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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历史是一部大书，人生是一部小书，如果把无数的小书串起来，就成了大书。我认为通晓政治、经济、史学甚至音乐、天文、数学、历法等等的司马光，就是一个既看重小书，又善于撰写大书的宋代通儒。“ 烟愁雨啸奈华生，宫阙簪裾旧帝京。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司马光当年《过故洛阳城》时的感慨，可见早在900多年前，司马光就与古都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史书记载：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谪居洛阳，在万安山下伊水之滨（今伊滨区诸葛镇司马村）选址建“独乐园”，呕心沥血编纂宏著《资治通鉴》，司马村也因此而得名。 司马光对万安山情有独钟。住进“独乐园”后他赋诗一首：“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南山”指的就是 万安山。司马光常常携朋友登山游览。2005年4月，人们在万安山下白龙潭附近发现司马光石刻遗迹，经文物部门勘察鉴定，此遗迹系司马光与好友王尚恭、闵交如游万安山所留，时间为元丰元年（1078年）。 司马光其人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祖籍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汉族，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年方20岁的司马光中进士甲科。宋英宗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任相八个月后去世，享年68岁。 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死后被宋哲宗追封为“温国公”，谥号“文正”，并为其题写碑额：“忠清粹德之碑”，追赠太师。《宋史》称司马光：于物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在历史上，他曾与孔子和孟子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 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特别是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的品行和人格 （一）刚直不阿 司马光经枢密副使庞籍推荐为馆阁校勘、负责礼院事务后，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中官麦允言死，被给予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司马光对此很不以为然，说：“戴很多缨子的帽子上朝，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只是皇上亲近的大臣，并没有多少功劳，而被赠以三公的官位，给予一品官的仪仗队，看他帽上的缨子，这不也太多了吗？” 夏竦死了之后被赐谥文正，司马光说：“这个谥号是最美的了，夏竦是什么人，受得起吗？”因为他的话，夏竦被改谥文庄。鉴于此司马光被任命为集贤校理。 后来司马光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这时，交趾贡纳一种奇怪的野兽，说是麟，司马光说：“真假不得而知，即使是真的，不是自己来的也不能说明是祥瑞之兆，希望送还他们的所献之物。”他又写了一篇赋进行讽谏。 另外他又修撰起居注，供职礼部。有关部门说有日食，按惯例，日食不满度数，或许京师看不见，就应当上表祝贺。司马光说：“四方都看得见，京师看不见，这说明君王被阴险邪恶的小人所蒙蔽；天下的人都知道，唯独朝廷不知道，它所带来的灾害会更厉害，不应当庆贺。”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他与别人一同负责谏院的时候，苏辙在回答科举考试的对策中，言辞切中要害而且很直率，考官胡宿不打算录取他，司马光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应该落榜。”因为司马光的这一建议，皇上下诏将苏辙定为最后一等。 宋仁宗没有儿子，且已年老多病。皇位应该由谁来继承？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谈论此事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谏官范镇提出自己的看法，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接连上疏，专谈皇位继承问题，并且赠送书信给范镇，劝他以死抗争。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司马光将此问题再次提起。他说：臣至和三年任并州通判时，曾三次上奏，请陛下早定继嗣，以遏乱源 。 宋仁宗听了以后，沉思良久说：莫非是想要挑选宗室后代作为继承人吗？此乃忠臣之言，只是别人不敢说罢了。司马光说：臣谈这些，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皇上如此开明，竟然接受了。皇上说：这有什么不好，古往今来都有这类事情。然后让司马光把上疏交到中书省去。司马光又说不可，希望皇上亲自把这个意思告诉宰相。 数十天后，司马光又上殿面陈：“臣上次进言，陛下欣然采纳，本以为很快就会实行，结果却没有任何动静。这中间一定有小人说陛下春秋鼎盛，年富力强，何必急着做这种不吉祥的事？