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堂善本书目的编撰过程

考虑到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时局，北堂善本书目的问世显得弥足珍贵。这得益于诸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北京遣使会、美国洛氏基金会和参与具体工作的专业人员。

 

1937年10月14日，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馆”）副馆长袁同礼先生自长沙致信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以下简称“洛氏基金会”）驻沪代表耿士楷（Selskar M. Gunn），信的主旨是回复其10月8日来函询问北平耶稣会士旧藏图书编目的可行性。袁先生认为虽然北京局势趋于安稳，但巨大的工作量极有可能花费颇多，故希望待美国图书馆学专家到北京调查后再做决定。

 

这批珍贵图书的西文部分确由耶稣会士带到中国，始于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来华传教，后由耶稣会士如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S. J.）从欧洲采购、募集而不断扩大；中满文图书则多由皇室赐予，另有传教士的译著及手稿。因礼仪之争、耶稣会解散、教案等诸多事件，归俄国东正教团代管，1860年由后者移交给法国遣使会（Lazarist Mission）保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批藏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亦可算作汉学发源地的珍贵遗存。然而，北堂中西文图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在来华遣使会教区中小规模传借，对外则秘不示人。民国以降，马相伯、英敛之两位教友极愿前往观看其中的中文善本，但均未如愿。事实上，只有极少数学者有幸利用过北堂藏书，如伯希和、陈垣、方豪、孙楷第等人。洛氏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极有可能并不清楚这批书的现状，故统称为耶稣会士的藏书。

 

时值抗日战争日趋激烈，整个远东地区陷入动荡之中，洛氏基金却郑重考虑资助北京北堂藏书整理、编目的计划，颇令人不解。更出于意料的是，提交资助申请的并非北堂遣使会，而是身处北京一地的美国人士。

 

前期讨论

 

1937年10月4日，北京华文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校长裴德士（William. B. Pettus）和北京协和医学院（Peip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院长胡恒德（Henry S. Houghton）分别去信洛氏基金驻沪工作人员安兰生（John B. Grant），均称北堂保存了大量珍贵中外图书，为免损坏、遗失、无人问津，希望给予资金支持，协助其整理、修复、编目，并最终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让世人皆可利用这座宝库。裴德士的信中附了该校图书馆馆长舒尔特海斯（F. D. Schultheis）的调查报告，包括北堂藏书的历史沿革、现状概述和整修意见三个部分。其中大致估算了藏书的数量，西文15000卷、中文约为80000册；内容上西文书约四分之三为世俗类的，包括科技和文学作品；西文多是17、18世纪的欧洲印刷品，中文则以皇家印刷书籍为主。中西文图书保存现状堪忧，物理状况和分类都不是很好，舒尔特海斯基于此提出了针对性意见：设备购买，如书架、书桌、椅子、灯具；由北堂印书馆负责重新装订图书；编目要尽可能详细，并发行目录以利学者查阅。在结尾处，附录了一份详细的预算，包括建筑修缮、家具购买、装订和修复、编目及其他可以预见的花费，总计法币21470元。非常可惜，他并未参与之后的编目工作中。

 

安兰生收到两份函件后，立刻请耿士楷致信询问袁同礼先生，并将申请信及袁先生的意见一并寄送纽约洛氏基金人文部主任史蒂文斯（David H. Stevens），由其全盘考虑。10月28日，胡恒德直接去信史蒂文斯，以老友身份陈述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虽然战事不断扩大，但北京的学术工作并未终止，反而因局势日渐平稳，研究活动仍然很繁盛，因此耿士楷之前的顾虑可以忽略。此外他还强调了两点：一是被北堂珍贵藏书深深震撼；二是这一重要事件的影响将不仅限于北京，更会让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学者受益。11月23日，史蒂文斯收信后立即回复，虽然在行文中并未表态，但也给出了些许暗示。

 

1937年12月10日，美国学术团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执行干事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去信史蒂文斯，就是否赞助整理北堂藏书交换意见。四天后，格雷夫斯再次致信史蒂文斯，并附上该理事会下属的中国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成员对整理北堂藏书的看法，分为反对、中立、支持三种态度：

 

一、反对者，威尔（James R. Ware，美国汉学家）和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美国汉学家）。其中威尔以遣使会非美国教会，无法保证其对美国学者友好为由，坚决反对；

