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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五年，中国城市发展经历了诸多变迁，有些城市衰落，当地经济辉煌时的房产项目现在大多变成鬼城。但我们通过观察也发现，有些城市在过去五年的经济动荡中反而快速崛起，这将带来另外一拨机会。 2010年，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叫克拉玛依，人均GDP为18万元。这座西北石油小城，那一年的人均GDP是深圳（9.2万元）的1.98倍，北京（7.0万元）的2.58倍。 2015年，克拉玛依市人均GDP为17.2万元，这座小城的人均GDP已经被深圳（16.2万元）近乎追平，和北京（10.6万元）的差距也拉近到了1.6倍。 在这五年里，克拉玛依的GDP甚至从2010年的700亿元下降到了2015年的670亿元。这种停滞和萎缩，几乎是相当大一部分内陆资源型城市的命运缩影。 他们的停滞，是由石油、煤炭、钢铁等价格的泡沫崩溃开启的。随着自然资源的开采，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资源衰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经济结构失衡，再发展到替代产业发展乏力，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多。整个内陆的工业化引擎仿佛都熄火了。东北塌陷，山西塌陷，河北压缩钢铁产能，新疆动荡，三四线城市的未来似乎一片黯淡。 中国三四线城市还有哪些机会，未来还有哪里能够掘金？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对2010年GDP前200名的城市，在过去五年间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衰落中的城市200个城市中，GDP增速低于上海（注：上海是一线城市中增速最慢）的只有42个城市，大约占了21%。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北方的资源型城市，比如倒数前五名的，分别是新疆的克拉玛依、黑龙江的大庆、辽宁的铁岭和鞍山、山西的吕梁。（GDP增长如下图）
他们的衰落，和我们的常识是一致的，但是其数量之少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在这个大分化的时代，有些地区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其规模仍在控制之中，转型的道路就没有那么绝望。 崛起中的城市2010年深圳市生产总值达到9510.91亿元，2015年生产总值达到17502.99亿元。200个城市中，GDP增速高于深圳（注：深圳市GDP增速在一线城市中最快）的有48个城市，比衰落中的资源城市还要多。这是一个让人惊讶的结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五年中，三四线城市的整体发展速度并没有慢于一线城市。 去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了“中国新兴城市排名”。在EIU这份衡量城市“崛起速度”的排名中，内陆三四线城市无疑是最大的赢家。位于中西部的贵州贵阳、湖北襄阳、湖南衡阳占据了三甲的位置，位列前十名的城市还包括宿迁、株洲、淮南、淮北、郑州等城市。 这些内陆的中小城市，其发展动力究竟来自哪里，以后还有哪些机会？ 如果分析原因的话，可以划成五点原因： 有些城市是国家战略中的支点，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交通基建设施大干快上，就像十年前的天津、重庆。比如增速前十名中的贵阳（第一）、遵义（第二）、乌鲁木齐（第八）三个城市。贵阳2010年的固定投资只有1019亿元，到2015年时已经高达2804亿元，增长了2.8倍。2010年贵阳生产总值为1121.82亿元，2015年，贵阳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891.16亿元。 这种类型的城市数量并不多，但一旦得到国家宏观战略支持，发展速度就会很快。 和有强大实力的央企建立某种联系。比如莆田，增速排名第九，却不是依靠我们熟悉的黑医院和淘宝鞋产业，事实上这些传统产业在莆田中的比例并不大，真正支撑增速的是福建的石化工业大发展，从传统化工产业转型迈入现代石油化工时代。 2011年福建搞出了两个大手笔：湄洲湾和古雷半岛石化工业带。得益于中石化、中石油及中化集团等央企石油巨头聚集福建。中石化、中石油及中化集团等央企青睐福建的港口优势，纷纷抢滩福建石化产业，借力湄洲湾和古雷石化基地形成产业规模效应，已使福建成为中国重要的临港石化基地。古雷石化基地抓住台湾“轻油裂解”寻求外移的机遇，选择石化央企为进一步合作的对象，加快古雷石化基地开发建设。 莆田和漳州作为其中的受益者，经济增速耀眼夺目。 内陆的三线城市不靠海，没有港口，在交通竞争力上似乎要弱一些，其实也不尽然。