那些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是想在仓猝之间，拉拢他们所看重的和友善的。‘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能说得完吗？”皇帝大为感动，说：“将司马光的上书送到中书省。” 司马光到中书省见到韩琦等说：诸公不趁此机会定议，他日宫中半夜传出寸纸，说以某人为继嗣，天下谁人敢不听！韩琦等双手作揖说：怎敢不尽力。 不久，宋仁宗下诏让英宗负责宗正事务，可是英宗一再推辞，不肯答应；皇上又立英宗为皇子，英宗又说自己有病，不肯入宫。这时司马光对宋仁宗说：皇子推辞富贵，已经快一个月了，可见他比一般人贤惠得多。然而，对父亲的召唤不答应，君王征召，却不肯应征，希望以臣下的道义来责备皇子，想必他一定会入宫。宋仁宗照他说的办，英宗果然接受了征召。 兖国公主嫁给李玮，由于李玮不能胜任宰相的职务，皇上下诏调李玮到卫州，李玮的母亲就去归附其兄李璋，公主回到宫中居住。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念章懿太后，所以让李玮娶了公主。现在是母子分离，家事零落。李玮已经被罢黜，公主怎么会没有罪呢？皇帝明白了，下诏让公主到沂国，对待李氏的恩惠也不变。 由于司马光敢于直言，刚直不阿，朝廷要晋升他为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官，他一再推辞，于是改授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并负责谏院的工作。 英宗即皇帝位，患病，慈圣光献皇后和他一同处理政务。司马光上疏说：过去章献明肃皇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只是因为亲近、任用外戚小人，遭到国内人士的非议。现在处理政务，大臣中忠诚厚道的像王曾、清廉纯正的像张知白、刚正不阿的如鲁宗道、正直无私的像薛奎等等，应该相信重用他们；猥琐、卑鄙的像马季良、谗害忠良的像罗崇勋等等，应当疏远他们，这样天下的人就会心悦诚服。 有一次，西夏派使者来参加祭祀，延州指挥使高宜负责护送作伴，他对西夏使者很傲慢，并出言侮辱西夏国王。司马光与吕诲请皇上对高宜治罪，皇上没有听从。第二年，西夏人犯边，杀掠官吏和平民。赵滋在雄州为官，只是凭他的勇猛和强悍治理边境，司马光先前就认为这样很危险。此时，契丹人在界河捕鱼，在白沟的南面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准备派人取代他。司马光说：我们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归附我们的时候，和他们计较细枝末节；等到他们桀驁不驯的时候，又听其所为，姑息他们。近来西边的祸害起于高宜，北边的祸害因为赵滋，可是时下却认为这两个人是贤人，所以边境的官吏都以惹是生非为本事，渐渐发展到不可阻挡。应该给边境的官吏下令，在边疆处理小事动辄用武的人，按犯罪论处。 （二）敢于直谏 宋仁宗年间，皇上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价值竟达百余万。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书，劝谏说：国家还有大的忧患，内外贫乏，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皇上没有答应。司马光便把皇上赏赐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办公费，黄金送给舅家，坚决不肯留在自己家里。皇后归政后，有关部门制订法律，规定皇后想要的东西，要上奏两次才供给。司马光说：应该转交给有关的部门来负责供给，并要如数告诉皇后，防止有人从中作弊。 曹佾（yi）没有什么功劳被任命为使相，两府都升官。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要慰藉母亲的心，而提拔无名之辈，这样守卫的老将、侍奉的小臣，一定会有所希冀。不久，又晋升都知任守忠等官员，司马光又争辩，他议论说：任守忠是个大奸臣，陛下被立为皇子，也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阻止和破坏重大决策，幸好先帝没有听从；等到陛下继承皇位后，他又多次干坏事，是国家的大贼。请将其斩首于都市，以谢天下。由于他的这一议论，任守忠被贬为节度副使，到蕲州做官，天下人对此都感到高兴。 王广渊被安置到集贤院，司马光认为他奸邪不可亲近，说：王广渊在仁宗在世时，私自结交陛下，难道可以说是忠臣吗？应该贬黜他，以严肃天下。不久司马光被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 （三）温良谦恭 司马光接受庞籍的邀请，担任并州判官。麟州屈野河西良田颇多，西夏人蚕食这一带土地，已成为河东的祸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去巡视，司马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抵御西夏人，招募老百姓去耕种土地。耕种的人多，粮食买卖价格就低，也就可以慢慢缓和河东粮食价格昂贵而依赖远处供给的忧虑。庞籍听从了他的计策，派将领郭恩去完成任务。 郭恩虽然勇敢但却有点狂妄，未经同意便率兵在夜间渡河，不设防备，被敌方消灭，庞籍因此获罪，离开了麟州。司马光三次上书陈述郭恩覆灭是自己的过失，但没有得到答复。庞籍死后，司马光上堂拜见他的妻子，待她像母亲一样，抚养他的儿子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时的人都很称赞他。 宋神宗即位后，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推辞。皇帝说：古时候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不写文章，有的写文章而无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之。