 

二、中立者，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美国历史学家）。虽然对天主教没有偏见，但因为对藏书情况知之甚少，希望派人去考察，并推荐洪业先生担此重任；

 

三、支持者，叶理绥（Serge G. Elisséeff，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顾立雅（Herrlee G. Creel，美国汉学家）、富路特（Luther C. Goodrich，美国汉学家）。其中富路特因为本年春在北平，亲自去过北堂，对藏书有非常直观、深刻的印象，故极力赞成。

 

反对和中立的三位学者都有同一顾虑，该藏书现由法国遣使会保管，而遣使会与美国无任何关联，且与梵蒂冈教廷关系密切，这些文献倘若获得美方的赞助得以整理，将来能否对美国学者或者无宗教信仰的研究人员开放？反观此次资助申请，无论是藏书的保管者法国遣使会还是深知其珍贵价值的耶稣会裴化行神父（Henry Bernard S. J.），都没有直接投书洛氏基金会，而是由在北京的美方热心人士越俎代庖，这意味着直接关系人均知悉以自己的欧洲天主教派身份很难申请到美国洛氏基金，因为后者几乎只愿代表基督教的利益。因此，在上述信函中虽然均转达了北堂遣使会极愿提供一切协助，如房屋、书架等硬件，但保管者却从未表明意欲主导此项计划，反倒是裴德士、胡恒德等美籍人士成立了委员会，全权、全程负责。

 

彼此对立的专家意见，让史蒂文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犹豫不决。直到1938年8月10日，司徒雷登去信史蒂文斯，明确表示愿意竭尽所能从旁协助此项计划。五天后，裴德士和胡恒德也都再次去信，告知由于汇率处于非常有利的情况，资助款由最初拟定的6500美金降低至3000，此外司徒雷登、刘兆慧（George Loehr）、燕京图书馆主任田洪都（H. T. Tien）、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感恩（George N. Kates）均表示愿意协助编目。鉴于各方面的有利因素，10月14日，洛氏基金批准了代号为H200的赞助案，决定给予3000美金用于北堂旧藏图书编目、整理，以备公开阅览，有效期至1939年12月31日。

 

至此，是否支持该项图书整理计划终于获得肯定答案，但在北京美方人士，初衷似值得深入探讨。北堂图书馆馆长惠泽霖神父（Huber Verhaeren C. M.）在1949年出版的全本《北堂西文善本书目》（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序言中提及：“北京故都作为学术中心，聚集于此的学者越来越多，渴望利用北堂藏书的愿望日益高涨，其中的一些人透过美国使馆莱昂秘书（C. B. Lyon）向教会表达了该要求。”现在想要考察出哪些人提出了请求，已毫无可能，但根据“美国使馆”这一线索推断似乎应为美籍人士，譬如富路特这样的年轻汉学家。而为何在此抗战军兴之时提出，亦值得推敲。恕笔者揣度，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月，袁同礼先生即奉令南下，留平事务由顾子刚、张允亮、王访渔三人代理，并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的美方人士监管。1938年5月14日教育部指令第3403号，核准（国立北平图书馆）“长沙办事处迁昆明后继续与西南各教育机关合作，以推进西南文化”，并同意在香港暂设办事处。此令一出，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中基会美方人士要求袁先生及其他南下馆员返回北京的企图落空。不仅如此，5月31日，日伪组织“北平新民会”强行提走平馆图书4473册，司徒雷登虽抗议，但其亦意识到以中基会的美方身份保全平馆馆务、财产安全的想法并不切实可行。虽然此时留守馆员仍有九十余人，中基会拨付款项中“经常费”（即馆员薪金）亦将其中大部拨付北京，但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阅览服务，采购、编目已不再继续开展，且平馆绝大部分珍贵图书数年前已南运存于上海租界。卢沟桥事变爆发迫使平馆及国立高校陆续内迁，北京一地的外国学者只能寄希望于辅仁、燕京、中法等校的图书资源，然而这三所高校图书馆馆藏文献无论是从质还是量上均无法满足专业需求。极有可能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困境，司徒雷登才恳请洛氏基金会务必给予支持，力图为外国学者开辟全新的、不易被日方骚扰的学术资源库，而北堂遣使会保存的耶稣会士旧藏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实施与中断

