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尊师重教的好传统。我们的历史上，有过许多好老师。
熊十力先生任教北大期间，最喜欢的学生是牟宗三。牟当时年轻，喜欢狎游。熊十力写信教育他，大意是：我年事已高，未来学术全部指望你，你怎么能够不自我珍重呢？抗战期间，牟氏颠沛流离，生活无着，熊十力对当时西南联大的汤用彤先生举荐说：“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可造，汝何得无一言，不留之于母校，而任其漂流失所乎？”此次举荐虽以失败告终，但熊十力言辞间流露出的对牟宗三哲学天赋和能力的欣赏，对其后来成才起到巨大激励作用。熊十力先生不喜写文章，也不喜欢出去演讲，但学生有问题请教，他常常写信作答，有时字数达数万字。《十力语要》中的许多文章就是这么来的。
1920年，李四光从英国学成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在学校地质馆中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星期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地质馆认真搞科研，竟忘了天晚回家。正当他凝神思考时，偶一抬头，瞅见一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旁，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急啦。”只听小姑娘埋怨道:“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着急哪！”李四光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女儿。
邓中夏是青年运动的重要领导人，被河北保定“直隶省立高等师范学校”聘为新文学教授。他当时的学生王森然回忆当时上课情形写道：“他右手持粉笔，挽着袖口，左手拿板擦，边讲边写，边写边擦，一写就是一大黑板。头发、衣襟、袖筒上落满粉笔面，也不在意，时间久了，嗓音嘶哑，嘴角出了白沫，才喝一口白水，其实水里早已落下一层粉笔面，他看都不看，便咽下去了。他的这种忘我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
1929年，梁启超重病在身，名医萧龙友开出药方，并再三叮咛:病想治好并不难，但必须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尤其禁止读书治学，否则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梁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这一年的1月19日，梁不治去世。1982年，梁启超的学生谢国桢因病住院，在病床上还不忘校订书稿，当亲朋故旧劝他静心养病时，谢说:“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创始人俞平伯出版有《诗词偶得》一书，书中解说李煜词为“独自莫凭栏”，晚年撰写并修改《唐宋词选释》时，改为“独自暮凭栏”。俞平伯给学生讲课时，每讲到这一观点必定说明，这样改是听取了废名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妙想”。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身心俱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陈寅恪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
那个时候的老师，爱学生，敬业，以道相传。
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想念他们，尊敬他们。
这些好老师的背影渐行渐远，希望在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