比如资阳，因为靠近成都的新国际机场，咸阳靠近西安机场，都在经济发展上获得了强大动力。 2012年，唯品会看中了资阳的位置优势，将这里设为西部物流基地，随后京东、顺丰等电商物流企业陆续过来，这种聚合效应一旦形成，就会带来规模成本优势，发展越来越顺。 2012年6月唯品会（中国）西部总部基地项目为突破口，至2013年，资阳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亿元；至2014年，资阳电子商务交易额总量达350亿元，位居全省前列；网络零售交易额达75亿元，增速达132%，位居全省第一。资阳以打造西部电子商务集聚区为目标，不断加速“入网触电”，顺应了经济发展趋势从而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崛起。 上面三种动力，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受益者毕竟是少数，真正有借鉴意义的，只有下面两种。 制造业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的转移，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只要发达城市的产业在不断升级，周边的中小城市就将受惠于此，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增速前20的城市中，就有襄阳（第三），宿迁（第六），淮安（第七），阳江（十七）等三线城市，以及重庆、成都、武汉、合肥等二线城市，属于产业转移的受益者。 襄阳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这座小城市位于湖北北部，本身没什么资源，也不是交通中心，但是由于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使得东风日产看中了这里，天籁、英菲尼迪的生产线落户，由此发展出了完善的汽车工业生态。襄阳汽车制造产业逐步向品牌化、高端化。 2014年3月，东风日产襄阳工厂获得英菲尼迪全球4.5分的授权认证（满分5分），与雷诺日产联盟全球标杆工厂、进口q50l的生产基地日本枥木工厂处于相同水平。在过去五年，其GDP增长了120%，高居全国第三。武汉作为省会城市并没有得到便利，反而为他提供了成长的动力。但是受益于襄阳， “中国新兴城市排名”分析报告认为，到2019年，武汉的经济规模将超过葡萄牙。 另一个位于江苏北部的淮安，自从2006年富士康在这里盖了一座工厂之后，大量的台资企业就相继到来，至今已经是台资在大陆仅次于昆山的一个重要聚集地。在这个过程中，当地政府主管经营思路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淮安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昆山低一半。以富士康落户淮安为发端，一个“南有昆山、北有淮安”的台资集聚新高地的战略部署正式拉开。 十年后，淮安台资高地巍然崛起，全国唯一一家国家级“台资企业产业转移集聚服务示范区”实至名归。如今，台资项目1200多个、总投资120多亿美元、实际投资50多亿美元，台资在全市外向型经济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今天，淮安已成为长江以北知名台资企业落户最多的地级市，也是大陆台资集聚最快的地区之一。 增速前十的城市中，还有一些完全是当地的政策引导，稳步实现产业升级。宜昌（第四），菏泽（第五），宁德（第十）属于这类。 三四线城市和一二线城市的产业升级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缺乏一线城市那样的教育资源和人才优势，因此与互联网、人工智能这类产业很难产生联系，他们也缺乏像二线城市那样的政治资源和交通优势，因此在吸引外资上也很难获得那些高精尖的制造业。 三四线城市的升级，更多的建立在其传统产业的地盘上。比如宜昌的磷化工、菏泽的炼油化工、宁德的不锈钢，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产业聚集区。虽然同样是工业，但是和北方那些资源工业不同的是，他们的下游需求方向并不是源自房地产。比如，不锈钢，需求主要来自汽车和装饰应用；磷化工，需求主要来自农业；炼油化工，在油价低迷时反而是受益者。总之，这些非房地产下游产业，由于稳定的需求红利，可持续的产业链延伸，在推动地方经济的升级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四线城市在工业的发展上仍然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因此不管是吸引外来投资，还是内生性成长上，都仍然大有可为。但前提是，避开房地产这个大坑。 文章中涉及城市2010年GDP与2015年GDP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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