 

在接到洛氏基金赞助的通知后，1938年11月8日华文学校董事会协商讨论后同意由胡恒德、司徒雷登、裴德士组成委员会，并指派协和医学院的鲍文（Trevor P. Bowen）担任该笔赞助款的审计和出纳。12月8日，辅仁大学的卢华民神父（Theodore Rühl S. V. D.）受委托考察北堂图书馆现状，撰写了一份计划书，包括概述、任务、方法、分工四个方面。在这份计划书的结尾处，卢华民神父估算了整理、编目工作的时间和费用，该文不仅记述了北堂藏书整理前的状况，更直接影响了实际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1939年1月9日，北堂藏书的分类整理工作正式开始。遣使会北京地区满德贻主教（Mgr. Paul Montaigne C. M.）授权卢华民神父、惠泽霖神父、葛尔慈神父（Joseh Goertz S. V. D.）及十位中国人员展开编目整理工作。卢华民神父任教于辅仁大学哲学心理学系，主要课程有“西洋哲学研究”，另外设通选课“和声学及作曲、高级钢琴班”。数年前，他曾在辅仁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演奏过遣使会士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 C. M.）谱写的奏鸣曲，由此可见他对北堂藏书有相当程度认识。惠泽霖神父，荷兰人，1895年9月16日在巴黎入修道院，1902年5月24日抵达上海，先在直隶教区传教，后为北堂图书馆馆长。葛尔慈神父为辅仁大学图书馆部主任，在1941年后离华返欧，后于二战结束前回到北京辅仁大学。其中，卢华民、惠泽霖、葛尔慈等神职人员是无薪水的，洛氏基金支付十位中国人员的薪水。

 

在洛氏基金会档案中，保存了卢华民神父寄送的两份工作报告，分别撰写于3月31日、6月2日。截至1939年5月底，编目人员共完成688种西文图书、一半中文图书的书单编纂工作，其中至少有一种西文摇篮本图书，并发现了18世纪中叶《圣经》中译稿。裴德士在1939年4月11日给史蒂文斯的信中提及了这份珍贵的手稿，并强调其尚未出版，虽然在信中并未指明，但应该就是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 S. J.）的《古新圣经》白话汉译稿。摇篮本则是在3月31日的报告中提及，称发现了一种15世纪西文出版物。根据半年来的工作进度，卢华民神父认为每个月可以撰写200种西文图书的书单，这与计划书中每天撰写40至50种图书详单的预期有较大差距，但他也向洛氏基金承诺编目工作会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完成。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卢华民神父被迫返回德国，改由葛尔慈神父主持工作。

 

1939年1月14日，《北京时事日报》（Peking Chronicle）以“Great Task of Cataloguing Famed Pei T’ang Library Begun by Experts”为题刊发了介绍文章，这是现在能找的最早的新闻报道。同年《公教学校》第5卷第3期“著名北堂图书馆编制目录”。1939年3月平馆主办的《图书季刊》在昆明复刊，其新一卷第一期即刊登“北平天主教北堂图书馆编制目录”之消息，其文属“出版消息”一列，虽只三百余字，但颇为精到，将北堂中西文书的来源、数量、珍惜性、门类、传承均一一介绍。翌年《图书季刊》英文版（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亦复刊，在新1卷第2期刊发了题为“The Ancient Library of Pei T’ang”的文章，其为1940年1月14日惠泽霖神父在北京辅仁大学的法文演讲稿，后由西南联合大学吴可读教授（A. Pollard-Urquhart）翻译成英文刊发。此外，洛氏基金档案中保存了一份来自南非德班（Durban S. A.）的报道，题为“Chinese Savants Ignore War, Work on Ancient Library”，该文不仅讲述了北堂藏书的来源、历来遭受的磨难，更强调了洛氏基金的襄赞和以现代图书馆为目标的整理计划。这些报导引起了相关领域研究机构的关注。1939年6月10日美国卡特·布朗图书馆去信在洛氏基金会兼职的历史学家伦纳德（Irving A. Leonard），希望得到北堂藏书目录。三天后，伦纳德将已完成部分的书单影印件寄送给卡特·布朗图书馆。

 

