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不合就自杀：边缘人的精神脱贫比物质脱贫更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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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

28岁的年轻母亲（以下简称“杨”）一家六口的悲剧已经尽人皆知，不在赘述，其行为有违人伦更挑战法律，不容原谅。但在村民眼里，她是个性格温和之人，为何有此极端举动，疑雾重重。

杨的事件掀起巨大波澜，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极端个案，更是一段纪录“边缘人”存在的微缩胶片。

边缘人，相对于明星、企业家、白领阶层、医生、律师等主流人群，流浪汉，无业人员、低收入者、贫穷农民，老人等等……处于社会边缘，他们明明真真实实地存在于这个社会，却又显得那么悄无声息。如同一粒尘埃。

向死之心：弱关系无法挽回的绝望

在底层社会脆弱的关系链中，人的尊严，爱，希望艰难维系，弱不禁风。生计、情感、疾病、任何一方面的打击都有可能使他们觉得离希望越远，离绝望更近。

人有三重关系的维系，朋友，家庭，社会。杨没有什么朋友，唯一能跟她说说心里话的，是与她年龄相仿的姑姑；杨的丈夫常年不在家，她有没完没了的必须完成的家务，但是没有内心想拥有的完整家庭；贫穷的农村处于社会的边缘，而贫困乡村里的贫困人家，是在边缘的边缘。她所在的家庭在低保取消之后，更与社会疏远乃至情绪对立。在杨的世界里，除了孩子是她的责任，是强关系，与外部世界的所有关系几乎都若有若无。弱关系意味着可以随时消失。

YGL对自己的四个孩子斧杀、毒杀，手段何其残忍，但这也成为一个巨大谜团。不久前她还在为大女儿的上学资格奔走，而且赢得了人生中难得的小小胜利，作为母亲，怎会对幼子无爱。至少在她自己的逻辑里，她向孩子们施加的必定不是屠杀，孩子是她短暂人生积累下的财富，也是她家庭生活中承担起的厚重责任。也许是她不想逝后让孩子免受不公的待遇，也许是担心抛下孩子自己被人唾骂，向死之心念头骤起，索性一并带到另一个世界。

她也许是想帮着孩子们完成自杀，儿子长大后会不会也像父亲一样当上门女婿动辄被打骂？女儿成人后会不会也像自己这般独撑家庭重担。既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堪的生活难以改变，弃之有何可惜？

她带他们来，她带他们走。

当一个人身在社会边缘，心在人性边缘。一切难再挽回。

边缘个体的自杀在农村并不鲜见。

孟陬县，近京津，虽不富裕但是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农村水平。北大哲学系吴飞在此进行了三次田野调查。他研究的课题是自杀。

从2000年到2003年，他所调查的在此发生的204个自杀案。大部分于家庭冲突。说起来，琐事居多，试举几例。

1，21岁的萝生因为被父亲误会偷了姥爷的钱，遭到父亲从未有过的责骂。

2，结婚刚刚两年的琼枝没有看管好陪嫁时带来的录音机，失窃，被丈夫责怪。

3，哥哥方林因为妹妹和妹夫闹口角关系搞僵，把妹妹带回了娘家。他嘱咐妹妹，一定要让男方求她回家才能回去，否则将来在家中更没地位。两个星期过后，妹夫来了，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让妻子回去，结果妹妹完全忘记了哥哥的叮嘱，二话没说就跟丈夫回去了。方林愤怒不已。

4，兰芝的儿子叫沐虎，沐虎贪玩，爱打游戏机，屡教不改，这让兰芝很生气。这天，兰芝又发现沐虎去打游戏，她越骂越生气，越打越生气，她觉得这孩子将来肯定会和自己一样没有出息，倍感绝望。

