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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传》的世界，皇帝无能，官府昏庸，社会腐败，法律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而道德对人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虚。尽管宋江一再称颂徽宗皇帝“至圣至明”,但实际上就像画饼充饥，这“至圣至明”的天子却始终不分忠佞，姑息养奸。高俅、蔡京、童贯之流狼狈为奸，陷害忠良，排除异己，任人唯亲。大名府的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青州府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贵妃的兄弟，江州知府蔡得章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高唐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华州城贺太守是蔡京的门人，殷天锡是高廉的妻舅，高衙内是高俅的干儿子。这些人仗势欺人，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整个社会贪污盛行，腐败堕落，斯文扫地。
首先便是法律的失控。 相对于官府，水泊梁山首先就是一个非法的存在。林冲、宋江、武松、戴宗、卢俊义、柴进等人，都曾经是阶下囚。他们或被刺配，或被杖刑,或遭长途押解,甚至还有从刑场上死里逃生的。像揭阳岭山的李俊、李立，揭阳镇上的穆春、穆弘、浔阳江上的张顺、张横，都是当地欺行霸市、杀人越货的恶霸。鲁达拳打镇关西、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七星智取生辰纲、武松醉打蒋门神、张都监血溅鸾鸯楼、石秀大闹翠屏山、众好汉江州劫法场、浪里白条张顺杀李巧奴，等等，都是以武犯禁，以身犯法。但他们不仅成功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还因此而声名鹊起，赢得了社会的阵阵喝彩。从某种程度看，杀人越货成了义举，脸上的金印倒成了荣耀的旗帜。这已经说明，法律本身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丧失了基本的公道与正义色彩，也失去了对社会最基本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官位就是法律，嘴巴就是条文，法律成了权力的奴婢和工具，这在《水浒传》的世界里，是个通行的法则。高俅一上任，就要求“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都军、临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病未能参拜，高俅就认定他“抗拒官府”，随便定下罪名，下令抓来治罪。其实他是公报私仇，以发泄被王进父亲殴打之仇。高俅迫害林冲，从头至尾，都假借法律的名义，在法律的幌子下公然作恶。案子到了开封府，有这样一段情节： 府尹道：“他做下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怎周全得他？”孙定道：“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说！”孙定道：“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 府尹与孙孔目的这番对话，暴露了官场上公开的秘密。开封府就是高太尉家的，是非曲直还不是高俅说了算？林冲毕竟幸运，正巧遇到了为人耿直的孙孔目，否则当时就会毙命公堂。可是，绝大多数执法者都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之徒，一个孙孔目，又怎能左右这个社会的风气？ 不仅权力左右着法律，金钱也买卖着法律。小说中，“通关节”“打点”“作活”文案，这样的词语频率出现。监狱里的管营、节级与差拨，是司法体制的“神经末梢”。这些人看起来人微言轻，微不足道，但决不可小觑，所谓“县官不如现管”，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英雄豪杰，一旦落到他们手里，不死也要脱层皮。宋太祖武德皇帝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新发配到牢城营的囚犯，都必须打一百“杀威棒”。这个规定不仅赋予了管营、差拨合法的加害权，也为其榨取钱财留下了进退自如的操作空间。打与不打，打轻打重，甚至打死打活，只看你孝敬的银子是否到位。结果，这非法的贿赂倒成了“常例钱”。宋江被押解到江州，只因宋江没有及时送上“常例钱”，就有了如下对话 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戴宗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戴宗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打死一个罪犯，如同碾死一只苍蝇，想必戴宗这话并非恐吓之语，在他和李逵手里，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冤魂！读者往往只看到了戴宗作为梁山好汉的英雄壮举，却看不到他滥施刑罚、勒索钱财的丑恶行径，这种选择性的评价显然是偏颇的。
