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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二世纪初，福建建宁府(建安，今名建瓯)和建阳县麻沙、崇化两镇的居民，多以刻书为业，书肆鳞次栉比，出版经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诗文，世称“建本”。书铺主人还和当地文人合作，编印了许多适应科场需要的大型类书和市民阶层日常参考的医书、百科全书。宋末平话小说盛行，建阳书肆出版《武王伐纣》、《乐毅伐齐》、《宣和遗事》等书，对后来历史小说的加工和再创造起了促进作用。麻沙坊毁于元末。入明，建阳书肆刻印的戏曲、小说和其他通俗书籍，依然有增无减，且门类更多，销路更广。直到清初，才逐渐衰落下去。坊刻旨在谋利，利于易刻速售，於纸墨不甚措意，且往往校勘不精。有些考官无识，据以命题，出尽洋相，麻沙本因此名声不佳。究其实，建本刻、校、印俱佳者多得很。浙江图书馆的镇库之宝《名臣碑传琬琰集》(四库底本、《四部丛刊》续编底本)，就是建本。《中国版刻图录》载建本三十几种，皆属上乘。如建安黄善夫刻印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后汉书注》、《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名冠宇内，历来为版本家、学者所重视。象黄氏这样的名肆，还有好几家。再如泉州州学刻印的《禹贡论》，纸墨精善，如初拓《黄庭》，光采照人，为宋刻书中的杰作。又有《后汉书注》一部，书体秀媚，字近瘦金体，纸墨版式，纯系南宋初叶建本风格，目录后有“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牌记五行，又有“武夷吴骥仲逸校正”一行。王叔边盖杭州刻书家，大约于靖康之变前后南下而开设书肆于建阳者。此后，瑞安人蔡幼学、仙居人吴坚，先后任建宁知府，都曾主持刻书，有《育德堂奏议》(含《外制》五卷)、《张子语录》传世。建安、建阳邻近浙江，浙本的技术风格对建本是有影响的。 公元971年，北宋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十三万版)，这是规模空前巨大的出版工作，它凭借五代以来蜀中刻书的基础，又培养出一大批技术工人，为迅速翻刻中央政府颁行的标准本(北宋监本)创造了条件。如传世成都刻《春秋经传集解》，《礼记注》、《周礼秋官》、《孟子》等书，字大如钱，墨光似漆，《九经三传沿革例》称之为“蜀学大字本”。十二世纪左右，这一出版中心逐步向眉山发展。李太白、李长吉、孟东野、刘梦得的诗歌，韩昌黎、柳河东、苏老泉苏东坡父子、秦淮海的散文以及许多地志、医书、类书都有蜀刻本，传世蜀本唐人集有二十余种。开版弘朗，字画遒劲，纸墨莹洁，校勘精审，可与浙本媲美。眉山书坊中有“咸阳书隐斋”於庆元三年刻印《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当是北宋末年迁徙入川的陕西书坊。到了十三世纪中叶，成都、眉山和四川其他地区，遭受元兵大肆焚掠，因此，流传到现在的蜀本，比浙本和建本要少得多。 金下汴梁，将图籍、书版及工匠一起掠而北还，平阳(即平水，今山西临汾)成了黄河以北地区的出版中心，金、元政府没有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从十二世纪起，开始出版古医书、类书、民间说唱文学作品，有《刘知远诸宫调》等传世。公元1149年，赵城(今山西运城)女子崔法珍募刻《大藏经》，历三十余年，成七千余卷，世称《赵城金藏》，今藏北京图书馆。元初，宋德方倡刻《道藏》,公元1237年在平阳玄都观开局，历时七年，成七千八百余卷，名《玄都宝藏》。如此巨大的项目，大大提高了平水一带刻工的技术水平。十三世纪中叶后，还继续刻印医书和《中州集》等书。此外，河北宁晋荆氏刻印的经书和音韵学图书，以及大都(北京)的刻书，都是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仅次于平水的北方刻书中心。 明清两朝，各地刻印的书籍，数量之大，品种之多，传布之广，大大超越前代。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即建文渊阁以聚藏宋元国家图书，又设国子监(今成贤街—带)，调集杭州和江南各地的宋元版片，补版刷印，又增刊新版，据说有二百七十四种。当时内府有刻字匠一百五十名，表背匠三百十二名，印刷匠五十八名，共五百多人。