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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清升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
滇池自古多水患。元初赛典赤·赡思丁首次探明滇池水患的根本原因是其唯一的出水口海口与海口河（下游名螳螂川）及其主要支流淤塞，导致滇池水位上涨、漫溢所致。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令时任云南行省右丞的三子忽辛与巡行劝农使张立道率三千兵民修治之后，在元一代，经定期疏浚、维护，水患终得以遏制，云南行省中庆（今昆明）一带出现了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然而，元末明初，由于政局动荡，战乱不断，以致水利失修，水灾复发，人民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平滇，沐英奉诏统兵十万留镇云南，鉴于当时滇池水患肆虐，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以滇池末流浅狭，霖雨汎滥，濒池之田，不可以稼。”即滇池水涨，淹没沿岸的良田，根本原因是“末流浅狭”，即滇池出水口海口再次淤塞所致。沐英即于战事稍定的1383年，“乃督万丁，自池口入，渠滥川中，浚而大之，无复水患。”疏浚海口河后，滇池水位下降，水患自然免除。看来，沐英治理滇池，完全是借用当年赛典赤的办法。以后，滇池沿岸各县轮流对海口坚持“三年大修”“每岁小修”之制，使滇池数十年间再没发生过较大的水灾。此乃沐氏家族入滇始祖沐英首次亲临受灾现场并亲自组织、指挥万名兵丁治理滇池的真实生动的记录。 沐英治理滇池水患的事迹，也反映在昆明的地名中。今天海口河西南岸的柴厂、马房两个古村，均系纪念沐英及其子孙当年入驻海口时堆积柴薪起炊造饭及关养坐骑而得名。笔者所著《明黔宁王沐英传》一书，梳理了沐英兴修水利之业绩：继疏浚海口河之后，沐英还主持兴修了呈贡、南坝诸水利工程。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沐英是云南最高长官，在其影响下，各地驻军纷纷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如在曲靖府，其部将、凤阳同乡、曲靖卫指挥使刘璧，就率官兵修筑了至今仍在灌溉千余亩良田的曲靖西城寥廓山大坝及西丽渠两个水利工程；大理卫指挥使徐进、潘大武等，则组织修建了邓川弥苴江堤、赵州环龙山湖、云南县（今祥云县）“地龙”灌溉网；金齿卫（今保山）指挥使王真、李观，兴建九龙池灌溉系统……至于沐英长子沐春指挥开凿汤池渠，引“人不知用”的阳宗海之水灌溉宜良万亩良田的德政，更是史不绝书，代有传载。 明初云南的水利建设，无疑为数百万移民到云南实行大规模屯垦，进而使中原农耕文化、儒家思想文化乃至国家认同意识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自沐英起，沐氏家族镇守、经营云南近三百年，兴修水利形成传统，除对省城周围的松华坝、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等六河水系以及各州、府的水利工程，几乎年年均有维修外，滇池海口及其河道的治理，几乎每一代身居要职的沐氏家族均积极参与，为云南的水利建设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永垂青史的卓越贡献。其中，最重要且有据可考的有如下几位： 沐琮（沐英四世孙，镇守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据明代参政秦禺、督学童轩等撰写刊刻的《海口见龙记》《重修海口神庙记》（碑曾立于中滩龙王庙内），以及倪岳所撰的（江宁）《黔国公沐琮墓志铭》记载：继沐英修治海口水利90多年后的明成化八年（1472年）二月，海口、海口河及其子河又因年久淤积堵塞，“水逆为患”，危及昆明城郊的民居、营房，毁坏庄稼，牲畜“咸失其所”。镇守太监钱能及沐琮，“体朝廷一视同仁之心，偕役治水”，组织兵民疏浚，历时三月。在水退后巡视时，“见有神祠，颓然于洲渚之间，栋宇倾侧，垣墉圮坏”，于是捐资重修一新，以体现其“治民以仁为本、事神以诚为要”，即希冀通过施仁政、祈神灵而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愿望。 对于沐琮兴修海口及各地水利之功，时人褒扬：“不数年间，田无惰农，庾（露天粮仓）有余积矣。”