不仅金钱与权力公然践踏着法律，人情好恶也以温情脉脉的方式左右着法律的公正。武松诛杀了西门庆与潘金莲，押着王婆到阳谷县衙门自首。那个曾经受过西门庆贿赂的县令或许良心发现，“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有意搭救他，便与手下吏员商议： “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至斗杀身死。” 一桩显而易见的私自复仇的故意杀人案，却被他们改成了因互殴致死人命的激情杀人案。这就是“作活”文案。对此，其上司东平府尹陈文昭心知肚明，但陈“是个聪察的官”,有正义感，讲义气，他不仅不去揭穿和追究下属的责任，反而主动为武松找关系，通关节,终于免了武松死罪。陈文昭如此袒护武松，并非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显派权力的威风，只是哀怜他为兄报仇,“是个仗义的烈汉”。读到这里，我们都会因为对武松的同情而理解了这些“好心”官员的做法，甚至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其实，从法律角度说，这不还是知法犯法、以情害法吗？传统社会是个讲究人情世故的社会，人情对法律的伤害，有时候并不亚于权力对法律的渗透。对后者，人们深恶痛绝；对前者，人们却是褒贬不一。 在权力与金钱的作用下，贿赂公行，枉法滥法，司法一片黑暗。身为公差，宋江为晁盖通风报信，朱仝、雷横以执法为名，假公济私，放走晃盖。宋江杀死了阎婆惜，负案逃匿，知县派公人到宋家庄捉人。宋太公却拿出一张与宋江断绝父子关系的文帖，此案便以悬赏通缉了事。宋江向以“孝义黑三郎”而闻名，对父亲是百依百顺，却被其父亲告了忤逆，开除了户籍，断绝了父子关系，个中情由，众位公人自然个个明白。执法者因为懂法，“吏道纯熟”，反而更容易钻法律的空子。 武松孟州入监，施恩为之上下打点；宋江郓城杀人，朱仝为之上下打点；宋江充军江州，吴用为之上下打点；卢俊义北京蒙难，柴进、李固都去打点，不过，一个是要他活，一个是要他死。只要有案子，就会有打点；只要有打点，就会有枉法。在《水浒传》里，这已经是司法界流行的潜规则，人人遵守，人人奉行，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小说作者在叙述这些事的时候，口吻也是平淡无奇，像吃饭穿衣一样再正常不过。 法律一旦成了玩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体制内的走狗也难以幸免。济州府为了抓杨志，逼迫缉捕使臣何涛，限他十日之内捉到案犯，不然,“先把你这厮迭配远恶军州，雁飞不到去处! ”并且在何涛脸上刺下“刺配……州”的字样，中间两个字空着，根据何涛的追捕情况，再填上相应的州县名。这是何其荒唐！而穷凶极恶的何涛，此刻又是多么可怜！ 法律是一个社会底线的规范。一旦法律的防线突破了，社会一定会陷入失控的状态。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礼法并重的社会。在观念上，对道德与礼教的重视甚至超过了法律。《水浒传》通过江湖与朝廷之间的对立与互动，表达了对“忠”与“义”的张扬。“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寓意正在于此。所谓“忠”，就是忠君之心；所谓“义”，便是兄弟之情。 一百零八个好汉聚义梁山泊，靠的不是对皇帝和朝廷的“忠”。相反，多数人对朝廷充满了怨恨和忌惮，像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燕青一干人，对朝廷始终怀有深深的戒备，对皇帝也大为不敬。他们凝聚在一起，靠的是兄弟间的“义”。通过“结义”,这些异姓人、陌路人成了兄弟，其情义甚至超过了同胞骨肉。所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保国安民”姑且不论，“死生相托，患难与共”显然是结义的直接动因。 小说中结义的仪式随处可见。好汉们三两杯酒下肚，彼此投缘，相见恨晚，便对天发誓，歃血为盟。在第71回排座次之前，好汉们分散在各地，三三两两各自结义，如鲁智深与史进结义，鲁智深又与林冲结义；武松与张青夫妇结义，又与施恩结义，然后四人共同结义。这样你来我往，纵横交错，到第71回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网络，每个人都被“网”到了网络之中。于是，条件已然成熟，众好汉在“忠义堂”“一齐跪在堂上”对天盟誓，这就是总结义，大结义。一个“义”字，将一百零八个好汉联为了一体，成为一个独立于社会的团体。 《水浒传》中最能体现这个“义”字的，莫过于宋江。作为一个领袖，宋江武艺平平，远不及他的兄弟们，如同唐僧的武艺赶不上他的徒弟们一样。而且宋江还其貌不扬，既黑又矮，地位卑微，不过一个小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名闻遐迩，声震江湖，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宋江结交了那么多好汉，从武松到李俊，从王英到戴宗，从张顺到李逵，结交的路数却是大同小异。所谓不打不相识，多以误会、冲突甚或争斗开始，以“纳头便拜”结束。