明成祖移都北京，复建文渊阁以存储宋元官书，又在司礼监设印经厂，包括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大量雕印儒、释、道三家经典，世称“经厂本”。据统计，经厂有专事书籍生产者一千二百七十五名：纸匠六十二名，表背匠二百九十三名，摺配匠一百八十九名，裁历匠八十名，刷印匠一百三十四名，墨匠七十七名，笔匠四十八名，画匠七十六名，刊字匠三百—十五名。此外，北京国子监刊印了《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书四十余种，世称“北监本”，以与南监本《二十一史》(三朝版)相区别。地方政府、藩府、民间书坊亦从事刻书，可考的在八千种以上。清代于武英殿设修书处，掌管印书，世称“殿版”。武英殿校刊的《十三经注疏》(附考证)以校刊精审见长，《四库全书》据以缮录；殿版《二十四史》为正史丛编，“数十年来，重梓者有新会陈氏本，有金陵、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局儳（音掺）配汲古合刻本；活版者有图书集成局本；石印者有同文书局本，有竹简斋本，有五洲同文局本，先后继起，流行尤广。”(张元济《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 明清时期，书坊遍及各地，几乎大中小城市都有刻字铺。这些刻书家制作的书籍，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好。十六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徽州等地书肆采用木刻套色刷印法印制图书，眉目清朗，赏心悦目。稍后，木刻家和印刷工人合作，发明了分色分版的彩色木刻。明末徽州人胡正言运用当时流行的餖版法印《十竹斋画谱》，把刻好的一块块小木板顺序付印，用来表现画面的深浅浓淡。他又采用拱花法印《笺谱》，这已经和近代凸版印刷相似了。这些附带了艺术色彩的图书，不仅行销全国，有的还远及海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近代印刷术输入中国，上海、广州、汉口等地陆续铸造铅字，出版书报。古老的刻版印刷术在风行一千多年，累积起丰富的文化典籍宝塔之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参阅赵万里先生《中国版刻图录序》)
四、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应用 公元1O45年前后，北宋中叶的庆历年间，正当刻版印刷步入黄金时期，活字印刷术也出世了。杭州人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卷十八专门记录道：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宇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文字生动翔实，具体而微，毕升曾用泥活字印书，不容置疑。但它究竟印的什么书，惜文献无徵。元初，隐居辉县的姚枢“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姚遂《牧蓭集》卷十五)姚氏印书不传。越明，清道光间，苏州人李瑶自治胶泥版在杭州吴山雇用工徒百余人排印《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自署“仿宋胶泥版印法”。安徽泾县水东村秀才瞿金生，率领子侄孙辈十余人，经三十年努力，制成泥字十万余，在道光、咸丰间陆续排印《仙屏书屋初集》、《泥版试印初编》、《修业堂集》、《水东瞿氏宗谱》等书，“一生筹活版，半世作雕虫；珠玉千箱积，经营卅载功。”李、瞿的成功，证实了《梦溪笔谈》所记泥活字印书是完全可信的。 公元1295年，山东东平人王祯出任安徽旌德县尹，撰《农书》，思自印，遂倡制木活宇三万多，并发明转轮排字架，先试排《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一百部，书已失传，但《农书》卷二十二附有《造活字印书法》，对木活字印刷术的监韵写样、锼（音搜）字修字、作盔嵌字、造软分储、拣字方法、排字刷印等全部过程，叙述得清清楚楚。明代有木活字印本传世，如《晏子春秋》、《小字录》、《唐诗类苑》、《蛟峰先生文集》等。入清，木活字印书多起来了，最著名的是乾隆接受金简建议，仿照王祯之法，费二千多两银子制成木活字二十五万个，改“活字”名为“聚珍”，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在活字未成之前，武英殿曾刻版刷印《易纬八种》、《汉官旧仪》、《魏郑公谏续录》、《帝范》四种，亦辑入《丛书》，故有一百三十八种。