也就是说，周康王在周成王大封诸侯后，又一次分封诸侯，而且他这次的分封，关键在于周成王的兄弟，他的伯父们。周成王的分封，基本上还是按照原先殷商国遗留下来的自然部族聚居，而周康王这次的分封，则是以姬姓为主，让他的伯父们都到外地去对各部族进行统治，从而使周国有了许多的同姓诸侯小国，成为周国的外围屏障。

第二十四篇《毕命》，我们可以看出，周康王讲话的唯一重点就是开展教育教化的问题，而不是用严刑峻法的所谓法治。在那个非常时期，众多殷商旧臣还没有臣服周国的时候，不使用严刑峻法，这说明国家的治理并不完全依靠法治。商纣王就是严刑峻法，结果导致自己的垮台灭亡。而开展教育教化，就能合同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从而使众多人民趋向统一。孔子毕生就是开展教育教化，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因此说，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才是治理国家的唯一途径。

第二十五篇《君牙》，周穆王明显逊于周成王、周康王，但仍然是一个较好的统治者，起码他能懂得民生的艰难，并希望君牙去改变民生状况，这一点在当时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十六篇《冏命》探讨的是责任问题，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想到周穆王居然认为下梁不正会影响到上梁歪，臣下不正会导致君主上级不正。他这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一种做法，自己有了错误，不是自己的过错，是因为受了别人的影响，这种说法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当君主的，当领导、上级的，首先要给下级树立一个榜样，成为下级仿效的典范，才能领导工作。否则，把过错、责任统统推给下级，这个工作是做不好的，也是不好做的。不过，在世袭制盛行的时候，统治地位可以轻而易举得来，有这种思想也不足为奇。

第二十七篇《吕刑》中，“刑”字有两意，一种是典范榜样的意思，一种是刑律的意思。之所以提倡典范榜样，是因为典范榜样的行为方式往往影响很多人，因此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会成为人民的行为规范。而这种行为规范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其作用与法律的作用相同，甚至于还强于法律。所以，正确地理解“吕刑”，应是吕侯的典范榜样作用，而不是吕侯制定了刑法。本篇所说的五刑，古已有之，商纣王就是因为滥用五刑，才导致天怒人怨，最后垮台。周穆王正因为认识到这些，才提出减轻惩罚，用赎金代替，疑罪从无，疑罪从轻。这就是周穆王继承文王武王思想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

第二十八篇《文侯之命》，探讨的是权势衰弱的问题，可以看出，周平王由于势力衰弱，已丧失了天子的威严。东迁后的周，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和豫中一带的地方，后来这些领土渐被秦、虢等国所占据，周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疆域的缩小，使周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各诸侯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因此而减少。周经常向诸侯求车、求赙、求金，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已和一般小国无别。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伐郑，结果被郑打得大败。此后，周王再也不敢用武力来制服诸侯，而野心勃勃的郑庄公则颇有称霸中原之意。除郑以外，宋、鲁等国都很强盛。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替代。

第二十九篇《费誓》探讨的是扩张权势的问题，伯禽显然不是要安抚当地少数民族，而是采取武力征服的手段。虽然本篇记述时间较早，但与同期的《武成》、《洪范》相比，其语言、思想就大大差远了。伯禽相比于他的父亲周公，也大大差远了。

第三十篇《秦誓》，是秦穆公的悔过之词，确实有悔过之意，他充分认识到手下缺乏一个明智的大臣。虽然伐郑是集体决议，但这集体是个愚蠢的集体，是个善于花言巧语的集体。人人都在嫉妒而憎恨厌恶别人，人人都在争名夺利、争功请赏，不能容纳别人。当然，秦穆公认识到，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所以希望有一个独特的大臣，有福泽能繁荣安抚邦国。而这个人应该就是蹇叔。我顺从了大家，可大家都是错的，蹇叔当时受到责备，可他还是象流水一样顺从我，可见他的心胸是多么大啊！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卖，但愿秦穆公认识错误后，以后能虚心听取蹇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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