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那个有机农夫市集，到底是怎么办起来的？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英敏特的数据，中国消费者对于有机产品的关注日渐提高，2014 年的有机产品领域中，有机婴儿产品是增速最快的之一，从 2010 年的 3% 猛增到 23%，而有机认证的蔬菜水果所占比例也从 2011 年的 1% 增加到 4%。在世界蔬果市场里，有机认证产品的占有率平均已经达到了 10%，遑论西欧地区大多超越 20% 的数据，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2009 年前，北京上海的小型有机农场就开始在农场举办农夫市集，大多结合农场本身的活动，比如丰收节、开锄节等，邀请周边的农友一起来摆摊，每年不过一两次而已，更多是为了给已有客户一个更好的体验。从 2010 年开始，各地强调有机生态的农夫市集开始出现，到高峰的 2012 年，全国陆续有十余个一二线城市举办过自己的农夫市集，有些城市甚至同时有四五个以农产品和有机食品为主的市集。其中一些市集昙花一现，一些渐渐式微，也总有新的市集出现。目前全国有一定规模并且较为稳定地举办的农夫市集大约有七八个，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成都、深圳等地。 

但是这里并没有一个相对权威且新的数据，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冠名“有机”或“农夫”市集的类型多种多样，缺乏标准，难以统计。有的是非营利性机构或者志愿者组织的，服务中小型生产者的市集；有的是商业企业（未必和农业完全相关）集合了一些生产者举办的；有的是农场本身在特定社区内进行的销售；有的是杂糅了服装、包袋、餐具等不同产品的综合性市集。 

但可以确认的是，在这些市集中历史最长、当前规模最大的，当属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而且，这个市集最核心的部分，是强调服务本地小型生态生产者，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和众多国内有机市集类似，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也是从一群志愿者开始的。2010 年，日本艺术家植村绘美等人联合了从事有机农业多年的当地小农场，一起举办了最初的市集——刚开始确实更像是一群艺术家的实验项目，就像植村绘美曾经和一所当代艺术画廊合作，为写字楼地区每日骑车递送限量的纯素食便当那样。 

常天乐很早开始参与市集的工作，她曾在中国日报担任财经记者，2006年开始为《中国发展简报》英文版进行社会发展和公益组织的研究与报道。2009年，她加入美国的非盈利机构“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简称 IATP）并回到北京负责中国的项目，开始研究中国的食物系统。现在她是这个市集的召集人，和三位全职同事和许多志愿者一起管理市集。

市集最开始以一两个月一次的频率进行，现在已经能做到一周举行 2~4次、一年超过 150 场市集，周末两天市集都会在城市的不同地区开集，周中则会在商业区或办公区推出主题稍有不同的市集，类似于市集的“副牌”，比如春秋季每周二中午在三里屯那里花园的中庭举办“农夫市集的好朋友”，根据这个休闲娱乐区域和商业区域的人流特点，相对减少了生鲜产品的数量，售卖更多即食的食品以及其他产品，比如天然化妆品、手工草木染纺织品等，也有一些和市集关系密切的非生产者提供他们的优质产品。 

市集一开始由志愿者组织管理，当时的运营成本仅仅是现场物料和宣传品的制作印刷，以及去农场拜访的交通费。组织者想出了一个应急办法，即组织朋友和志愿者们自制一些食物在市集上售卖，来平衡收支。但这根本不够支付劳动力的薪水，而且也分散了组织管理上的精力。

随着市集最初两三年的快速发展，对管理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纯粹靠志愿者组织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办法。四个最早的发起者们以外国人为主，后来他们有的回国、有的搬去其他城市居住，人员流动性太大。市集运行到第三年，最早的三位全职的中国组织者基本上是热血沸腾地免费打了一年工， 2013 年才开始拿一个月 3000 元的工资，这也只能是在北京已经站稳脚跟的人可以承受的。但非本地的年轻人想要加入市集工作，这个报酬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基本开销。所以在经过两年半相对松散的志愿性质的经营之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决定往更规范化的方向摸索，希望市集可以更加可持续地发展。

解决收入问题是迫在眉睫的。市集目前的收入来源于四个部分： 

农友赶集金。2013 年 5 月，市集开始向农户收取场地费用（收取摊位场地费用几乎是农夫市集的惯例，北京开始的确实较晚）。生产者被分为三个不同等级：微型生产者，家庭农场/作坊，业生产者和大型企业。按照规模大小和性质，每月每户收取从 200 到 1500元的费用。市集照顾到大部分生产者都在起步阶段，应以扶持为主，所以赶集金标准较低，一般不超过生产者在市集上销售收入的 5% 。但这个设计也导致赶集金扣除掉组织成本外，基本只能承担工作人员每月三四千元的收入。 

