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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从古代到近代，西方战略思想的发展始终都是以欧陆为中心，而英国则只是一个边缘地区。18世纪时，只有劳易德一人可以有资格列入战略思想家的名单。到拿破仑战争之后，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分别在法德两国各领风骚，而英国的战略家则似乎只有执弟子礼的资格，此种现象几乎一直都没有改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才突然出了两位战略大师，富勒和李德哈特，不仅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大放异彩，而且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本章以这两位大师的思想为分析的主题，不过在尚未进入主题之前，又还是应该首先对于19世纪的英国战略思想家及其著作略作介绍，以作为背景。拿破仑战后的英国在文化和思想上还是保存着浓厚的启蒙遗风，所以，对于约米尼的思想也就自然非常容易接受。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军事作家纳皮尔（Sir William Napier，1785–1860）就是约米尼的私淑弟子。其传世之作为《半岛战争史》（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全书共分6卷，费时12年始完成（1828–1840）。其理论观点可以说是完全师法约米尼，因为纳皮尔认为约米尼已经发现了战争艺术的真正原则。
纳皮尔虽然代表英国战略思想的主流，但在英国同时还有反主流思想的存在。其代表人为米契尔（John Mitchell，1785–1859），他也像纳皮尔一样，是一位退休的陆军少将。他的思想深受日耳曼反启蒙运动的影响。米契尔不仅推崇贝仑霍斯特的《战争艺术的省思》，而且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他又发现克劳塞维茨是一颗新的明星。反而言之，他却认为法国人不如德国人，约米尼对于军事理论并无杰出的新贡献。
到19世纪后期，英国最著名的军事作家是韩门雷（Sir Edward Bruce Hamley，1824–1893）。其传世之作为《战争的运作》（The Operations of War），出版于1866年。他是以约米尼的作战理论和查理大公的地理分析为基础，再透过若干近代战役的描述，以对于战略原则作一种非常明晰的解释。不久这本书就成为英美两国军校的官方教科书，仅在韩门雷有生之日即已五版，可以算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军事教材。尽管如此，韩门雷也还是像许多其他的军事作者一样，他所列举的原则很难适应技术的进步。所以，到20世纪初期，这本书也不再那样受到重视了。
基于以上的简述，即可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在战略思想的领域中是居于落后的地位，但在大战之后却又能突然出现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其原因何在似乎很值得深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整个西方世界都是一次惨痛的经验，但对于英国人而言，在其心灵上所造成的创痕也许又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较深刻。其原因是英国放弃其传统的海洋战略，而改采配合法国的大陆战略，结果是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虽然终能获惨胜，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尤其是大量的英国青年糊糊涂涂地战死在西线堑壕之中，更是令人心痛，所以痛定思痛之余，战役的英国也就自然会引起广泛的战略再检讨。在这样的大气候中，遂有两位大师脱颖而出。他们是富勒和李德哈特。
历史上常有一些非常巧合的故事：拿破仑战争之后，有号称19世纪前期两大师的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有号称20世纪前期两大师的富勒和李德哈特出现。如此无独有偶，相映成趣，令人感觉到天下事有时真是太奇妙，简直不可思议。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虽同处一时代，但其思想的内容和发展则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之间也几乎毫无渊源，甚至于还有文人相轻的趋势。反而言之，富勒和李德哈特不仅有极深厚的私人关系，而且在思想上更是密切不可分。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尽管后来各有其不同的发展。天下事往往同中有异而异中又有同，所以，对于同时代两大师的思想若能作一种比较分析，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思想要旨的了解，而且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也的确是一种颇有意义的工作。 一、生平简述
富勒在二人中不仅年长也资深，就思想的发展而言，也居于领先的地位。他是正规军人出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已官居上校，任英国惟一的战车兵团（Tank Corps）的参谋长。1917年康布雷会战（Battle of Cambrai）的计划是由他负责，那也是对战车使用所作的第一次成功示范。对富勒本人而言，这次试验也奠定其战后思想发展的基础。1918年富勒曾奉命拟定规模更大的装甲兵会战计划，准备在1919年付之实施，但由于战争结束，遂未获一显身手的机会。战后富勒提倡军事改革，力主创建机械化部队，但曲高和寡，受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使其在英国陆军中无处容身，终于在1930年以少将官阶退休。 [ 注：J．F．C．Fuller，Memoirs of an Unconventional Soldier（London，1936），“1919年计划”（Plan 1919）曾列为此回忆录中的一个附录。 ]
退休后，富勒仍继续用他的口和笔作孤军的苦斗，但英国政府和民间几乎都无人听信他的忠言。最后，他愤而加入莫斯里（Sir Oswaed Mosley）所领导的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希望借此运动以确保大英帝国的生存。富勒在军事思想方面虽为一代大师，但政治思想却很幼稚，而且秉性偏激，不能容物，所以人缘很差。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莫斯里及其党羽都遭英国政府看管，但富勒未受牵连，仍能保持自由，这又足以证明英国政府还是休休有容，尤其是对于学人能够尊重。 [ 注：A．J．Trythall，“Boney”Fuller：The Intellectual General（London，1977），p．99，p．146． ]
