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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一种特殊传播活动的政治传播，既传播政治信息也传播政治话语，更多的时候在传播政治话语。政治信息是关于政治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具有较强客观性的事实内容；政治话语是政治活动、过程和结果具有强烈主观意图和目的的意识形态内容，是服务于政治权力关系的意义和目的的直接表达。政治话语不仅是一种表达政治信息的“中介”，同时也是与政治信息并列的政治传播的内容。把政治传播内容中的政治话语和政治信息区别开来，有助于把握政治传播不同于一般传播的特质，更有利于实践层面政治传播的规范操作。 作者：施惠玲 杜欣 简介：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杜欣，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11&ZD075)，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地项目“新时期政治传播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变化研究”(13JDKDB00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15BXW059)的阶段性成果。 近十年来，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已经从过去的注重对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译介和诠释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研究者们着力于适应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建构；另一方面，许多过去被习以为常的重要基础理论问题被纳入学术论域中重新思考和研究。本文即是对作为政治传播的内容——政治信息与政治话语的区分及其意义提出我们的思考和见解。 一、问题的提出 “传播什么”在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中属于“内容分析”。按照拉斯韦尔的理解，传播什么属于整个传播过程的中心环节。没有这一环节，其他的环节也将不复存在。那么，对于政治传播来说，传播的究竟是什么？多数政治传播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所传播的是政治信息。虽然学界对“政治信息”的理解不甚相同，但是，将政治传播的“内容”限定为“政治信息”，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说明政治传播区别于一般传播的特质和特征的。因为政治传播的特质在于政治统摄传播①，政治领域、政治活动与权力、利益及其分配密切相关。麦克奈尔认为政治传播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也就是说，“使传播具有‘政治色彩’的决定性因素不在消息的来源(或者说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与意图。”②在此意义上，作为政治传播内容的政治信息不能完全充分地说明政治传播是“政治目的或意义”的传播。在“政治传播”这个约束条件下，政治活动的目的或意义是以另一形式——政治话语呈现出来的。 如此一来，对政治传播的“内容”的理解就需要拓展：政治传播既传播政治信息也传播政治话语。前者是关于政治活动、过程和事实结果的具有较强客观性的内容；后者是政治活动、过程和结果具有强烈主观意图和目的的意识形态内容，是服务于政治权力关系的意义和目的的直接表达，显而易见，二者有质的区别。 通常，政治话语更多地被看成是传递和表达政治信息的“中介”，但我们认为更应该把“政治话语”视为政治传播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把政治话语视为政治传播的“内容”并没有否定政治话语在政治传播中的“中介”功能，而是强调，在政治传播这种特殊的传播活动中，政治话语与政治信息一样是被传播的“内容”。把性质不同的政治传播内容加以区分和界定，把政治话语从政治信息中剥离出来，不仅有助于把握政治传播与一般传播的区别，更有利于政治传播实践层面的规范和操作。 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来看，政治信息与政治话语的区分是从政治宣传走向政治传播的基本表征。政治传播经历了从政治宣传到政治传播(狭义)的发展。③政治宣传以传播政治话语为主；政治传播以传播政治信息和政治话语并重。在政治宣传向政治传播的转变过程中，为了区别政治宣传与政治传播，往往强调后者传播的内容是政治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传播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强调政治传播的内容是政治信息，不对政治传播的内容从属性上加以区分，而是一概而论。在传播的内容上用政治信息替代政治话语，把政治话语仅看作是传播政治信息的技巧、形式和手段，即政治修辞，而不是与政治信息相并列的传播内容，会使正在形成的政治传播理论与现实相脱节。 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以政治宣传实践为主，紧紧围绕与意识形态关联的内容，强调传播的内容是政治话语，忽视另一内容——政治信息的传播。在传播的内容上又以政治话语取代了政治信息，使传播失真、传播效果不佳。 对此，深入研究政治传播内容的属性，对政治信息、政治话语的特性以及二者在政治传播中的关系做一番理论上的辨识与区分，是非常必要而又迫切的。 二、信息与政治信息 政治信息作为政治传播的内容之一，它具有一般信息的特性，是社会信息中的一个类别，否则也就不能称之为政治“信息”了。 “信息”这一概念伴随信息科技革命，成为当代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三十多年来社会变迁的核心，甚至有人称它将人类引领至一种新形态的社会：信息社会。对“信息”的定义各种各样，这些定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明了信息的特性。如信息论的奠基人申农(Shannon)把“信息”理解为用来减少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强调信息的交换特质。霍顿认为信息是经过加工处理的数据。还有人认为，信息是伴随新科技的出现而不断涌现的一种新的知识类型。我国研究信息的学者钟义信在超越科学理论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限的基础上从两个层面界定了信息：一是没有任何约束条件的本体论信息。