好汉们在一句“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的质疑之后，都久旱逢甘霖一样，跪拜在宋大哥面前。这个场景反复出现，无非是为宋江登上梁山第一把交椅作好铺垫。众英雄何以心甘情愿拜倒在宋江名下？说到底，只为一个“义”字。 宋江极重义气，为兄弟两肋插刀，在所不辞，确实做到了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晁盖劫夺了生辰纲，朝野震惊，济州府布下天罗地网，晁盖已成瓮中之鳖。在这九死一生的危急关头，宋江却在何涛的眼皮底下，冒死出城，通风报信。没有江湖义气，断难做出如此举动。 宋江仗义疏财，为人慷慨，出手阔绰，“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赢得了“及时雨”的美誉。读《水浒传》，读者大都惊讶，宋江的钱财可真多啊！第22 回，逃难的宋江邂逅了躲难的武松，“宋江将出些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临别又送武松一锭十两银子；第37 回，发配的宋江与江州牢子李逵初识，“便去身边取出一个十两银子”交给李逵。李逵很感动：“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在宋江眼里，钱财乃身外之物，名声才是立身的资本，对金钱他毫不吝啬。只是这些银子，究竟从何而来？小说倒不做明白的交待。 宋江的仗义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江湖名声，实际上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怒杀阎婆惜，若非雷横、朱仝放水，宋江怎能逃离郓城县？从清风寨到揭阳岭，从郓城到江州，宋江一路逃亡，一路流放，从来没有脱离过兄弟们的保护。最后，登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也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这是对宋江仗义的最丰厚的回报。 “义”是梁山英雄们遵从的最高美德，也是当时社会奉行的一个道德观念。武松、宋江在犯下人命官司之后，不仅得到了民间的同情，而且也得到了官府的袒护。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贪图钱财，而是出于对武松与宋江的敬重。这说明，“义”在民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根基，对“义”的信奉，已经超过了对法律的信仰，为了义气，他们敢去践踏国家法律。 由此也可见出，作为道德品质，“义”有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兄弟之义” 不仅与“国家之法”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社会大众也存在着尖锐的冲突。所谓的患难与共，仗义疏财，所谓的同富同贵，同生同死，都是有特定对象的，那就是兄弟之间，局限在“圈子”之内，一旦超出了这个”圈子“，那就是杀戮和冷血，那就是敲诈和欺骗。宋江广散金银，他一个刀笔小吏，钱财从何而来？必然有不法勾当，必然来路不正；晁盖智取生辰纲，生辰纲固然是不义之财，但他们“杀富”却并不是为了“济贫”，一旦劫掠在手，还不是被他们自己给分赃挥霍了？打渔为生的阮氏兄弟，是因为羡慕“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才欣然跟随吴用去打劫；浔阳江边的张横，“来也不认得爷，去也不认得娘”，“不爱交游只爱钱”；时迁为了攫取钱财而盗人坟墓；孙二娘开黑店，杀人劫财，还卖人肉馒头……为了个人的享乐，为了小团体的情义与利益，竟然可以践踏国家的法律，无视他人的性命，劫掠他人的钱财，这样的“义”岂不是很丑陋？血溅鸳鸯楼那一幕，武松见人就杀，丫头、马夫全部杀光，刀都杀得卷了口；宋江杀黄文炳，居然将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这样滥杀无辜的“义”，岂不是很残暴？ 即使在兄弟内部，“义”的正面价值也是有限的。小说中，确实看不到好汉们为了金银财宝起内讧，为了座次而吵嚷，也不见为了女人而争风吃醋，“兄弟”的情义确实发挥了其正面的扭结作用。但既然是一个军事组织与政治组织，维系这个组织的，就不可能全是一个“义”字。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梁山的所谓“忠义”，早就取代了兄弟间的情义；而兄弟间的情义，又无情地取代了每个人的独立意志。说到底，兄弟间的“义”，还是无法解决每个人的人生出路与生命价值问题。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对高俅恨之入骨，恨不食肉寝皮，杀高球已经成了林冲的心病，也成了衡量其人生价值的重要砝码。但兄弟们并没因此而成全他的愿望，他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的仇人从他眼前大摇大摆地离开。此时此刻，兄弟之情又在哪里？仗义的宋大哥又在干什么？ 在宋江眼中，兄弟间再大的“义”，也赶不上对朝廷的“忠”。问题是，落草为寇，杀人越货，如何才算得了“忠”？在发配江州途中，宋江途径梁山泊,坚决不让花荣为他开枷。