脍炙人口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最早便是由萃文书屋以木活字排印的，乾隆五十六年初版，次年再版，世称程甲本、程乙本；至光绪二年，北京聚珍堂书坊又排印了《绣像王评红楼梦》、《续红楼梦》等。清代木活字印本虽多，但在整个出版量中，仍是少数。版本学上一般把木活字排印本径称为“活字印本”。 十五世纪末，苏州、无锡、南京一带盛行铜活字印本。公元1492年(明弘治五年)，无锡华燧会通馆制铜字板排印《锦绣万花谷》一百二十卷；1495年印洪迈《容斋随笔》，五笔俱全；1498年印《会通馆集九经韵览》；赵汝愚《诸臣奏议》、谢维新《古今合壁事类备要》、潘自牧《记纂渊海》、高似孙《文苑英华纂要》诸书，繁篇巨帙，会通馆皆排印行世。公元1502年(弘治十五年)，无锡华珵排印陆游《渭南文集》。公元1513年(正德八年),无锡华坚兰雪堂排印《白氏长庆集》，1515年排印《艺文类聚》，1516年排印《春秋繁露》、《蔡中郎集》公元1524年(嘉靖三年)，无锡安国排印《吴中水利通志》、《颜鲁公文集》诸书。公元1574年(万历二年)，无锡周堂排印《太平御览》一千卷。跟无锡华燧同时，尚有范山顾恂金兰馆活字排印范成大《石潮居士集》、孙賁《西蓭集》诸书，字体秀劲，版式疏朗，印制精雅。此外，传世的还有苏州、南京、福建芝城、建阳等地印制的铜活字版书籍。常州人还用铅、锡活字版印书，可惜早已亡失了。公元1726年(清雍正四年)，内府用新造的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四十卷(附图为木刻)，每部五千二十册，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巨大的活字版印刷工作。福建林氏福田书海主人花数十年制铜活字十余万个，排印了《音学五书》等。 公元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登堡用新制活字字模浇铸铅合金活宇，排版印刷了《四十二行圣经》等书，还运用压印原理制成木质印刷机械代替手工刷印，经过几百年不断地改进、发展、传播，遂成为风行全世界的近代印刷术。早在七世纪，我国人民已发明了雕版印刷；十一世纪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就是金属活字的发明也早于谷登堡，有实物传世的华燧铜活字版印本，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出版物，比谷登堡制造铅合金活字只相差四十余年。可是，谷登堡的新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传播，并在十九世纪中叶打进中国市场，取代了我国传统的印刷术。这一历史观象，也是值得现代中国人反思的。
五、石印、影印、缩微型图书和电子图书 石印术，石版印刷术的简称，十八世纪末奥地利人施内费尔特（1771--1834）所发明。它利用油水相距原理，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作版材，用脂肪性的转写墨直接把图文描绘在石面上，或通过转写纸转印于石面，经过处理，即成印版。印刷时，先用水润湿版面，只有图文部分能附着油墨，即可刷印。清道光十二年(1332)以前，石印术巳传入我国。从事雕版印刷的广东人屈亚昂、屈亚熙父子(刻工)，自1831年起受雇于伦敦教会。屈亚昂曾在澳门马礼逊处受洗礼，成为最早的新教徒；并向马儒翰(即约翰)学习石印术，常在澳门印刷一面经文、一面图画的布道宣传品，成为中国最早学会石印的工人。马礼逊在回顾来华二十五年的工作时，很满意地说：“我现在看到我的工作的成效了，我用印书的方法，已经把真理传得广而且远，亚昂已经学会了石印术。”马札逊于1807年来华，卒于1834年，可知亚昂学会石印，是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年)，原英国教会印工麦多思在广州主编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用连史纸石印，亦当有中国印工参加。据以上史实，过去流传的石印术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始传入我国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参阅张秀民先生《石印术道光时已传入我国说》)清末民初，石印术在上海等地被广泛用来印刷古籍图书，促进了古书的流通和传播。