在此层面上，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以及它的状态的变化方式。它只与事物本身的因素有关，而与认识主体的因素无关。换句话说，本体论的信息不以主体的存在为前提，它客观地存在着，即使不存在主体，信息也依然存在，只是没有人去感知、表述和利用它而已。二是受主体约束的认识论信息。在此层面上，信息是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被主体所感知和表述，包括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形式、含义和效用。信息的产生、获取和利用离不开主体——人，并且必须从主体的立场来考虑信息。没有主体，就不能认识信息，更无所谓利用信息。主体是一个约束条件，它的引入使信息的内涵变得丰富和复杂，可以划分为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次：作为主体的人具有感知能力，能够感知到事物的存在和运动状态，这是语法信息；人具有理解能力，能够理解事物的存在和运动状态的含义，这是语义信息；人具有目的性，能够判断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对其目的而言的效用价值，这是语用信息。④其中，语法信息是基础，是最基本的层次，它以某种抽象符号及其序列来表示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通过主体的传感系统来感受；在语法信息的基础上，语义信息赋予表示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抽象符号及其序列以具体的含义，呈现“是什么”的内容。语用信息是最复杂的层次，它以语法和语义信息为基础，表述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与主体的目的、效用关系，呈现“为什么”及其意义。 认识论信息包含了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次，可以用全信息来称谓，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最基本概念，是真实存在而又具有重要作用的概念。不论是信息技术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以它为核心展开研究。归纳不同学科对信息的分析和认识，它的一般特性可以概括为：信息存在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信息的层次性和转化性；信息的传递性和共享性；信息对物质载体的依附性；信息的有序性，等等。信息具有的这些特性又会加强我们对信息概念的深入理解和认识。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引入某种新的约束条件或减少某种约束条件时，不同层面之间的信息会发生转化，如本体论的信息和认识论的信息之间会发生转化，认识论信息的三个层次：语法、语义和语用信息之间也会发生转化。此外，引入新的约束条件或减少某种约束条件时，会增加或减少信息的层次和类型，信息的范围随之更加狭窄或广泛，信息的内涵更加特殊、丰富或普遍、一般。这个论点为我们区分信息与政治信息、政治信息与政治话语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支持。 据此，当我们引入一个更加具体的约束条件——政治传播，以政治传播为基点，我们能够从一般的社会信息中甄别出政治信息，因为政治传播是现代政治活动方式的重要体现，政治传播的内容不再是一般意义的社会信息，而是政治领域、政治系统或与政治领域、政治系统相关的信息，是具有政治属性的信息。现实的政治活动很多，有国家、政府层面的活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中的冲突，以及权力、利益、资源的分配等等。政治信息即是涵盖了上述所有这些活动和现象的信息，它是“以中介形式对各种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相互作用以及运动过程、变化的表征”，以事实判断为依据，“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活动的内容、形式、特点和规律。”⑤ 在政治传播这一约束条件下，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辨识出政治信息和政治话语的区别和不同。因为政治活动除了有它自身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规律和特点(这是语义信息即政治信息产生的条件)外，政治领域中的各种活动、行为、现象与人们的利益诉求紧密相连，存在着明确的政治意义和目的，这是不同于语义信息的语用信息即政治话语产生的条件。政治话语指向意识形态，是对服务于政治权力关系的意义和目的的直接表达，它以价值判断为基础，反映了人们对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观念的要求、态度和立场。 政治信息和政治话语通过作为政治传播的内容而相互区别并共同存在，并对现实的政治传播活动进行规范和限制，成为政治传播的边界。如果没有政治信息和政治话语的区分，政治活动的变化、过程、特点和规律与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意义表达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模糊而难以把握，这无异于取消了政治传播作为现代政治活动重要方式区别于其他传播的本质特点。 政治信息在传播流动中，是一个关系链条体，如下所示：政治事实→政治数据→政治信息政治背景→政治知识→政治话语→政治观念→政治信仰。 链条的上游面向物理属性，具有客观性；链条的下游面向主体属性，具有主观性。作为政治传播的内容，政治信息是政治话语的源泉，政治话语以政治信息为基础。除了性质上的不同，它们在传播中的作用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和不同。 传播政治信息对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政治领域、政治系统要在变动中保持内在的稳定和发展并延续自身，就必须不断地获得并反馈所有影响政治系统运行的信息，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以及适应过程中的各种变化。政治系统的调节、修正主要依靠对政治信息的传播，而这一点对政治系统来说就像神经之于生命有机体。由此，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可以被抽象为信息的流动及控制过程，政治信息被接受、处理的方式成为政治活动行为的重要方面。“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本质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依赖于既存在于国内事务又存在于国外关系中的信息交换的决策和控制系统。”