萝生，琼枝，方林，兰枝，当此情景，无一例外选择了自杀。

埃米尔社会学著作《自杀论》中，阐述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

一言不合就自杀。

这个群体脆弱得让人不寒而栗。

沐虎的学业一直让兰枝很在意，作为孩子的妈妈，她的初中没有毕业，这是她的一个心结。沐虎身上寄托着她人生未竞的希望。失去了这份希望，她认为就失去了一切。

琼枝跟他的丈夫一直关系融洽，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是她平淡生活中唯一的美好。失去丈夫的爱，她以为就是失去了一切。

萝生一直被父亲溺爱，在这次被冤枉之前，父亲对他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失去了父亲的爱，他觉得就是失去了一切。

方林一家在母亲去世后每况愈下，在邻里之前抬不起头。妹妹的家事成为方林体现自己尊严的载体，而妹妹对家事的处置方式，让哥哥颜面扫地。失去了尊严，他失去了一切。

家庭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基本社会单位，越是在社会的底层，家庭关系对每一个家庭成员就越重要。在底层社会脆弱的关系链中，人的尊严，爱，希望艰难维系，弱不禁风。生计、情感、疾病、任何一方面的打击都有可能使他们觉得离希望越远，离绝望更近。

吴飞把他的调查写进书里，《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义，泛指那些有尊严，有乐趣，有劲头的日子，当自杀者决计踏上不归之途，这些日子在他们心中一定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中国人有句俗语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其中表明了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无论怎么样艰难，活着都是重要的。

这是最积极的消极。

可是这本书里有这样记录：

在2000年，急诊室中有114位是自杀未遂者，在2001年的前6个月，其中有65位自杀未遂者，4位自杀成功者”，同时不是所有自杀者都会送到医院来，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曾尝试自杀。

这是最消极的积极。

代际剥削：经济车轮无情辗轧的人伦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

刘燕舞，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研究农村老人自杀达6年之久。《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是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作为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 11 个省份的 40 多个村庄。他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触目惊心。

他的调查表明：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自杀之路，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老无所养是问题核心所在，令人发指的是，这里面甚至有不少“不经意”的谋杀。

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 7 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 7 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 3 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 10 年，一年做农活收入 3000 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甚至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尽量避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

经济列车的滚滚车轮正在碾碎中国乡村几千年的人伦。

精神扶贫：一个现代社会的必选之课

什么是精神的贫穷？对知识的贫乏，对法律的无知，对生命的漠视，对正义的曲解，对尊严的误读。

没有人，生为尘埃。每一个生命面世，原本带着与俱来的尊严。

但当社会的力量参与对尊严命题的重塑，他们也渐渐重新审视别人的生活，对照自己的人生，最终，对生活的厌恶态度终使其忽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是一种对当下观念无法理解，理解了也无力迭代的绝望。

社会资源总量有限，谁也无法承诺给社会公众人人想要的物质生活，但是精神产品的供应没有上限，应该让每一个人相信，只要努力，改变生活的机会永远存在，而在生活真正改变之前，更要学着理解和适应现在的生活。

吴飞和刘燕舞在田野调查中还原的灰色图景，难道在都市里不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嘛。在那些被暂时遮挡了充足光照的地方和人群，自杀行为当然可能源于一时的激愤，但更有源于无知，偏见软弱甚至懒惰。

中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联合国予以高度赞扬。中国无疑是最近几十年全世界扶贫最成功的国家，扶贫减贫总体上深入进了中国基层社会，这不是一个只往前奔跑而不顾弱势群体的社会。但相比扶助生活之贫，边缘人群的精神之贫如何救济，已经难以回避。

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写道，正义的主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

这个社会要生产丰富的物质，但更应该生产知识，生产思想，并使之惠及边缘群体，为其所有或为其所用。做为社会的一员，他们有权利获得摆脱贫穷的机会，有权利免于无知，有权利不成为世上的一粒尘埃。

这需要社会提供更多正能量教育，疏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恢复勤劳致富的公义。其任也重，其道也远。

（本文转载自公号【百家悦读】，ID: reader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