知名的有点石斋(光绪五年开设)、同文书局(光绪八年至二十四年)、蜚芙馆、鸿宝斋、竹简斋、史学斋、竢实斋、五洲同文书局、积山书局、鸿文书局、会文堂、文瑞楼、扫叶山房等。石印本情况比较复杂。有临摹上石的，有重抄后摄影上石的，扫叶山房石印书四百十九种，半数以上为重抄上石制版，则在校勘上不能与原本相提并论。据原本摄影上石的较多，实际上可称影印本，校勘价值当与原本相同或相近，但又有不同类型：摄影后按原大石印，如同文书局承印武英殿铜活字本(图像为木刻)《古今图书集成》；缩小按原叶石印，如同文书局、五洲同文书局印殿本《二十四史》；缩小并叶石印，或二叶、四叶、九叶为一页，如史学斋印《二十四史》；按行剪开原书，重新粘贴、拼页，然后摄影缩小石印，如竹简斋印《二十四史》，剪贴易错行、脱漏，不可取。那时，书商石印古籍仅着眼于内容是否适合购买者需求，以牟利为宗旨，采用底本极不考究，这和后来张元济先生等主持的以保存旧本、善本真面目为宗旨的影印善本古籍不能相提并论。 珂珞版的发明，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影印术。它用厚磨砂玻璃作版材，故又名“玻璃版”。制版时，以无网阴图底片覆在涂布感光胶膜的玻璃版上爆光，因版面各部分的胶膜感光后硬化程度不同，湿润后形成不规则的纤细皱纹，具有不同的吸墨能力，因而能表达原本的浓淡层次，使复制品的色调笔画与底本无殊，这一技术何时传入我国尚不能确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商务印书馆开始运用珂珞版印刷。民国二年，董康影印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便是摄影后请日本技师小林忠治制珂珞版印的，他还影印过明如隐堂刻本《洛阳伽蓝记》。罗振玉以及瞿氏铁琴铜剑楼等也以私人之力影印过宋本和敦煌卷子本。1935年，武进陶湘用珂珞版印《喜咏轩丛书》甲乙丙丁戊五编，其丙篇内含萧云从《离骚图经》，采用明弘光乙酉(清顺治二年)汤复原刊作底本，保存了扉页背面以牌记形式刻印的汤复识语：“枣版繡梓，刷印无多。今包刻价壹钱五分，纸选精洁者每部贰钱柒分伍厘，用上品墨屑并刷工食费柒分五厘，共纹银伍钱，今发兑每部壹两，为不二价也。装订外增贰钱”。这条记载在印刷史研究上的价值不言自明，但目前各图书馆收藏本此扉页皆已失落，影印之功诚不可没也。 运用影印术为古籍图书的传播作出大贡献者，首推张元济先生主持之商务印书馆。1919年，该馆开始影印《四部丛刊》，收书三百二十三种，装订二千一百册，“赖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仅费四年”。出版以后，士林推重，争相购求，乃于1926年重印，由于版本变更(二十一种)、卷叶增补、文字校记等缘故，“卷帙稍赢于前，都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七十三卷，二千—百十二册。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写宋本十三，影写元本四，元写本一，明写本六，明活宇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丽旧刊本七，释道藏本四，余亦皆为明、清佳刻，具载书录。”(张元济《重印四部丛刊刊成记》)此后，又辑印《四部丛刊续编》八十一种一四三八卷，《三编》七十三种一九一○卷，《百衲本二十四史》，(用各种不同版本的残卷零叶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的书，称百衲本)，正统本《道藏》(含图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宛委别藏》(四十种)，《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二百三十二种)，《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古本戏曲丛刊》一至四集等。一九二二至一九三八年间，商务既影印《古逸丛书》各本，又辑印《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刻孤本四十六种，至一九五七年续增宋本《杜工部集》一种。《古逸丛书》原编二十六种，为清光绪间出使日本的黎庶昌搜辑、摹刻(其间有以意改字现象)，印制极工，版片今存广陵古籍刻印社。