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万字！穿沟壑，睡窑洞，历时三个寒暑假 | 一位“95后”清华学子“脚下”的三农问题

五爷按：

年轻新闻学子为何会将目光聚焦黄土高坡？面对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他又是如何突破困难，寻求机遇，坚守到最后的？五爷特邀肖亚洲，讲述他与“三农”、黄土高原的不解情缘。

文 | 肖亚洲

始终觉得，不只是人与人之间，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也是存在缘分的。

 

对于黄土高原，我一直有种剪不断的情愫。大抵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子孙，骨子里有着平凡甚至贫贱的基因，也受到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影响。

 

这两部诠释了平凡和苦难的名篇和巨著，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镜像，鲜活地保存下来。《平凡的世界》这部书，在高三学业压力最大的时候，为寻求一种精神力量，我又重读一遍。如果说今天的自己还没有过于浮躁和物质化，一定程度上是受这部巨著的熏染。

 

清华新闻学院，有注重社会调查的传统，更有浓厚的“三农”情结。前院长范敬宜先生生前“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箴言，鞭策着一茬又一茬新闻学子。此前，我的几个学长积极践行，如沙垚写了《土门日记》，李强写了《乡村八记》，曾维康写了《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都跟农村有关，曾产生过相当的社会影响。

 

这对我产生一种正向激励，希望自己成为农村问题调查实践的接力者。

影响几代人的《平凡的世界》

进入大学后，我一直在思考：以《平凡的世界》为起点，回头审视这30多年来的中国农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昔日的高加林、孙少安们，有着怎样的欣喜与痛感？为时代大潮所裹胁的乡村，又将去往何处？

 

我觉得应该写点跟农村有关的文字。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从大二寒假开始，我先后利用三个寒暑假，一头扎进晋西石楼县农村。

 

调查首选地锁定路遥的家乡陕西省清涧县。尽管《平凡的世界》里的双水村属于虚构，但我深信，在清涧县，在黄土高原，一定能找到很多个“双水村”。我去了路遥的出生地——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路遥故居是一个典型的陕北院落，四孔窑洞，院内有三棵枣树，院门紧锁。

 

在门前踟蹰良久，我思忖着是否以此地为调研点，写一点描画转型期乡村变迁的文字。

 

村民社会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是个熟人社会，有着亲疏远近和诸多忌讳与防范，只有凭借亲友关系才能进入预定的调查现场。清涧县对于我而言，人地两疏。想了一些办法，终感难以进入。陕西清涧县与山西石楼县，中间仅隔一条黄河，清涧在河西，石楼在河东。于是我将目光投向石楼县。

 

石楼与清涧尽管分属两省，但都是黄土高原地貌，同属吕梁山连片特困地区板块，有着太多的相近之处，包括羊肚子手巾、信天游和窑洞。尽管分属两省，两地的根却是连着的。

 

通过父亲在石楼县的一个忘年交——张老师，利用他延伸到村落的亲友关系网络而进入调查现场，我得以从一个黄土高原的凝望者，走出固定的小圈子，走出知识结构相近、认知话题相同的单一“气场”，置身于厚重的土地，触摸那片土地上人们的心灵。

远离翠色与柔美的黄土高原

在繁华与浮躁充斥的今天，石楼似有世外桃园般的安详与静谧。置身此地，我关注着与都市和都市的红男绿女毫不相关的另一重风景——一片远离了翠色与柔美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宿命的黄土堆积成了宿命的高原，宿命的高原上活着一群宿命的人。

 

水土严重流失的沟壑，日渐清冷却暖意犹在的窑洞，陷入困境的红枣产业，游离于城乡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拼死逃婚的农村女青年，试图改变贫苦命运的青年女羊倌，渴盼电商脱贫致富的作坊主，困顿无望的留守儿童，村支书也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村，集资复建村小学的村民，借高利贷纳彩礼的农民，一年吃不上三斤肉的困顿农户，以及流于形式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失灵的退耕还林……

 

他们从乡土社会走来，在城市化浪潮下，在未知却注定艰难的命运中寻找出路，努力活出人的尊严。无论我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都无法想象出那样一个现实底层。

 

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巨大的，为什么在边远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处境还这般艰难？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并不缺少现成的答案，但这些往往与切身体验相去甚远。

 

置身那样一方偏僻、闭塞的天地，你或许会发现，我们在书斋里所谈论的底层，很可能只是一个文本化的底层。面对这片土地上的沉重、苦难、困顿和无奈，所有乌托邦式的想象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尽管生存于那样苦难的环境，黄土地上的人们从未丢弃坚强、执着、淳朴、宽厚和善良。这些可贵的品质，不一定是那些习惯于俯视底层群体的精英们都具备的。黄土高原上的痛和悲，总是带着温暖与坚韧，沉重却不乏希望。

 

我所能做的，是尽量以包容、客观的立场和眼光，发现和呈现一个“远未实现现代化却漫溢着现代性”的转型期乡村社会生态，解开被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有意或无意忽略了的真实境况。

肖亚洲

调查中最大的难点在于：作为一个突然闯入的外来者，如何尽可能抵近被调查者的精神层面。捷径是放下身段，目光与调查对象平视。我没能真正做到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与书中记述的不少人物有过参与式接触，一起体味稼穑的艰难、谋生的不易。

 端起脸盆追肥时，才知道尿素也能在手上灼出水泡；一大早坐着满载大葱的农用车翻山越岭，随农民到县城集市销售，才知道山区人起早贪黑赚一两百块钱要付出多少艰辛；骑车跟随乡村教师翻越一道道梁峁，才知道农村教育要付出多大的成本。从内心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就能消弭生疏与隔阂。 

一开始不大能听懂方言，睡不惯硬邦邦的土炕，咽不下粗粝的杂粮，挺不住九曲十八弯山路的颠簸，抗不过夜晚频频光顾的孤寂感，但慢慢就好多了。我时刻提醒自己：你不是来旅游、来做客、来视察的，你就是来吃苦的，要成为黄土高原农民历来自称的“受苦人”，除此，别无选择。调查结束后，我粗略一统计，共在农家窑洞借宿31次。 

我深知写下的二十余万字，算不上学术著作，严格说来只能算非虚构写作，充其量只是一个西部县域局部微观层面的现状纪实，试图回答乡村在今天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与发展问题？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困境，实质是发展问题，表现为发展的困境，最根本的表现在于乡村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对农村现实了解越具体、越深入，会越感惶恐：现实的乡村，远不是我们坐在象牙塔里想象和谈论的那样光明或暗淡。 

黄土高原之行，令我拥有对乡土中国的感性了解。我视之为一种厚重的积累，以及精神世界中最为宝贵的一部分。它成为我思考任何问题时的基本起点，决定了我的世界观中或将多些不一样的成分。 

这便是晋西黄土高原农村赋予我的财富，将终生受用。

（编辑： 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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