你写文章、有学问，为什么要推辞呢？司马光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骈体文。皇帝说：就像两汉的诏书就可以了。你能在进士考试中获得很高名次，却说不能作四六骈文？ 御史中丞王陶因为议论宰相不值日而被罢官，让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被罢免了官职，我希望等到宰相值日后，再来就职。他的话被皇上应允。 他又上书谈论修心的三个要领：仁、明、武；治国的三个主要问题：任人、信赏、必罚。他的议论十分周详。他还说：我事奉三朝皇帝，都以这六句话为中心进献忠言，我一生努力学习所获得的，都在这里。 （四）忠于朝廷 司马光复出任宰相后，为治理国家殚精竭虑。元祐元年，司马光患病，当时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还存在，而对待西方少数民族的意见也没有统一。司马光叹息说：“这四种祸患没有消除，我死也不能瞑目呀！”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交给了医生，把家事交给了儿子，但国家大事没有可寄托的人，现在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他评论免役法的五点害处，请求朝廷下令罢黜此法。建议各位将领下属的兵士都要隶属州县，军政事务应当委托郡守、县令一同决定。废除提举常平司，将其事务转交给转运使、提点刑狱。他还认为，关于边疆问题，以和少数民族讲和为好。认为监司现在多为新近选拔的少年，大都刻薄急躁，应当命令亲近的臣子从郡守中选拔举荐，而要在通判中选拔转运判官。又建议国家设立十科荐士法。皇上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司马光拜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后，由于身体欠佳，皇上免除上朝朝拜，准许他坐肩舆，三天到一次朝廷。司马光断然不敢接受，说：“不见君主，不能够处理事务。”于是皇上下诏让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搀扶着司马光入朝和皇帝商议事情，并且对他说：“你可以不下拜。” 在司马光的再三反对之下，朝廷终于免去了青苗钱，恢复了常平仓的粜籴法。此时朝廷对司马光言听计从，太皇太后都虚心地听从他的意见。即使辽国和西夏的使者来了，也要询问司马光的起居和身体状况。 出于对司马光的尊敬，辽国和西夏的君主对他们的边境官吏说：“中国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了，不要轻率生事，发生边境纠纷。” 元祐年间，司马光自知时日不多，更加勤勉。他亲自过问所有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臣僚们见他身体羸弱，十分心痛，就用诸葛亮吃的少而事情多的例子，劝他引以为戒。 但是司马光却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别去管它。”病危将死之时，他对别人仍然恳切教导。 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赠封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赠送的银绢多达七千。并下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监护丧事，归葬到陕州。“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以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 （五）广开言路 司马光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村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赶到宫殿，守卫的士兵望见他，都以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呀！”他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拦在路上，聚集在一起围观，以至于马都不能通过，大家要求说：“你不要回洛阳了，就留下来作宰相，快救活百姓。” 哲宗继位后年幼，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当前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司马光说：“广开言路。”于是下诏在朝堂公开张贴文书、告示，要求朝臣们积极献言献策。 当时，朝廷针对大臣的意见定下了六条，说：“暗中有所怀疑的人；挑拨与自己无关的事的人；或者煽动动摇重要事情；或者迎合王安石的法令；对上想侥幸希望晋升；对下想迷惑流俗。像这些人，坚决惩罚不赦。” 司马光看后说：“这不是请求进谏，而是在拒谏。作臣子的只有不说话，一说话就归入到六条里了。”于是朝廷详细讨论其中的情况，将诏书修改后颁布施行。上书言事的人数以千计。 然而，司马光的正直敢言受到一些人的嫉恨。绍圣初年，御史周秩首先说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全部废除先帝新法。章惇、蔡卞请求掘其墓，砸碎他的棺材，皇帝没有允许，但下令剥夺他的赠谥，推倒为他立的碑。可是，章惇一直不停地攻击司马光，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追贬他为崖州司户参军。 司马光以其光明磊落的品格得到百姓的拥戴。