场地。从 2012 年开始，随着农夫市集的吸引力逐渐提高，开始有商业地产付费邀请他们前往设立市集。 

社区店。2013 年底，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三元桥的一个小区内开设了名为“集室”的社区中心，除了每天营业的社区生鲜店，还兼有办公、举办活动的功能。这个社区店是市集服务的延伸，让生产者周中也有销售渠道（毕竟菜不会集中在周末成熟），而消费者也不必赶在周末才能买菜。店中除了部分市集中的产品，也有外地有机农户快递来的、北京本地不生产的产品（比如南方水果）。有兴趣进驻社区店的农友可以向市集方提供一个采购价，市集如果觉得相对合适就会采购来店中销售。和市集一样，社区店也只销售直接来自于生产者，并且经过市集实地拜访的产品。 

大宗团购。在时令产品大规模上市的时候，市集和社区店可能都不能很快消化掉一批产品，尤其是草莓、樱桃等保质期不长、讲求新鲜的作物就适合通过预订、团购的方式快速、大量地销售掉。农友们专注生产，往往无法开展宣传、组织团购、接收订单、处理客服。市集就为人力有限的农友提供这些服务。但是如何确定一个标准并让生产者遵守这个标准，却是更为根本的部分，也是对管理提出更多要求的部分。 

有机认证一直是国内有机农业的一个绕不过去的痛点。国内的有机认证价格大约是一种作物 1-2 万元/年，而耕种若干种不同作物的小型种植者要通过认证，往往在财政上面捉襟见肘；而整个种植过程中是否能完全符合规范，一年只实地探访一次的官方有机认证也无法保证。但是在越来越多鱼目混珠的产品和市集进入有机食品界的时候，消费者又要求更有品质保证的产品。 

从最开始的不到 10 个商户，到现在 30 多个提供生鲜产品的农户以及 10 个非生鲜的作坊，其实在摊位数量上发展的并不迅速，现时的农户中取得官方有机认证或生产商有 QS 认证的也是极少数，所以不论是有机餐厅的经营者还是有机农夫市集的经营者，只能靠多次实地走访来确保品质，而消费者则靠着对餐厅或市集的信任来维持关系。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现在正在制定自己的参与式保障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参与式保障体系（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下称 PGS）是国际上最著名的有机行业组织 IFOAM（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从拉丁美洲和欧美的有机实践基础上提出并推广的，旨在所有有机农业的相关方都参与的情况下，对生产者实施认证并提供质量保证，意即让消费者、市集组织者、生产者共同作为质量监督员。 

北京有机市集的农户需要使用有机方式耕种，在土地、水源、肥料、物种多样性上都需要达到有机标准，同时他们会首选本地生产者，在本地缺乏符合条件的种植者或物产的情况下，会以就近原则选择周边地区的产品（比如东北的稻米）。 

为了检验生产者是否持续地符合要求，最开始市集的组织者会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消息，和消费者或微博粉丝一同前往农场参观，这也可以算是雏形阶段的 PGS。后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从 IFOAM 的中国代表周泽江处了解到 PGS ，在去年 9 月IFOAM 派出一位负责 PGS 的官员来北京与农夫市集工作一个月，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也借此机会，邀请全国各地市集和相关的生产者、消费者一起，组织了 4 天的工作坊，探讨如何让 PGS 在中国落地。同时市集也前往 IFOAM 位于德国波恩的总部工作两周，了解 PGS 在全球各地的实践情况。 

目前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每月会组织若干次农户拜访活动，和其他生产者、消费者、技术专家、媒体和 NGO 等相关人士一起前往农场，监督的同时也帮助农友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他们还会举办各类工作坊、讲座、交流活动，让生产者更多地接触到新知识、新想法，更科学管理自己的有机实践。但现有的 PGS 还不够程序化、不够完善。他们现在联合了上海农好农夫市集、广州沃土工坊、西安农夫市集等一起参与制定适合中国的 PGS。 

我让常天乐归纳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她表示，市集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食物社区，在食物体系中创造属于一个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更有自主性的空间。只有把生产者消费者联结在一起，彼此相互支持，才是让系统更加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办法。市集在运营和管理上更接近于社会企业的概念。社会企业是一个通过商业手段来达到人类整体和环境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它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更强调商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这也是市集对自己的定位。这个已经工商注册了个体户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有机农夫市集，对自己的定位即是如此。 

接下来，要继续运营这个社会企业，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还要面对和政策制定者的沟通、管理人才缺乏和业务细分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