富勒晚年埋首著作，不问世事，他的声誉日隆，而其思想也开始受到广泛的肯定。他一生的著作有专书45部，至于论文讲稿则更多得无法计算，真可谓著作等身，不过其主要的传世之作都是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在1963年和李德哈特一同接受英国三军学会（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最高荣誉奖章（Chesney Gold Medal）。再过三年，即1966年，富勒逝世，享年八十有八。
富勒学问极为渊博，思想范围极为宽广，从大战略以至于小战术，几乎都有其创见。他是一位才气纵横的人，但其意见有时不免失之偏激。诚如三军学会授奖时的主持人哈克特（John Hacker）致词时所云： 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其政治性的结论，或接受其对历史的解释。对于一位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作者，那是不可能的。但又无人会否认其结论的有力和解释的深入。 [ 注：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February，1964），p．70． ] 二、早期思想
富勒的寿命是那样长久，其思想又是那样的渊深，所以必须用分段的方式加以分析，始能尽其全貌而不至于有所遗漏。
富勒精通法文，在其青年时期即能利用原始资料来探索拿破仑的智慧遗产。他曾阅读拿破仑所留下的22000件信函和文书，以及其在圣海伦岛上所口授的记录，其用力之勤实可想见。这位年轻的上尉根据此种研究，加上其自己的判断，发现拿破仑在其一生之中经常遵守六项原则。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富勒又根据其本身的经验，经过进一步分析，又再加上两条，一共成为八条。到战后，富勒所首创的这一套“战争原则”（Principles of War）又略经修改和扩充，而被纳入英美等国的野战教范之中，沿用至今仍无太多改变。 [ 注：Jay Luvass，“Clausewitz，Fuller，and Liddell Hart”，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June／September，1986），p．200． ]
富勒很早就重视科学，并且也相信战争的研究是一种科学，他在早期的著作中曾指出：
战争之为科学的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的人类活动。也像所有一切的其他科学一样，它是建立在事实之上，而这些事实是多得不可胜数。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提炼出战争的要素（elements），战争的原则（principles）以及战争的条件（conditions）——后者也就是在其中必须用原则来管理要素的环境。 [ 注：J．F．C．Fuller，The Reformation of War（London，1932），p．23． ]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富勒倾其全力提倡机械化，但这只是他全部思想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在研读其著作时，必须先了解其基本观念，即所谓“军事发展律”（Law of Military Development），实际上即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延伸。富勒认为国家和军事组织一定要能适应环境，只有适者始能生存。此种原则的适用，范围可大可小，层面也可高可低。换言之，思想必须有弹性，必须能随着时代和环境而改变，而万不可僵化。他以军人中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自居，因为他想撕毁战争的旧约（Old Testament of War）。 [ 注：Brian H．Reid，“J．F．C．Fuller's Theory of Mechanized Warfare”，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1978），p．296． ]
富勒非常重视技术因素，他认为文明改变，武器也会随之改变。任何军事技术的新发展若能善加利用，即可获致胜利。他大声疾呼：
现在是1920年，我们不要老是回头看1914年。我们的思想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我们的眼睛应向1930年看，否则就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对于科学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是太神奇——军人必须抓着魔术师的魔杖，并强迫未来服从我们。 [ 注：J．F．C．Fuller，Memoirs of an Unconventional Soldier，p．218． ]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富勒就在英国发动提倡战争机械化的“一人十字军”（One–man crusade）。他的基本观念是当前的时代已经大致为一种机械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的陆军必须机械化，因为军事组织必须跟在社会组织后面走。他又指出只有机械化始能对下述两大战略难题提供答案：
（1）避免僵持堑壕战争的重演；
（2）充分发挥工业优势。
于是他认为：
（1）战场上的一切车辆必须装甲和使用履带；
（2）战略目的是使敌军指挥系统发生瘫痪现象。
此即所谓“战略瘫痪主义”（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Paralysis）。
富勒把“大战术”界定为“透过战斗兵力的组织和分配以达成大战略计划和理想”，他又指出：“大战术所关心的是以破坏组织（disorganization）和打击士气（demoralization）为主，而不是实际毁灭（actual destruction），后者乃小战术的目标。” [ 注：有关机械化思想的部分均以“J．F．C．Fuller's Theory of Mechanized Warfare”（本书p．446注②）为依据。 ]
毫无疑问，富勒在装甲战方面是一位先知者，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切战车战术都是其思想结晶，而且英国战车兵团的创立也大致都应归于他的策划。但到战后，他却到处碰壁，一筹莫展，这也许即为先知者的注定命运。1937年（那是在其退休五年之后）富勒发表《机械化部队之间的作战》（Lectures On Field Service Regulation Ⅲ：Operations between Mechanized Forces）的讲稿，真可以说是非常讽刺，在英国只印了500本，而在德俄两国陆军却以之为教材，富勒的一位信徒，美国的马绍尔准将（S．L．A．Marshall）曾感慨万千地说：