据说，蔡京专权时，又降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在京城撰刻《奸党碑》，并命令郡国也都刻石立碑。当时长安石匠安民不得不刻字，他推辞说：“我是个愚蠢之人，不知道立碑的意义。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外都称赞他为人正直，现在反说他是奸邪，我安民怎么忍心刻！”长安府的官吏感到恼怒，要治安民的罪，安民哭着说：“我被征发服劳役，不敢推辞，但在碑的最后请求不要刻‘安民’二字，害怕得罪后人。”听到此话的人都感到非常羞愧。 宋徽宗即皇帝位，恢复司马光太子太保的名分。至靖康元年，朝廷重又赠他原先的谥号。到建炎年间，将他供奉在哲宗的庙里，与哲宗一起享受祭祀。 主持编著巨篇宏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历史贡献主要就是他主持编纂了《资治通鉴》。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谪居洛阳，用了十九年时间，以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所编纂巨篇宏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全书300多万字，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该书共294卷，通贯古今，上迄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1362年。作者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书中举凡和民生休戚、国家政务有关的事迹，无论是善恶功过、是非成败，凡是可用来告诫后人的历史经验，都节录下来，以严谨的态度汇集整理成册，期望能作为往后的施政参考，借此惕励后人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它博采众长，题材广泛，特别是文字朴实、生动，寓意明显深刻，既不愧为一部史书典范，又不失为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的一面镜子。 据史料记载，夏日的洛阳酷热难耐，司马光常常闷在小屋里，光着上身，毛巾沾冷水工作。即使如此，汗水还常常弄得墨迹一片，他只好请人在书屋中挖了深坑，砌成地下室，点起油灯，埋头苦干。在这个地下“凉洞”内，司马光度过了十几个炎夏，《资治通鉴》最终定稿。但此时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几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 1085年12月，司马光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不顾寒冬腊月，用车马载着这部19年心血的结晶，与刘攽、范祖禹等人从独乐园出发，日夜兼程，亲自押送到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呈。 宋神宗阅读此书十分高兴，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故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所以该书又被誉为帝王教科书。 1954年冬，毛泽东接见著名史学家吴晗时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写得很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之乱本末毕具。”由于该书开创了编年体史书新体例，把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到了新的高度，使之与《史记》一起成为史书双璧，倍受称赞。司马光和司马迁，被誉为“史家两司马”。 司马光轶事 （一）自幼勤学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11月17日)，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希望他将来做人光明磊落，做官光明正大，能够光宗耀祖。 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 ”，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 最让人传颂的还是司马光的“警枕”。据说某年的一天，司马光随同母亲回夏县拜访亲人，在叔父司马沂的床头，看到了一块三寸厚的木板，婶母告诉他那是叔父的枕头，为了早点下地，不睡懒觉，他总是将木板侧枕着，木板侧翻时惊醒自己，便起床下地。叔父侧板而卧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司马光。回家后，他让人将一截圆木做成枕头，取名“警枕”。夜读十分困倦时便枕着圆木而卧，一翻身枕头就会滚落到地上，“砰”的一声，马上便会醒来。立刻起床，点燃蜡烛继续读书。从此，“警枕”陪伴着司马光度过了勤奋的一生。 （二）司马光砸缸 有一件事使小司马光名满九州。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进水里的小孩得救了。 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司马光砸缸"故事。沉着冷静，机智勇敢，这件事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绘成图画，广为流传。 （三）司马光的清廉 1、节俭朴素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他才插上一枝花。这件事，到了司马光晚年，被他写进家训来教育儿孙要注意节俭。 