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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2 盛韵 布兰奇·克瑙夫（Blanche Knopf）是一个从完全外行攀升为终极文学品位塑造者的奇女子。她出生于纽约的犹太移民家庭，父亲是巴伐利亚来的农夫，家人缺乏对艺术的兴趣，这令她从小就对艺术与书籍的世界充满向往。1911年布兰奇结识阿尔弗雷德·克瑙夫，五年后与他结婚，据她后来的采访，两人除了书和音乐几乎不谈别的；不久他们就成立了克瑙夫出版社。虽然布兰奇很不满丈夫没有遵守婚前协定让她当一半老板，但她当了总编，1918年出版社合并后，阿尔弗雷德任总裁，她任副总裁；再之后阿尔弗雷德当主席，她当总裁。她对好书的嗅觉无与伦比，也极善交际，招徕了不少文坛名流。托马斯·曼曾说她是“出版社的灵魂”。她的事业从一战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出版过艾略特、罗伯特·格雷夫斯、庞德、伍尔夫、弗洛伊德、劳伦斯、加缪、波伏娃等等。除了严肃文学，类型文学她也不放过，正是她策划了主打“冷硬派”侦探小说的“猎犬推理故事系列”，网罗了雷蒙德·钱德勒、达希尔·哈米特、詹姆斯·M.凯恩等一时之选。她为克瑙夫出版社签下了单本最畅销的纪伯伦的《先知》。等到她退休时，克瑙夫旗下作者已经拿了二十七次普利策奖、十六次诺贝尔奖。 劳拉·克拉丽奇（Laura Claridge）最近出版了布兰奇·克瑙夫的传记《带猎犬的女子》（The Lady with the Borzoi），考证了布兰奇的情史。布兰奇一辈子只嫁过一次人并且白头偕老，但她与不少男女作者还有音乐家都有过露水情。她说过：“我从来不是特别传统的人，但我先生一直是。”她爱跟人说婚姻生活如何缺乏性致，有意者自然心领神会。她的情人名单中有伟大的小提琴家海菲茨、指挥家斯托科夫斯基、库塞维茨基、钢琴家鲁宾斯坦。她送给每一位的定情信物都是登喜路的黄金打火机，她自己每天能抽两包契斯特菲尔德香烟。她最招摇的一次恋情是跟一个英俊的法国人于贝尔·霍厄，朋友都觉得他配不上她。她买下了自己纽约公寓隔壁的一套房，在两套房之间装了暗门方便幽会。法国人终究不靠谱，跟她分手时伤透了她的心，她还得被迫听他在一墙之隔找新欢。作为传记作者，克拉丽奇显然要为布兰奇的习惯性出轨作出解释，阿尔弗雷德不够有性吸引力是重要原因，而且他还有个不上台面的习惯——经常为自己和儿子帕特招妓。晚年布兰奇视力衰退，先是要用放大镜，然后要靠助手给她读信件和文稿，但仍旧发现了不少当时的文坛新秀。1966年布兰奇因癌症去世。
伟人或天才的子女几乎注定要生活在父辈的阴影中，古今中外皆然。弗里德里克·施波茨（Frederic Spotts）在写克劳斯·曼的新传记《被诅咒的遗传：克劳斯·曼的悲剧一生》（Cursed Legacy: The tragic life of Klaus Mann）开篇即说：“克劳斯·曼罹受了六重厄运。他是托马斯·曼的儿子。流离失所的流亡者。毒瘾者。一个无法用母语发表作品的作家。一个不那么gay的gay。对死亡的迷恋伴随了他的一生。”克劳斯在日记中抱怨父亲“对人类缺乏关心的倾向在我身上反映尤其强烈”。托马斯·曼在日记中这样写大儿子：“这孩子从道德上和智性上都不完整。”托马斯1925年的短篇《错乱少年愁》（Disorder and Early Sorrow）有自家的影子，其中以克劳斯为原型的人物“啥也不懂，啥也不会做，成天只想着扮小丑，可惜就连那点天分也没有”。克劳斯后来的成功也没有改变父亲的观感。很多方面看，克劳斯的一生是故意要跟老爸反着来。托马斯一辈子没出柜，克劳斯则早早公开了同性恋身份，并写了不少该题材的小说；托马斯极为尊重权威，克劳斯天生有反骨，他的小说《梅菲斯特》精准捕捉了纳粹合作者的心理；托马斯忠实于家庭，克劳斯喜欢一夜情，每次恋爱都轰轰烈烈却没有善终；托马斯精打细算珍惜名誉，克劳斯愿意为信仰牺牲一切；托马斯写小说匠心独运冷静构思，克劳斯则靠火一般的热情和灵感。1949年克劳斯因嗑药过量致死，托马斯和两个女儿当时在斯德哥尔摩，他们决定继续系列演讲，不去参加克劳斯的葬礼。
英国文艺复兴文学专家斯蒂芬·奥格尔（Stephen Orgel）在新作《书中的读者：对空白和笔记的研究》（The Reader in the Book: A study of spaces and traces）中探讨了书页上的空白与读者留下阅读痕迹的互动关系。与美国图书馆和藏书家对书籍洁净程度的执迷（极端者会将藏书上的笔记抹去）相反，奥格尔只对有笔记的古书有兴趣。他认为：“读者对书的补充令书完美。”一本书只有被人读过并留下痕迹，才算真正有了生命。而只有读者投入智力，与作者交流，才有可能催生新的文本。 本文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5期，原题为《克瑙夫出版社的灵魂》，2016年8月28日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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