⑥ 传播政治信息的作用还表现在，能够减少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为政治理性、为公共利益提供必要的基础。用鲁恂·派伊的话说，就是“只有当他们共享知识和信息时，人民才可能对他们的集体行动进行现实合理的争论。而且只有当他们对于他人如何知晓事态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鉴别能力时，公民才能确定潜藏在领导人的行为之中的逻辑推理的才智和效用。”与此同时，政治信息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使一个人避免对于当人们具有可以随心所欲的巨大权力时，他们可能做什么的问题变得过于天真或过分怀疑，”使“人们可以更快地获得理解政治动机的有关领域的现实感。”⑦总之，通过政治信息的传播能够帮助人们清晰地认识政治这一复杂的人类社会活动领域及其表现形式。 三、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 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是政治传播中政治话语的基本特性，也是它区别于政治传播的另一基本内容——政治信息的主要方面。如果说政治信息的传播维护着政治系统自身的运行，那么政治话语的传播则对政治系统中的政治权力关系、政治身份、政治观念起着建构功效。 美国学者福克斯和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一书中，认为“话语天然地是政治的”。⑧当我们把政治话语作为政治传播的重要内容来对待时，需要对政治话语的特性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索绪尔的语言学贡献是把语言和言语相区别。之后佩肖等人则把话语、语言、言语做进一步的区分，认为话语既不是语言，也不是言语，而是在社会历史环境中存在着的交流和对话。在学者们看来，话语是与社会现实交织在一起的，因而，话语重视的不是语义问题，而是语用问题。在这个方面贡献最大的是英国学者汤普森。汤普森在批评和总结话语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把话语与意识形态联结起来，认为意识形态是服务于权力关系的“意义”，这种“意义”经过媒介或传播转换为话语体系并调节日常生活，由此，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借助话语会被再生产出来。⑨汤普森的观点，揭示了意识形态指向的现实权力关系不仅存在于国家机器等物质化、制度化的形态中，也存在于传播的话语中。它通过前者得以确立和巩固，通过后者得以建构、辩护或重构。在传播中以话语呈现和存在的意识形态渗透和辐射到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它成为社会现实的构成性因素，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对话语的理解和把握，不仅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更要把话语与它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结合起来。伴随传播技术尤其互联网的发展，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话语与其所依赖和投射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权力、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尤为重要。政治话语在政治传播中直接表达了为政治权力服务的意义即意识形态的本质。因而，在当今互联网技术普遍应用的条件下，对政治话语的认识，必须置于政治传播中、必须是作为政治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 在政治传播中，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话语，不仅通过语言词汇、语法的选择和使用得以体现，也可以通过非语言的如图像等其他符号象征系统中的资源的选择和使用来体现，“一个音调、一个代词、一个标题、一个话题、一个词组、一个隐喻、一种颜色、一个摄像机镜头等话语符号，都会同社会权力关系中笼统抽象的事物联系在一起”⑩。可以说，政治传播中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话语无处不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政治传播全过程，包括操控受众，以及政治传播的效果。而政治传播的发展使政治话语呈现的意识形态大大强化，也扩展了它在现代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范围。 政治话语在政治传播中，一方面使受众接受和认同现实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又使人们把这种权力关系误识为一种非权力关系。在此意义上，政治话语建构、维护和重构了政治权力关系。政治话语所实现的建构功效，除了政治权力关系，还表现在政治身份和政治观念的认同和接受上。费尔克拉夫认为，这些建构功效不仅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也有助于改变社会。(11)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在政治传播中具有掩饰性，它的这一特性根源于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独特性能，“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质在于，它就蕴含在需要掩饰的那种社会分裂之中；这就是说，分裂既在社会世界之中被表示出来又在其中被隐藏起来。”(12)政治话语的掩饰性，使得它在政治传播中常常易被人们误认为是一种政治修辞和技巧，而不具有现实的、具体的实在性。 政治话语传播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形成的表征，政治话语关涉公共利益的形成、关涉社会共同体追求的政治目标和价值，它的传播维持了政治参与者的“共同体意识”，“建立了人民努力透视未来的共同的思考框架。……涉及控制未来发展的问题。”(13)就此而言，政治话语不是一种技巧性的没有实质内容的形式和手段。福柯曾经强调话语的具体实在性，警惕话语仅仅变成了“透明的沟通桥梁而不具有自身的实体性”，从而局限于狭小的空间中。他认为，“对话语实在性的忽略在历史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普遍中介(universal mediation)的观念”，就是忽略话语实在性的一种基本形式。 