据范镇的孙子范祖禹所写《司马温公布衾铭记》记载：司马光在洛阳时，好友范镇从许州来看他，走进屋内，除见到四壁的书架上摆满图书之外，别无它物。床上的被服更让人感到寒酸，布料早已褪色，补丁连补丁。范镇深感司马光太清苦，返回许州后，让夫人做了一床被子，托人捎给司马光，司马光非常感动，在被头上用隶书端端正正地写道：此物为好友范镇所赠。一直盖到去世时。 病逝前，司马光给儿子司马康立下遗嘱：死后仍穿平时衣服，盖上这床被子，并启奏皇帝，国家财力困乏，不要实行国葬，将他的灵柩运回老家，予以薄葬。 司马光担任国子直讲时，开封街市繁华，物价很高，司马光入不敷出，生活窘迫。临近入冬，有个“梁上君子”以为司马光身居高官，肯定有不少金银财宝，夜晚悄悄潜入司马光家里，四处找遍也没翻出值钱的东西，只好扛走一个竹编衣箱，拿走了他和妻子仅有的衣服和被子。失盗后的司马光见客没有衣穿，睡觉不能御寒。 在洛阳工作时，司马光常常往返于洛阳、夏县两地看望故乡的亲人。沿途州县得知司马光回乡，出于对他的敬重，都想招待一番，但是司马光却千方百计绕过官衙，即便遇到也婉言谢绝。 有一次，陕州知府刘仲通听说司马光要路过，因政见相同，很想与他聊聊，便早早派人在路口等候。不久，差人报司马光绕城而过，快到茅津渡口了。刘仲通急忙派人带着几坛好酒追至渡口。司马光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是要拒绝刘大人的一片好心，而是沿途许多百姓连饭也吃不饱，很多人用野菜充饥，我无心享受这美酒佳肴……”此后，再无官衙为司马光设宴送礼。 年老时，友人刘蒙拟用50万钱请婢女侍奉司马光。司马光听说后，随即复书谢绝：“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用一婢乎!” 生性简朴的他,一向不喜欢华丽，尤其当他位极宰相时，也依然是粗茶淡饭，衣着简单，生活简朴，一生保持着勤俭清廉的风范。 司马光临终床箦萧然，唯枕间有《役书》一卷，故吕公著为挽词云：“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 苏东坡写过一首诗：“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据说也是以司马光为原型。“携其余”，就是将剩饭剩菜“打包”。宋代有“既食而携其余”嗜好者，史料中唯司马光一人。苏东坡与司马光交情匪浅，以此戏谑其“老抠儿”，倒也有理有据。 2、拱手对妾 传说司马光夫妻感情很好。但一直有件事在困扰着夫人，他们没有儿子，司马光夫人因此一直心存歉疚。 为了弥补缺憾，夫人瞒着司马光，为他讨了一个侍妾。有一天，夫人将侍妾妆扮得光彩照人，乘司马光高兴的时候送入书房。司马光好象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在埋头整理资料。过了好大一会儿，司马光还是对侍妾无动于衷。侍妾为了引起司马光的注意，就从书案上拿起一部书，走到司马光身边，故意娇声问道：“中丞大人，这是什么书啊?”司马光一惊，猛然看到一个娇媚的女子站在自己身边，赶紧起身，双手打拱行礼，庄重地回答说：“你拿的这部书是《尚书》。”说完以后，又继续忙于写书了。 侍妾看到司马光这样不解风情，很是尴尬，只好偷偷地退出书房，向夫人汇报去了。 3、典地葬妻 由于清贫，司马光妻子张氏亡故，以至无钱埋葬。《宋史·司马光传》载："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记述的正是这一段"典地葬妻"的悲情故事。 4、良好的家风喻后 司马光不仅个人节俭，还要求过继的儿子司马康也节俭，《训俭示康》便充满着他对后辈的希望。这种身教言传之精神，成为后人正身立命的楷模。 司马光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还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训俭示康》。 他在文中说道，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因为俭约而遭到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日营聚”，大操大办。他对这种奢靡的风俗感到痛心，为此而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随后,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的李沆、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援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他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借鉴。他对儿子说：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祟“以奢糜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训俭示康》这篇文章，写得有理有据，真切动人。司马康读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一生始终把父亲的这篇家训，当作做人的镜子，用来鞭策自己。 5、以孝道立身 司马光一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朝廷，以孝道立身。他出自真诚对兄弟的关爱，更是流传千古。 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朝廷授予他奉礼郎，因父亲司马池在杭州做官，司马光便请求任苏州判官以便能侍奉父亲，朝廷答应了。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他守丧多年，以至容貌憔悴。 其关爱哥哥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司马光的哥哥字伯康，名旦。