他说：“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坚决拒绝落草，认为那是“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仔细分析这些话，处处都透出了虚伪与狡诈。既然遵守“国家法度”，为什么为晁盖通风报信？为什么杀死了阎婆惜却不敢去接受法律的制裁？既然认为落草就是不忠不孝，为什么又要与这些“不忠不孝”的匪徒们称兄道弟？不知他在痛斥落草乃“不忠不孝”之行径时，他的兄弟们的脸面挂在何处？ 在《水浒传》中，“忠”与“义”的矛盾十分尖锐。讲义气，就要维护兄弟间的情义，就要反抗官府，就要和朝廷对着干，就要维护和巩固梁山的利益，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强化自我的生命意志，这就必然走向了不服从，走向了叛逆与反抗。讲忠心，就要牺牲生命的自我意志，绝对服从，忠于朝廷，效忠皇帝，不论朝廷有多么腐败，皇上有多么昏聩，都得维护赵家的江山社稷。一个朝廷，一个江湖，两者是根本对立的，你却硬要调合起来，结局必然是个悲剧，是个闹剧。 或许宋江是真诚的，他要为兄弟们寻找出路，通过招安来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得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名垂千秋的结果。但结果，奸臣们弄权，兄弟们离散，树倒猢狲散，这说明宋江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最后，燕青隐逸江湖，鲁智深、武松遁迹禅宇，以对红尘的彻底放弃来获取生命的自由；而宋江、吴用等人，只能以生命的代价来消解忠与义的矛盾，换取一个”忠”的谥号。最悲哀的是李逵。他最终死在宋江手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全他以及梁山好汉们的忠义美名。可是，代价却是生命的被迫消亡。 道德的价值在于其规范人心的力量。一旦与生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道德也就陷入了失灵与失范的尴尬。
除了法律与道德，一个时代的文化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时代的人们。《水浒传》的时代，不仅法律失控了，道德失范了，沦丧了，而且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也极其鄙俗，物欲至上，享乐成风，颓废，萎靡，缺乏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和生命价值。 梁山好汉们的人生梦想，大都停留在动物般的本能满足层面。 梁山好汉们有着强烈的享乐欲望，尤其是物质财富的占有欲望。晃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完全是出于对“此一套富贵”的占有欲，用小说中的话说，即“做个下半世的快活”。晃盖本是富户，其他几个人的生活也不成问题，即如阮家兄弟这样的无产渔民，整天喝酒赌钱，也用不着为生计而铤而走险。他们冒死打劫当朝太师的巨额寿金，就是为了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 《水浒传》对“吃”特别感兴趣。小说中有各式各样的茶房酒肆，好汉们常常出入其间。酒肉菜肴的铺陈，英雄好汉的酒兴食性，吃法吃相，是宴饮还是小酌，小说总是不厌其烦大加铺陈。吃吃喝喝的场面或细节，例如“安排了酒饭”“取十瓶酒，一口猪，赏了众人”“一只熟鸡”“一盘肥鹅”，诸如此类，真是不厌其烦，罗里啰嗦。口腹之欲，这也是梁山好汉们的追求。 发达与快活是他们的人生理想。拉拢人入伙，常以物质为诱饵。戴宗路遇落魄的石秀，感慨道：“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 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怂恿石秀去梁山泊，“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说到底，他们的人生理想，不就是俗不可耐的升官与发财？ 如果说一般将领追求吃肉喝酒等低层次的物质享受，那么，宋江、卢俊义等领袖则更看重手握权柄和光宗耀祖的荣耀。他们常常提及的终极追求与美好图景，便是“封妻荫子”“衣锦还乡”。宋江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卢俊义劝说燕青：“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以来，北破辽兵，南征方腊。勤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损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 鄙俗的社会文化，正显示了人心的堕落，人性的沦丧。这样的环境，不仅不能对人性给予积极的引导，有效的规驯，反而会刺激邪恶的欲望，让人堕入罪恶的深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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