1940年11月25日，葛尔慈神父提交了一份新的报告。西文部分至本年4月份完成4960卷登记、4043张书单撰写。为了降低难度，书目排序只以作者的字母为序，但主题分类尤其是二十个大类下的细目划分比预想中困难许多，因为很多书籍内容模棱两可。11月底，已经撰写到了“les”，即西文藏书量的3/5。因为缺乏专业参考书，所以一些书籍无法撰写书单详目，遂决定先按照字母顺序继续，随后在北京寻找工具书补写。书单排序后修书就会开始，大约涉及3000册图书，预计四到五个月完成。中文部分，2194种书的登记和校对已经完成，大约需要4000个函套，所有工作预计在明年2月份完成。根据进度及北京本地的汇率水平，之前给予的3000美金完成整个工作没有问题。

 

1941年7月17日，尚在北京留守的鲍文去信身处洛杉矶的裴德士，告知已将拍摄完成的题名页照片全部挂号寄出，卢华民神父的继任者葛尔慈亦已返回德国，编目工作只有两三个人仍在继续，在此人力空缺期，决定先由北堂印书馆重新装订、修复西文图书。同年9月份，这批珍贵的题名页照片由史蒂文斯转寄给伦纳德，交卡特·布朗图书馆代为长期保管。至于中文善本书编目工作，未再提及，但根据前文，似可推断已大体完成。

 

紧随其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不仅使中美之间的通信变得极为困难，更直接中断了北堂藏书的整理工作。一方面在北京的外籍人士被统一押送至山东潍县集中营，除了惠泽霖神父因为身体缘故免于驱禁；另一方面洛氏基金赞助款的余额被日伪政府冻结无法提用。人力、财力均处于枯竭状态，北堂藏书的编目工作被迫停顿。

 

恢复与完结

 

1944年，北堂西文善本书目的法文部分得以单独出版，如惠泽霖所说这是由于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Henry Cosme）及驻北京使领馆秘书杜伯秋（Jean P. Dubosc）的赞助，但该分册的付梓并非意味着工作恢复正常，而主要基于之前工作的结果，其数量只是北堂西文善本图书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由于财务、人员、时局的问题，直到1947年8月整理、编纂工作才正式恢复。

 

1946年10月上旬，转任上海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教授的裴化行神父向洛氏基金会提交了一份申请，希望继续赞助北堂善本书目的出版。11月7日，人文部助理法斯（Charles B. Fahs）复信裴化行，感激其与其他编目人员的艰苦努力，但就目前状态，除非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实地考察过，所有远东地区的申请计划都将被搁置。巧合的是，早已回到北京的富路特于9月26日向洛氏基金会总部呈送了一份北堂现状的报告。十分遗憾，在洛氏基金会档案中并未保存此份报告，但从11月7日法斯的覆信、11月8日史蒂文斯的覆信中可以看出，洛氏基金会对于编目、整理工作的状况和进展是满意的，并因美国学者对之前所寄题名页照片的评价，意识到北堂藏书珍贵程度，如历史学家伦纳德就曾明确表示其中16世纪的西班牙语书籍在欧洲的图书馆已经难觅踪迹了。

 

翌年，法斯访问中国，亲赴北京北堂考察编目情况。7月19日，惠泽霖神父以北堂图书馆馆长身份去信法斯，恳请继续资助整理、编目工作，并称根据辅仁大学图书馆朱乃鑫西文图书组组长（Chu Nai-shin）的推测，仍需1500小时的工作量，此外希望将之前漏拍的题名页全部补照，并购买一个吸尘器去灰。8月1日，刚由北京回到纽约的法斯复信惠泽霖，一方面感谢其友善、周到的接待，一方面询问如提供500美金是否足够完成此项计划。在得到肯定答复后，1947年10月23日洛氏基金会批准了代号为H4767的补充资助，总计500美金，有效期至1950年12月31日。

 

至此，北堂藏书整理、编目工作又恢复到正常状态。虽然国共内战导致资助金不能及时到位，但在北堂遣使会和洛氏基金会的共同努力下，时局的消极因素被尽可能降低，书目的编纂出版计划仍能积极推进，拉丁文（第二分册）、多语种（第三分册）分别于1947年、1948年问世。1948年9月起，惠泽霖神父与洛氏基金会的通讯中断，虽然美国的汉学家如富路特十分关注该计划的进度，不断去信基金会询问可否收到最新出版的两个分册，但直到1950年1月双方的联系才得以恢复。惠泽霖神父将1949年出版的《北堂西文善本书目》全本寄送洛氏基金会主席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法斯、胡恒德等相关人员，表示感激之情。1950年11月5日，惠泽霖神父赶在资助截止日之前，寄出了一份最新的收支报告，这亦是洛氏基金会档案中保存的最后一份相关史料。

