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熊《我的语文教学思想历程》（一）我曾经反对语文知识的讲授，现在又主张重视语文知识教育。尽管我现在认为知识是重要的，但坚定地认为不能重蹈过去的覆辙，仍然认为语文教育不是由“知识点”组合而成的。 既然我的看法与主流（官方的、民间的）有很大差异，就有必要把这种认识形成的过程写出来，以便大家辨析——赞成我的，可以找到理由；反对我的，可以获得依据；当然，也期待有人借鉴我的经历而萌生新的思路。 需要说明的是，机缘让我能够亲聆几位前辈的教诲，由于是耳提面命，这些话语已经无从查证。我保证这些话语的真实性，但不能保证我的理解准确而全面。 一、初涉教坛的一次经历和启发 1951年我大学毕业，20岁，满怀浪漫情怀地走进了清华大学工农速成中学。 所谓“浪漫情怀”，是指我感到马上就要和《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里的人物见面了。事实也确是这样：第一届学生里头光长征红军战士就有4个，还有“女”的县武工大队长、满身伤疤立过大功的机枪手……工农中学的学生非常听老师的话，这是长期失学之后的强烈心理反应，加上战争年代的组织观念（今天的老师们是难以理解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我面临的教学对象。而我，一个刚20岁少不更事的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莽撞的性格加上激情，于是就敢于胡作非为。 有一次，我讲修辞——比喻，讲得眉飞色舞，然后布置作业：下次作文，凡是能够用比喻的地方，一定要用比喻。结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句子： 章老师讲课，唾沫到处飞，好像满天火星，飞到学生嘴里，吸到学生心里。 这是比喻，没错，然而让我啼笑皆非。① 又有一次，我讲语法。应该说我的讲课还是有条理的，学生听得也很认真。可是有了上面那次的经验，讲完了，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这么讲，究竟有什么用呢？ 于是我去找吕叔湘先生（当时他住在清华大学北院，如今这房子已荡然无存了）。听我讲完，我说： “吕先生，这么讲好像没多大意思。” 吕先生说： “是没有意思。” “那您说该怎么教呢？” 吕先生想了一下，用手比划着说： “我们写文章，常常有几层意思，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句子。” 又比划一下： “修改的时候，觉得句子太长了，一拆，成了几个句子。你能不能教学生学会这种本事？” 吕先生当年的音容手势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因为从那一刻起，先生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新的路——它意味着我们的语言教学应该从沿袭已久的静态描述转上动态分析的轨道，还要设法把理论探讨转化成教学行为，让学生能够掌握实用的操作技能。 这条路是那么漫长。自己能够操作是一回事，能够讲出道理并且指导操作是另一回事。直到1976年，我的“长短句变化”才完成初稿，整整用了26年！到了80年代初，我的《语言和思维的训练》第一版完稿时，我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归纳成了五个专题：“长短句变化”“对称句练习”“语言的清晰性与思维的条理化”“语言连贯性练习”“句子的强调与变化”。 当然，这26年我并没有完全走在这条路上。我经历过因循、困惑，从时间来看，我绕过一个很大的圈子。 二、“文革”中的彷徨与思考——转折 一位了解我的老朋友说：“‘反右’把你束缚住了，‘文革’把你解放了。” “文革”以前，我只有宗教式的虔诚，却没有我自己。这种宗教式的虔诚，年轻的老师们恐怕难以体会，50岁以上的老师们可能记忆犹存。不过和他们比，我毕竟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加以反右的时候说过“错话”，再加上“出身”因素，少了几分“单纯”，多的是“惶惑”。于是盲目地认为凡是从“上面”来的，都是正确的，只要产生了些许不同的想法，那么，一定是自己错了；不仅认错，而且不安。“文革”冲击着一切，也冲垮了我头脑中的楼阁，这是又一次虔诚的自我否定，而且是更加彻底的自我否定。我感到茫茫然，一片空白，而且害怕极了。下面的内心对白很能够反映我这时候的心态。 在“劳改队”里，我噙着眼泪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应该说‘好得很’呢还是‘糟得很’？” “当然是‘好得很’。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有点‘糟’呢？” “可见我世界观有问题，需要改造！” …… 走出“劳改队”，几经周折，又进了课堂，我仍然困惑，不知何去何从。不过有一点我看不惯，那就是说假话。特别是反“师道尊严”的那位小将进入北大附中以后，我发现有许多事和报上说的不一样。工、军宣队进校，浮夸、虚假之风也让我难以接受。 我不像有些人那样清醒得比较早，直到“9·13”事件之后才开始有点怀疑——难道写进党章的话也能是假的？不过大的方向我还是不敢动摇的。然而，路在哪里？我想：我坚持“唯物论”，不搞“唯心论”，总能找到方向。于是，我每学期都写总结，有时甚至用毛笔写。积累了几篇，回头一看，不行。尽管态度认真，却仍然找不到答案，其原因就在我像浮萍一样随风摇摆——真诚地随风摇摆。风向有变，我的视线也随着改变，东一下，西一下，忽而“左”，忽而“右”，总之，当时刮什么风，我的眼睛就顺着风向看。脚下无根，胸中无主见，就成了墙头草，不成。依旧茫然不知所措。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号召。这个指示之所以对我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在于总理人格的感召（那时候还多少有些圣化），另一方面也和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有关系。 