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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顺义区，有一个特殊的“村子”———“太阳村”，这个“村子”的孩子都是监狱服刑人员的子女。据司法部统计的数据显示，在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占30%左右，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有60多万人，他们的辍学率高达82.43%，其中45.9%的人生活没有保障，生存状况令人担忧。以无偿代教代养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为工作宗旨的“太阳村”，是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专门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民间组织，目前在全国已经有9所。2000年12月建立的北京“太阳村”是这些“太阳村”里规模最大的一个，也是全国“太阳村”的总部。 10月13日上午，当记者到达位于顺义区板桥村的“太阳村”时，“村子”里很安静。孩子们已经早早地上学去了，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小屋空荡荡的，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在忙碌地工作。由于要参加在河南省新乡市召开的全国“太阳村”大会，“村长”张淑琴已经离开村子赶赴河南，她在电话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创办初衷：让服刑人员和他们的子女回归社会 之所以要创办为服刑人员子女服务的“太阳村”，跟张淑琴自己的工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20年前，张淑琴在监狱工作，她是监狱主办的报纸的副主编，也是一名女作家，写过一些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和报告文学。与一般的监狱工作人员不同，当张淑琴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观察监狱的时候，关注的就不仅仅是罪犯的表现，而更多地会关注服刑人员的家庭和他们子女的未来。 在一次少年犯管教所的采访活动中，张淑琴发现有很多少年犯的爸爸妈妈也是罪犯。“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在那儿哭，我问他哭什么？他说他想妈妈了，他妈妈在女子监狱服刑，我就让他和他妈妈见了一面。我把照片登在报纸上后，很多服刑人员给我写信，诉说他们孩子的事情。”张淑琴告诉记者。 这件事情之后，张淑琴开始将注意力放到服刑人员子女的问题上。在一些女子监狱采访的过程中，张淑琴发现女犯人跟她谈得最多的就是孩子。很多服刑人员的子女下落不明，她们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不知道孩子到哪里去了，甚至连做梦都梦到孩子被老虎、豹子吃了，有些服刑人员甚至跪在张淑琴面前求她找到自己的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张淑琴经常受服刑人员委托，去找他们的孩子，她去过西安，去过陕南，去过陕北，有的孩子能找到，有的找不到。张淑琴在一个女子监狱的重刑犯中队摸了一下底，发现有七八十个罪犯不知道子女的下落。一些服刑人员的子女，由于无人照料，丧失生活来源，逐渐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有一对兄妹，他们的妈妈盗窃被判刑，爸爸跑掉了，他们把家里东西卖光了，就靠偷东西为生。我有一次碰到他们到监狱来找妈妈，他们用盗窃得来的钱给妈妈买了一双鞋。”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张淑琴感到特别痛心。 张淑琴翻阅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监狱法等，发现这些法律都没有提到服刑人员子女的问题。为了能够解决这些孩子的问题，张淑琴于1995年离开了监狱，创办了“陕西省回归研究会”，那个时候她已经是一级警督，属于副处级干部。“回归就是返本归元，我创办‘回归研究会’，就是希望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能够早日回归社会，回归善良人生。”张淑琴表示。 在创办“回归研究会”之后，1996年，张淑琴又在陕西省东周三元村开办了全国首家“太阳村”，专门救助那些因父母服刑而没人抚养的孩子。如今整整20年过去了，年近古稀之年的张淑琴已经在全国建立起9个“太阳村”，先后抚养过6000多名孩子。 80个孩子考上了大学，98%的孩子父母获减刑 临近中午的时候，“太阳村”的孩子陆陆续续从学校回来了，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食堂打饭。这些孩子多数都在6岁-12岁之间，来自全国各地，共同汇聚到“太阳村”这个大家庭。 “目前孩子的信息来源主要有四种。首先，很多孩子的信息都是监狱提供给我们的。监狱给我们提供孩子的信息，我们委托监狱来考察，我们还是相信监狱的。其次是派出所提供的，派出所在办案的过程中发现一些犯罪分子拿孩子当挡箭牌、当道具，这些孩子没有地方接收，就送到我们这儿来。还有一些孩子是社区送来的。比如有些社区发现孩子妈妈服刑，爸爸跑了，孩子没有人照顾，就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来。另外，一些罪犯也会给我们写信，要求我们照顾他们的孩子，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把信转给监狱，要求监狱来审核。”