民众得到实惠，“民讴歌之。”（明倪岳《黔国公赠特进光禄大夫、右柱国、太师、谥武僖沐琮墓志铭》）。当代学界的评价则是：“不仅解决了云南卫所官兵的粮饷紧缺问题，减轻了滇中百姓的负担和明朝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 沐崑（沐英六世孙、总兵官、黔国公）。据乾隆《云南通志》卷29明陈金《海口记》记载：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因前几年多雨，海口河下游两岸山石沙土被雨水冲入河道，“故泛滥弥漫，而膏腴沃壤，浸没十之八九，民甚苦之”。沐崑即与云南巡抚陈金等属僚进行大规模治理，“起借六卫军余，安宁、晋宁、昆阳三州，昆明、呈贡、归化、易门四县民夫二万有奇……筑坝断水，自坝而下，至青鱼滩，凡若干里，以卫、州、县官、夫，画地分工，照界疏浚……挡水乱石、阻塞河流者，悉平治而尽去之……又于河之两岸，环筑旱坝十有五座……不数月而池之水十已去六七，不复昔日之泛滥弥漫矣。土地尽出，而所谓膏腴沃壤者，不复昔之浸没矣……查堪退出田地，前后约百万有奇……查滨海州县、卫所，递年虚赔之数而尽补之，以苏军民之困也”。 对于此次水利工程的意义，碑文赞誉为：“水患之消，利与惠之及于人者，盖亦大且溥矣”。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则如是评价：“修浚海口工程既促进了云南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沿滇池一带无地或少地农民和屯田军人及其家属的生活状况，此外政府也因此增加了财政收入，其间沐崑功不可没。” 沐朝弼（沐英八世孙、总兵官、黔国公）。据明代杨慎《海口修浚碑》记载：距沐崑修治海口水利工程后约半个世纪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春，因连续三年天气反常，雨量超常，滇池水猛涨，滇池堤岸出现多处洞窟，环海之田颗粒无收。沐朝弼与云南巡抚顾应祥等，冒着恶劣天气“出宿海口”，指挥夫役七千，“挖子河，疏海口，又在海口河上筑坝九座，各存水窗，以使沙石分移入支流，不致淤塞主河道”，最终“放流下安宁、富民，而滨海环滇者，泽口出，海心凸矣”，水患终于得以平息。在此过程中，沐朝弼为使施工顺利进行，曾捐出沐氏勋庄良田多顷，以让新开沟渠从中穿过。杨慎如此评价此次治理：“是役也，允如前记所云：不一劳者不永逸，不暂费者不永宁，嗣是则岁之小修可免，匪惟滨海得佃其田，仂其力，环海卫所州县……皆凯有息肩之庆矣。役成，当有砾石之锲，以垂久远尔”（明《滇志》卷二十四）。此次治理，不仅近海良田可以耕作，节约劳力，获得丰收，而且所有环海卫所州县百姓，从此共享免除徭役负担之福。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如此评价：“沐朝弼关注和支持云南地方政府继续整治滇池海口一带河渠堤坝工程，为根治云南滇池水患，保证濒池一带地区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解除或缓解滇池附近州县军民历年修治滇池之苦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综上所述，由于滇池历史以来一直存在水患，从唐宋之南诏、大理国、元云南行省、明、清、民国，尤其是自元以后，人口剧增、村落密布，滇池沿岸城乡深受其害，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昆明首府地方当局，从国家长治久安计，也曾一直组织军民进行了长期的治理，但像沐氏家族祖孙四代前赴后继在同一地点兴修水利，在云南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这不仅是沐氏家族在云南水利史而且更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边疆社会发展史上作出的重要贡献，至今仍影响深远，具有积极的现实启迪、借鉴意义。 当年屹立于海口河头的巍巍丰碑虽已不存，但碑文却永载于云南的史册。 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本文原载《云南日报》2016年9月11日第7版 编 辑 耿 嘉 郭笑笙 执行主编 王晓卫 策 划 耿 嘉 杨文江 蒋 敏 王晓卫 制 作 沈 艳 出 版 云南日报理论部 社会主义论坛编辑部 云南理论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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