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政治理论我啃不动，于是把北大附中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语文知识的书找来读了一遍。也许是因为破除了成见，也许是出于自身的经验，我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托人从北大图书馆弄到一些西方50年代的著作（原版），却很有启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英国人Grearson说的话：“修辞学者的任务，不是去研究‘这是什么’，以划分概念为满足，而是要研究写作老手的经验，分析它‘为什么是这样’。”这位Grearson教授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学术背景以及他的著作在当时的地位，但是验诸我自身的写作经验和教学经验，再加上那次吕先生的讲话，我觉得心中好像有一盏灯给拨亮了。从此，改造现行语文知识体系的意识在我头脑里萌生了。 逐渐地，我开始重拾“长短句变化”的旧业，而且对一些修辞现象做了一些分析（当时对“修辞”的理解也还只限于“修辞格”）。关于后者，有些心得在“文革”后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实验课本的时候已经写进了教学参考书里。②不过进行上述这些探讨时已经是“文革”后期——我有点清醒了。 现在看来，正因为原有的理念粉碎了，荡然无存了，过去没有看到的，或者看到而没有引起注意的现象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留给我的印象深刻而且引发我思考的还不止这些。 三、两项重要的体验 “文革”时期，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发我的思考。 第一件事是“以社会为工厂”的口号曾经诱发出学生的活跃，以及由此激发了写作的潜力。那时候，同学们整理了不少“村史”、“家史”（有个人执笔的，也有集体写作的），就文字水平而言，这些号称“初中”的学生却显然超出了“文革”前的水平，有的甚至相当不错。我曾经手刻油印，编成几本小册子，这些资料可惜没能保存下来——即使能够保存下来，内容也没有了什么意义。不过那时候确实让我眼前闪亮了一下。 今天冷静地想一想，北大附中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现象，也还是有其独特条件的。现在看来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北大附中学生的组成。根据当时“划片入学”的原则，学校里北大和科学院的子弟多。文化是一种社会传统，社会传统是不容易毁灭的，“书香门第”也并不那么容易“断书香”，家庭的文化氛围是这些“成果”的基础。这些学生能够做的，当时的一般学生未必能做；在北大附中能够出现的，在其它学校就未必能够出现。 第二原因是，在这些天真的心灵里，世界因为蒙上了理想化的红纱而变形，变形的世界激发了浪漫情怀，而理想化的浪漫情怀恰恰也是发挥写作潜力的一种动力。 尽管如此，学生当时所显示出来的活力却至今难忘。给学生提供充足的思想材料，把他们的思维“激活”，就能够唤醒他们的学习和写作潜力，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我心里开始萌芽了。 另一件事是在北大附中农场“学农”期间发生的。 沾了“六厂二校”的光，北大附中从纺织工业部手里接收了一个农场，在昌平十三陵以北（北大 “200号分校”附近），占地三千多亩，是一个山头。 当时正值“右倾回潮”，我旧习难改，想让孩子们在抄报刊大批判稿之余试试写记叙文。孩子们喊“不会写”。无奈之中想到流行的“典型引路”方法。正如我前面说过，附中学生里面还有一些能够动笔的，于是找一些学生先写若干片段：有的写劳动过程中的某个场景，有的写开头，有的写收工……当时北大附中的农场占据了整个山头，果树成林，平房成排，山墙一抹就是黑板，每块黑板上抄一段，倒也琳琅满目；发表了不少片段之后，又组织几个同学在老师的辅导下写成整篇，仍在黑板墙上与大家见面。 没有想到的是，学生们一下子活跃起来了。这个说“我也能写”，那个说“他写了这些，我还能写别的”，虽然仍有不动笔的，这次交作业的居然达到三分之一以上（有的班几乎接近一半），好的作文不少，而且有明显的长进，用学农期间习惯的“庄稼话”说，就是孩子们“像雨后的玉米，‘唰’的一下拔了一节”。 这时候我头脑里又亮了一下，而且像闪电一样的强烈——这种现象过去没有见过！学农结束了，孩子们回家了，问题还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从此，传统的教材观念被突破了，语文能力培养中综合与分解关系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还有些事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比如受到一些毕业同学在延庆花盘公社插队期间自编油印刊物的触动，利用“三夏”机会组织学生编油印小报，等等，一时倒也轰轰烈烈。这些，对于我后来逐渐树立“语文教学要适应社会需求”的观念来说也是有意义的。不过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上面谈的这两项。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谬误与真理并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语文教学界的所作所为，是受上述印象驱动的；我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探索，也是沿着上述思路发展的。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后来我为这一段经历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在错误的航线上也可能发现新的岛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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