《古逸丛书三编》也已辑印完毕，计五十—种：宋本四十五，南宋内府写本一，金本三，蒙古平水本一，元本一。四十五宋本中，浙本十五种，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荣六郎家刊《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近二十年又辑印《古籍善本丛书》第一集六十九种，选各大图书馆收藏孤本、珍本作底本，可谓精美绝伦。由于珂珞版不耐磨，印数少，成本高，商务主要用于影印旧拓碑帖，古籍善本则采用摄影上石制版刷印，故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中有“此用石印，但略小其匡”的话，而在《刊成记》中又称“赖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谨费四年”云。 近十年间兴起的誊影印本和静电复印本，利用扫描原理，实质上属影印范畴，只是由于使用油墨、炭粉等，不易长久保存。而胶印本，则是依影印法制金属平版，再经由包橡皮布的滚筒转印到纸上的间接印刷方法，速度快，效果极佳。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五年首次引进彩色胶印机，始用彩色胶版印刷。经七十余年发展，目前已被广泛采用。 我国自五十年代后期起，有些图书馆开始设立复制部门，用照相的方法把图书资料拍成胶卷，既便于庋藏，又便于战备转移，亦可直接向读者提供服务。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全部拍摄为胶卷，读者借助阅读机，即可得见“庐山真面”。八十年代初，这种缩微复制技术被认定为对文献资料再生性保护的最佳措施。缩微型图书包括缩微胶卷、缩微平片、封套胶片和窗孔卡片等。一卷30m长16 mm宽的胶卷可存储2400页资料；一张普通平片(105X148 mm)可存储几百页资料。这种高密度的信息存储载体和计算机的高速检索与逻辑判断能力相结合，使阅读、检索、复印连续进行，便可创造出惊人的效率。所以图书资料缩微化又是图书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九八五年，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成立，机构设北京，同时在南京、上海、杭州、广州、重庆等十五处布点，引进技术装备，一、两年间即完成五十余种报纸、四千余种善本的缩微母片八千余卷。制作程序是：资料整理、拍摄、冲洗、拷贝、保管、使用、还原等。随着这一工作的深入，缩微胶卷(片)本成为书籍的重要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它既能显示清晰的图象，又能迅速地提供还原复制件。它的兴起，使“传统书籍”的观念面临挑战。五十年代以来，图书馆专家们固定的范围，无异于作茧自缚，徒劳无益。事实上，数千年来，图书的载体和制作一直处在发展之中，变化之中，未来依然如此。只有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才有可能对书史作出科学的总结。 本节所述，重在照相制版影印本(含胶印本)。誊影本电静电复制本、缩微胶卷本，原则上属于影印类别。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影印术，为沉睡的古籍图书注入了活力，促它再生，化身千百，广为流传。影印本的校勘价值几乎与原本无殊(原版面模糊缺损处需描修，又称描润，易走样乃至出错，《四部丛刊》亦时有发现，但是不多)。出版者旨在“存旧”，扉页、牌记、版式、刻工、装帧，悉依原本，特别是《四部丛刊》正、续、三编，《古逸丛书》续编、三编，《古籍善本丛刊》等，辑入古籍近七百种，大多宋元精椠，元明孤本珍本，影印线装，保持原本面貌。这就为版本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辅助教材。我的老师当年在浙江图书馆工作时，遇到过一件极有趣的事：民国间董康影印明如隐堂刻本《洛阳伽蓝记》，竟然顺利通过了王修、毛春翔等版本名家之手，被误认为明如隐堂原本，升格到善本书库，当作“优本”供奉起来，直到一九七九年方被谷辉之同志识别出来。搞古籍影印的出版家，大多事业心极强，非坊贾牟利之徒可比，为保存原本风貌，往往殚精竭虑，一丝不苟。研习版本学的人们，万万不可辜负了他们的一片苦心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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