我相信这是一本最具有远见的教材或评论，其目的是要想把未来装甲战的真相告诉英国人。但这个目的完全失败了，因为英国人根本就不读它。但德国人却翻印了 12万本，而在俄国陆军中也广泛地流传。假使民主和极权两方面对于这本书的兴趣若反转过来，则这次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就不会爆发。 [ 注：S．L．A．Marshall，Armies on Wheels（New York，1941），p．Ⅱ．同时也可参看富勒本人的回忆录（本书p．444注①），p．490。 ] 三、《西方世界军事史》
富勒才气纵横，笔扫千军，其真正伟大的著作完成于其晚年，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此时，他的功力已经达到最高峰，而其思想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所以，研究富勒思想的人也必须特别重视其晚年的著作。
富勒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战略思想家，其治学是以历史为基础，尤其到他的晚年，他又几乎已经变成一位纯正的史学家。他的研究和著作开始变得以历史为主，而战略思想反而好像已成副产品。真正可以不朽，可以传世的著作是他的《西方世界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富勒本人对于其著作的经过和构想在其原书的序文（preface）中曾作扼要的说明。富勒首先阐述其对于战争的认识：
在人类的演进过程中，战争是否为必要因素，固有争论之余地。但从人类有最早记录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战争始终为人类的要务，则又为无可置疑的事实。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完全没有战争，很少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看到大型战乱：大战几乎是像潮汐一样作有规则的起落。 接着他又说明研究战史的重要：
当一个文明开始老化和衰颓时，此种现象也就更为明显，现有工业文明似乎就是如此。在一两代人以前的世界上，战争还被公认为一种政策工具，到今天它又变成政策的本身。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战国”（Wardom）的状况中——在这种条件之下，战争支配着所有其他一切的人类活动。此种紧张情况将持续多久，对它有无明确的解决，又或它是否命中注定会盲目地走向其终点，那都是无人能说清楚的。不过有一件事却是可以断言，那就是我们愈研究战争的历史，我们也就愈能了解战争的本身，而由于它现在是支配因素，所以除非我们了解它，否则我们又如何可以希望管制人类的事务？
于是基于这种观念，他开始其对战争史的研究和写作，并对于其原始动机和著作架构简述如下：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之后，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到1923年我在康贝里参谋学院（Camberley Staff College）任教，我发现除有关一两个战役的阅读以外，对于战史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贫乏，而那些学员本应对于战史极感兴趣。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根本没有一部用英文写的战争通史，所以我就决定来填补这个空缺。 由于要把如此巨大的任务浓缩成书，我所采取的方法是集中注意在我所认为的西方民族之间的决定性会战之上；其次，再把他们所打的战争和战役编织在这些会战的周边上，最后再从此演绎出战争对历史的影响。此外，为使战争的故事尽可能连续成为一体，我又决定在每一章（会战）之前加上一个大事记（Chronicle）。在其中叙述战前的大事，并说明战争、战役和会战的由来，以及它们是如何为政治因素所影响。就其全体而言，我心中所想象的书好像是波涛起伏的海面，会战各章好像海浪的高峰，而大事记则像其间所夹着的低谷。这样高低起伏就形成3500年来的战争史。 富勒为了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前后一共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其构思之苦，用力之勤实可想见。他说：
从1923年开始，我就着手搜集资料，到1939–1940年之间，始出版了两卷《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s），但我对于该书并不感到满意。当其第二卷出版不久之后，全部存书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敌军行动所毁。我对此种损失并不感到遗憾，因为这反而使我有机会将全书重写一次。接着我又花了10年光阴来进行此项工作；把原书的两卷扩大为三卷，把原有的29章改成了28章，删除了一章，另外新增了23章。此外，所有的大事记以及导言也都是新写的。所以，这部书不是一个增订版，而是一部全新的著作。（以上均引自原书）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Preface，pp．Ⅺ–Ⅻ． ] 富勒的《西方世界军事史》共分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54年，到三卷出齐时则已为1956年。全书共计1829页，字数在 150万以上。其所论述起自希腊罗马，终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真可谓洋洋巨观。据书评家的共同看法，在战争通史中似乎无出其右者。 四、《战争指导》
富勒的另一本传世之作是出版于1961年的《战争指导》（The Conduct of War：1789–1941）。若与《西方世界军事史》比较，这是一本较小的书，但其价值并不因为篇幅较少而有所减低。这本书也可以算是《西方世界军事史》的补充篇，其主要内容为分析法国革命、工业革命、俄国革命对于战争及其指导的冲击。虽也是以历史为基础，但所讨论的对象偏重在思想方面，对于史实则不予详述。所以，最好是先读《军事史》再读此书，始易有融会贯通之效。
富勒不曾写一本以战略为书名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战略缺乏深入的研究，事实上，早在1923年他就曾经对于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的责任作过下述的详尽界定：