张淑琴告诉记者。 这些孩子有的很小就送过来了，最小的才十几天。“有一对出生才十几天的双胞胎，他们的妈妈杀了爸爸，派出所就给我们送过来了。我们小宝宝多，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又要喂奶又要换尿布，压力可大了。”张淑琴表示。由于监狱和派出所随时有可能给“太阳村”转送孩子，大的大，小的小，为了方便接收，张淑琴在“太阳村”创办了自己的幼儿园。 “太阳村”一般会抚养这些孩子到他们的父母刑满释放之后。“太阳村”和孩子的父母都签有委托代养协议书，要求服刑人员刑满释放3个月后必须把孩子接回去，否则就起诉他们遗弃子女。但是后来张淑琴发现，一些吸毒人员在刑满释放之后有可能会重新吸毒，所以即使他们已经被释放，也不敢把孩子交给他们。还有一些罪犯在走出监狱之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自己都没有生活来源，更不可能养活孩子。对于这些人就采取灵活一点的方法，等他们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再把孩子接走。 一些孩子的父母刑期相对比较长，如20年以上徒刑或无期徒刑，这些孩子就基本上在“太阳村”长大成人。对于这些孩子，“太阳村”会保证他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如果考上了高中，“太阳村”会继续资助他们上高中。如果没有能力上高中，“太阳村”会给他找到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技术。 在“太阳村”的抚养教育下，很多“太阳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这是张淑琴最开心的事情。“我们有七八十个孩子考上了大学，今年就有七八个。另外还有一个孩子当了兵，这是我今年最开心的事情，这就表明政治上不再歧视他们了。”除此之外，还有十几个孩子在离开学校后，回到“太阳村”工作，张淑琴让他们学开车、学财会、学管理，把他们作为“太阳村”的“第二梯队”来培养。 同时，孩子在“太阳村”的成长对他们父母在监狱的改造带来了非常好的影响。“我们坚持每年让孩子们去探视他们的父母，让父母看到孩子们的变化，用探监作为社会帮教活动，做个报告、演讲、表演啊，让服刑人员看到社会对他们子女的关注。他们会感谢社会和政府，安心改造，人有了希望、有了念想，这是其他任何的改造方式都不能相比的。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孩子在‘太阳村’的服刑人员，98%都获得了减刑的表彰。” 最大的困难：不理解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参观了“太阳村”的公益农场。该农场位于距离“太阳村”不足3公里的地方，农场的大门口写着“一切为了孩子”的标语。记者在农场中看到，绿色的蔬菜藤蔓、密密麻麻的枣林、白色的草莓大棚覆盖了整个农场，肉眼所及的范围内看不到边际。 2000年，张淑琴在北京市顺义区板桥村租赁了500亩土地，建起了几十个蔬菜大棚，种上了水果、蔬菜，希望用其产出支付抚养孩子所必需的饮食、医疗、教育等费用，依靠“自力更生”来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除了公益农场之外，“太阳村”还建有自己的公益超市，把爱心人士捐献的一些剩余物品向社会出售。 随着张淑琴的“太阳村”事业越做越大，社会上的各种质疑也逐渐涌现。“太阳村”曾经一度归属于中华慈善总会，但最终由于其涉及商业化的经营模式被剥离了“官方背景”公益组织身份，成为企业与公益组织的中间体。 张淑琴坦言，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不理解”。“政府对这个问题也是很棘手，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也没有机构、没有人来重视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拿不到政策的支持。社会上对我们的理解也不够，有些人认为我们帮助坏人的孩子，有些人认为我们让罪犯在犯罪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在骗钱。尤其是我们搞了农场、搞了一些经营活动之后，社会上对我们的质疑就更多了。他们认为慈善组织就不应该搞经营、不应该赚钱。在社会和政府对我们支持力度不够的情况下，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生存问题有什么错？” 除了社会的不理解和质疑之外，孩子的教育和保险也是张淑琴目前感到头痛的两个问题。“太阳村”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一般会送往当地的板桥小学，但是近几年来，由于教育制度的一些调整和“电子学籍”的推行，“太阳村”的孩子上学越来越难。“每次一有孩子来我们就发愁，没办法给他（她）送进学校。另外就是孩子的保险问题，孩子的父母在监狱，我要给孩子上保险上不了，因为我不是直系亲属。现在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上不了学，保不了险。另外一些孩子由于父母的原因没有户口，这也是我们头疼的问题。”张淑琴告诉记者。 “我们希望政府帮助我们协调一些诸如孩子上学这样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让我们全力以赴地来照顾、教育孩子们。另外也希望政府为我们提供一个场地，免费为孩子提供遮风挡雨的家。因为我们不单单是在帮助这些孩子，也是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政府化解矛盾。”张淑琴向记者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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