 

1947年，《上智编译馆馆刊》第二卷分四次刊登了“北平北堂图书馆暂编中文善本书目”，依次分为普通善本图书（甲编）、公教善本古籍（乙编）、满文善本书目（丙编），从中文书籍编号上不难看出编目之初便遵照中国目录学的经史子集传统分类。该书目中编号最大者为2160，其书为元代王德信撰、清康熙刻本《有图满汉西厢记》。虽然普通、公教、满文三类图书的号码大致接续，但每一种图书的编号则并不绝对连续，其间常有缺号情形，这意味着该书目并无2160种之实，与前文所提2194的总数差距恐远在数十种之上。究竟因为何故，现无从查证。

 

如果只从刊印书目所收录的数量上着眼，北京北堂图书馆中西文善本图书并不能称得上巨富，其中西文4101种、中文则在两千种上下浮动，两者相加或只稍逾六千种。常人恐怕很难想象这六千种书的编目整理工作，自1939年1月始至1949年西文总目出版终，历时十年才最终完成，尤其是西文部分主要参照1862年狄仁吉神父（Jean B. Thierry C. M.）编就的老书目，似非难事。但如果仔细读过惠泽霖神父在1949年1月21日写就的《北堂书史略》（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it’ang Library），就可以明了编写一部如此繁杂的书目所需要的巨大心血，涉及依时间拣选、识别各种款识、考辨源流、撰写各项书目信息、分语种以作者排序、编制索引、修补图书、印刷排版，无不需要极丰富的专业知识、强大的耐心。考虑到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时局，北堂善本书目的问世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这得益于诸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北京遣使会、美国洛氏基金会和参与具体工作的专业人员。

 

但必须指出，刊行于世的北堂中西文善本书目所收录的只是北堂藏书中的一部分，即1800年之前的西文出版物和1911年之前的中满文书籍，在此之外，还有相当规模的馆藏文献。舒尔特海斯在其调查报告中曾估算藏书的大致数量，即西文15000卷、中文约为80000册，这两个数字相加恐怕远远超过6000种图书的卷数。《图书季刊》新一卷第一期“北平天主教北堂图书馆编制目录”对中西文图书数量的表述与舒尔特海斯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北堂藏书似有十万册。笔者认为这一数字是可信的，理由如下：一是无论是狄仁吉神父所编书目还是后来的编目均以1800年为线取舍，这一原则本身就意味着遣使会在最初接收图书时即有远多于4101种的西文图书；二是北堂遣使会拥有自己的印书馆，自1864年起至1951年终印制了数百种不同语言的图书，其中颇多精品，北堂图书馆亦多有留存；三是法国遣使会接收中西文图书后并非不再增购，笔者曾见及相当数量的19世纪法文图书盖有北堂藏章，其中既有宗教类图书也有世俗类出版物，涉及领域之多令人出乎意料，如热带植物图谱、1900年出版的巴黎世博会图册（En 1900），这些书籍可能由法国遣使会总部募集后一并寄送北京，或者由来华传教士个人携带后留在北堂；四是除了法文图书外，有其他西方语种的图书，笔者藏有一本艾萨克（Jorge Isaacs, 1837-1895）撰写的小说《玛丽》（Maria），这是一本西班牙语著作却也盖有两方北堂藏章；五是北堂似与献县天主堂、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建立了出版物交换协议，这三处教堂均有自己的印厂、图书馆，笔者不仅见过献县出版的法中辞典，亦藏有一本1934年土山湾印制的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inde – chine jusqu’aux t’ang，两书均钤北堂藏书章，后者为耶稣会士禄是遒（Henri Dore S. J., 1859-1931）所著《中国民间信仰》系列丛书的第十六卷；六是北堂图书馆订阅了相当数量的国内外报刊，如著名的《北京政闻报》（La politique de pékin），这些期刊报纸均由北堂印书馆制作成为合订本便于保藏、借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