忽视政治话语实体特性最突出的表现，即是在政治传播中将政治话语仅仅作为一种政治修辞和表达手段，而不是将其作为传播的内容来对待。仅看重政治信息的传播，虽然能够解释和分析政治系统的运行问题，但很难揭示和说明政治系统中更为深层的权力关系、政治身份和政治观念(包括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的建构、维护和重构等政治意义和目的的问题，这对现实的政治活动、政治系统同样是有损害的。 四、结语 在信息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过度强调信息的客观独立存在，把信息甚至定义为一种类似于能量和物质的物理元素，是在连接发送者与接送者的渠道里进行传递的编码，而不管信息的语义、语用如何，忽略了信息的意义维度；另一种倾向则是强调信息的意义内涵，认为需要从信息的意义维度研究信息，探讨构成意义的信息性质等问题，但却否认信息具有客观性的特征。如罗斯扎克就认为信息带有中立特征是量化信息论的基本主张，也是信息的“迷思”所在。(14)这两种倾向和主张，提醒我们须认真对待信息的客观性与其背后的意义以及意义之间进一步区分的问题。 对政治传播的内容予以政治信息与政治话语的甄别，正是力图克服政治传播研究和实践中也存在的这两种倾向。在政治传播的内容上，我们既要重视具有较强客观性的政治语义信息即政治信息的传播，也要强调主观意图强烈的政治语用信息即政治话语的传播，二者并重而不是相互替代或厚此薄彼。 在现实的政治传播过程中，作为传播“内容”的政治信息与政治话语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很多的时候，难以区分哪些是政治信息、哪些是政治话语。现实意味着更多的复杂条件、因素掺入其中，如汤普森所说传播的内容性质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社会互动结构有紧密关系。政治信息和政治话语常常在条件变换中以不同的样貌出现，彼此之间发生转化并改变。 强调政治传播内容的区分和并重，目的是对传播的内容划定层次和边界，以防止相互替代和湮没。尽管在传播实践中二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但在理论逻辑的思维中划定各自的边界、范围、属性和层次，对完整、准确、深入考察真实的政治传播环节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推进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的转型和发展。同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说，是对政治传播“传播内容”研究一定程度的纵深推进，是力图克服政治传播理论研究中，在“传播什么”的问题上，偏向传播的技巧、形式和手段，关注传播形式如何取得好的效果，即“如何说”、“如何表达”、“如何宣传”的问题，而对传播的内容“是什么”，即“说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悬而不论。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政治传播的“传播内容”研究应尽可能实现传播学与政治学“视界融合”的内在要求。 注释： ①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②[英]布赖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③政治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历史的维度，广义的政治传播包括政治宣传、政治营销和政治沟通三个发展阶段，而狭义的政治传播指的是从政治宣传发展而来的一个阶段。 ④钟义信：《信息科学原理》，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8页。 ⑤景跃进、张小劲主编：《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268页。 ⑥(13)[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76-177页。 ⑦查尔斯·J.福克斯等：《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曹沁颖、吴巧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⑧[美]查尔斯·J.福克斯等：《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曹沁颖、吴巧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⑨(12)[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郭世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3页。 ⑩毛浩然、徐赳赳：《话语、权力及其操纵——〈话语与权力〉评述》，《外国语》2009年第5期。 (11)英国学者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具有三个方面的建构效果：身份功能(identity function)、关系功能(relational function)和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身份功能是社会身份得以在话语中确立的方式，有助于某些有着不同称呼的东西的建构，诸如“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ies)，社会“主体”(subjects)的“主体地位”(subject positions)，各种类型的“自我”(self)；关系功能关涉话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制定和协商，有助于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观念功能则是文本等说明这个世界及其过程、实体和关系的途径，有助于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设。它们共存于所有的话语之中，也在所有的话语之中发生相互作用。参阅[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14)[英]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曹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本文刊于《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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