大战略家的第一职责即为评估其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地位，并发现其优劣之所在。第二，他必须了解其国民的精神特性，其历史、社会以及政府制度。凡此一切的数量和素质构成军事组织的基础。事实上，大战略家必须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敏锐的战略家。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素质与数量，人力与物力，都是同样重要。 [ 注：J．F．C．Fuller，The Reformation of War，p．13． ] 概括地说，富勒的战略思想经常从其历史的分析中反映出来，尤其是在这本《战争指导》中，随处都可以感觉其战略思想是如何精辟，足以发人深省。要想了解富勒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必须精读此书。他的意见不仅能对当前世局的研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甚至于还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他在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有如下述：
战争指导，像医道一样，是一种艺术，因为医师的目的是预防（prevent）、治疗（cure）或缓和（alleviate）人体的疾病，所以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也就是预防、治疗或缓和危害国际体（international boby）的战争。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11． ] 富勒将其全书的要旨综合成为下列几条，可谓要言不烦：
（1）战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具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另一类具有无限的政治目的，但对胜利者有利的往往是前者而非后者。
（2）在战争中切莫让你自己受到绝对观念的束缚。绝不可作无可挽回的承诺和决定。战争像一种机会性的竞赛，没有预定的终点，在整个战争中，行动都必须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变动。
（3）野蛮的行为在战争中很少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是一条殊少例外的真理。另一条真理是绝对不要逼迫你的敌人作困兽之斗。虽然你可能赢得战争，但几乎必然会使战争作不必要的延长，那对于你也还是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4）在战争的历史中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敌与友如何时常交换其地位。所以，当你击倒你的敌人时，应该迅速地扶持他再站起来，很可能在下次战争中你会需要他的帮助。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13． ]
富勒认为研究战争指导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应如何指导战争”（How to Conduct a War），另一方面为“不应如何指导战争”（How not to Conduct a War）。他谦虚地说，诚如他这本书所显示，在后述方面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料。 [ 注：同上书，p．14。 ] 富勒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解释现状，而更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
富勒在早期即已钻研拿破仑的文献，但他对于和拿破仑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克劳塞维茨却很少注意。其原因并不难解释，因为富勒此时所研究的是以战术为主，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对他没有太多意义。至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倡机械化观念时，这种状况仍无太多改变。
富勒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提升其研究层次，他逐渐注意到战略和大战略的问题，于是在其著作中也就时常提到克劳塞维茨。他在1932年称赞克劳塞维茨是“近代第一位研究战争整体问题的思想家”。从此之后，他对于克劳塞维茨开始表示高度的敬佩。最后在《战争指导》中，不仅对“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辟一专章（第四章），而且还在序文中作下述的特别介绍：
最重要的一章即为有关克劳塞维茨的那一章，他是“现代战争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war）——虽然我曾遇见许多引述或批评其理论的军人、政治家以及其他人士；但据我所知，曾经认真研究其巨著的人不过三四位而已。 [ 注：同上书，p．12。 ] 当然，富勒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又并非照单全收，有褒无贬。他对于其著作的某些部分曾加以尖锐的批评。他甚至于还说：
虽然克劳塞维茨在拿破仑战争中有20年的经验，但他对此次战争却只有空泛的了解。又由于受拿破仑的影响，而产生其绝对观念。结果不仅误导后世学者，而且对于无限战争在20世纪的扩展更应负间接责任。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60． ] 最后，他更指出：
在克劳塞维茨所有一切的盲点（blind shots）中，最盲目的一点即为他从未认清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所以，和平才是政策的根本理想，而战争则只是企图实现此种理想时所使用的一种手段。 [ 注：同上书，p．76。 ] 不过，富勒还是认为：
其对于战争与政策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是无人能及而其在今天的重要性甚至于还远过于当年。 [ 注：同上书，p．60。 ] 非常奇妙，富勒与克劳塞维茨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出身，都曾参加过大战，都曾官至少将。他们的研究都是以拿破仑为起点，都曾采用科学方法（克劳塞维茨称之为精密分析），都以历史为基础，也都是多产作家。他们也都同样地怀才不遇，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富勒比较幸运，他高寿活到 88岁，而克劳塞维茨则英才早逝，只有51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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