当司马光退居洛阳后，每次返乡探亲，总会探望兄长，对哥哥既敬重又十分关怀。 当时伯康已八十岁了，而司马光也年事不小，但他亲自侍奉兄长就如同事奉父亲一样地尽心尽力。特别是哥哥体质羸弱，消化不好，为保健常需少食多餐，故照顾颇为费神。因此每当餐后不久，司马光总会亲切地问候哥哥：“您饿了吗？要不要再吃点东西？” 当季节交替时，气候不稳，而哥哥又最怕着凉。所以天气稍稍转凉，司马光便随时注意哥哥的衣服是不是足够保暖，他常常轻抚着兄长的背，嘘寒问暖：“衣服是不是太薄？会不会冷？” 由于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会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在司马光的熏陶下，司马康继承父志，勤奋好学，不仅学识渊博，更通晓经史，侍奉父母极其孝顺。在母亲去世之后，他悲痛至极，三天三夜都滴水不进，哀痛逾恒。 良好的家风，连他家的家奴也受到熏陶。一天，司马光经过独乐园，见新盖了一间厕屋，就问守园者，建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守园者答，是我把游人给的赏钱积攒起来的。司马光说，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守园者说，难道只有相公您不要钱吗？ 司马光身教言教并重，其家族后人也都以贤德立身，流传至今的《温公家范》就是例子。《温公家范》广泛收集了治家有方的实例，系统阐述了家庭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处世之道，为历代推崇的家教范本。司马光自己说，《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因为家风是世风之基。 司马光的《独乐园》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携书局至洛阳。次年，在南尊贤坊以北买地20亩，修建了私家园林，名曰“独乐园”。 司马光在《独乐园记》中说：“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乃光之所‘独乐’也。”自己所引以为乐的事，“皆世之所弃”，即便想和别人同乐，也没人愿意。既然不能同乐，那只有独乐了。 在独乐园中，司马光点缀了"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若干建筑。“读书堂”是写《资治通鉴》的地方，“采药圃”是种中草药的地方，“钓鱼庵”是休憩之所，“种竹斋”是夏日纳凉之所，“浇花亭”“弄水轩”是闲适娱目之地，“见山台”是登高远眺，借南山之景入园的远望高台。 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对独乐园只有108字的简短记载：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它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逾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蔓草为之尔。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 《独乐园》的简陋，司马光在他的《修荼蘼架》也做了描述：贫家不办构坚木，缚竹立架敬荼蘼。风摇雨渍不耐久，未及三载俱离披……然而司马光却在这里乐此不疲，悠闲自乐。 其实独乐园以水池为中心，建筑南北布置，堂北又有水池，中有岛，岛上植竹，其他景物环列，周边配置花圃、林木。是一个以水景为构图中心，大量花木环列，并在岛上植竹，突出竹林景观，突出植物景观的水景园林。 独乐园竣工后，文人纷纷写诗祝贺。大才子苏东坡写了《司马君实独乐园》：“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履，竹色侵盏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 ……” 苏辙也写了一首《司马君实端明独乐园》，把司马光和洛阳城赞美了一番。西京（洛阳）留守宗泽、大学者范祖禹也都写诗咏赞独乐园。更有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富弼、吕公著等人因长居洛阳，常来独乐园吟诗作赋，一时间，花香墨香交融，园林与士林并秀，洛阳城的文气更浓了。 明嘉靖《河南郡志》载：“独乐园在洛阳城南天门街东，去城五里。”清嘉庆《洛阳县志》载：“独乐园遗址在洛阳城东南伊洛河间司马街村。”该村清《重修关帝庙并金妆神像碑记》：“今洛阳城东南常安村(即司马街)，乃司马温公独乐园故址也。”《园记》中所说：“在尊贤坊北关。”村人传说：古时村南有“尊贤坊”石牌坊，以此印证。1935年出版之李健人《洛阳古今谈》，亦云独乐园故址在此。明时毕亨曾于遗址上筑园，称毕中丞园。 司马光与宜阳灵山 灵山寺在洛阳市西南40公里，今宜阳县城西灵山北麓。灵山寺古碑说：周灵王冢“形似凤凰展尾、撅首、若俯而食”。故灵山又称凤凰山，灵山寺又称凤凰寺。 史料记载，司马光曾多次到灵山寺游玩，写下《灵山寺》《灵山寺流泉》等诗。《灵山寺流泉》载：“去寺犹一里，隔林闻水声。安知乘兴客，山下远相迎。”为了纪念他，后人根据“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制作了一口“万人缸”置于寺中，至今此缸尚存。缸中之水引自凤凰泉，永不枯竭。 夏县明代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山西监察御史朱实昌瞻仰司马光陵墓时修建的碑楼檐柱上有一幅楹联：“粹德辉煌流涑水，精忠发越秀峨眉”，我想，这便是司马光精神的真实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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