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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工作过的同事如果看见我现在这副模样， 不知道还能不能认出我来。 从前我在他们的眼中， 从来都是西装革履， 顶着一丝不苟的发型。 但现在的我， 只要随便披件保暖的衣服， 用手指理一理头发， 就可以出门了。 对于我来说，有比外貌更值得花心思的事情要做。
我叫杜聪， 香港出生，美国长大，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哈佛大学的硕士， 毕业之后，在华尔街的一家投资银行找了份工作。 我出没的写字楼，是许多人最向往的地方， 我身边的同事，被认为是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班人， 漂亮，聪明，能干。 我与他们一起工作，不断学习， 很快便从刚入行的初丁， 成为年薪百万的投资银行副总裁。 大家都觉得我前途无量，未来一片光明。 大家都说我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量。 公司的业务慢慢发展到了亚洲， 我有了很多到中国内陆出差的机会。 去过高楼林立的大城市， 也去过一些地处偏僻的农村。
第一次到农村去做家访， 我便碰见了一对父子。 当时我敲了他家好久的门都没人应。 准备放弃时， 邻居说，“回来了回来了。” 扭头一看， 一旁的小路上。 一个瘦小的男孩正迎面走来， 前面推着辆木头车， 车上躺着一个男人。 他比那个小男孩还瘦，双眼无神， 双手无力地耷拉在身旁。 泥路特别难走。 他使劲往前推一推， 小车就顺势前进几米。 我忍不住问小男孩， 他俩是什么关系。 原来， 那是他的父亲， 感染了艾滋病。 小男孩不忍心父亲整天只能在家里躺着， 看天气不错， 就扶父亲坐上木头车， 推他出来透透气。
我深深了吸了口气。 小男孩身旁的这辆车， 不知道要比他的身躯大多少倍。 就像是父亲病垮后落在他肩上的负担， 一个小孩子又怎么承受得了？ 我这才知道， 在华中地区的很多农村地区， 家里年轻力壮的劳动力， 碰上家里经济拮据的时候， 就会跑去卖血。 但乡村里的卫生条件简陋， 一个小小的针头， 从这个人的血管中抽出来， 下一秒可能就会插进另一个人的血管中。 在我以前十四五岁的时候， 艾滋病在旧金山爆发， 当时人们对这种病没有什么概念， 只知道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病， 会让人莫名其妙地死亡。 我高中时一个很要好的老师就是这样因为艾滋病死的。 而我如今看着这些农村村民， 仿佛回到了十多岁大家人心惶惶的时候。 有一个年龄还很小的孩子， 也患上了艾滋病。 瘦得隔着层皮肤就能摸到骨头。 他的妈妈在地上铺了块布， 让他躺在上面， 晒晒从门口透进来的阳光。。 妈妈和姐姐坐在一旁的木床上， 想哭，泪水早已哭干了。 我跟他的妈妈说： “我不知道我能为你的儿子做些什么， 但我希望给你的女儿一个上学的机会。”
在我拍下这张照片后没几天， 小男孩便去世了。 我知道，他们不能等， 对于他们来说，等待是个非常残酷的词。
1998年， 我毅然决定辞掉银行副总裁的职位， 成立了智行基金会。 2002年， 我们资助了第一批艾滋病遗孤， 给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
许多孩子，因为父母感染了艾滋病， 被周围没有文化的亲戚认为是克星， 觉得是他们带来了坏运气。 当他们成年踏上社会找工作的时候， 也会经常受到歧视。 而当他们跟父辈一样面临贫穷的困境， 唯一能活下去的办法可能又会是， 卖血。
对于他们来说， 能够上学读书， 是一个重生的机会。 两万多名学生陆陆续续读了书。 其中有超过2500名孩子顺利考上了大学， 不乏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 还有领着奖学金去美国读书的。 他们跟那些比他们年龄小的艾滋病遗孤说， “我跟你一样都来自艾滋病家庭， 但现在我已经上大学了， 你要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你也可以。”
有一些读书成绩没那么好的孩子去上了技校， 去学做面包。 他们中的好多人凭着这门手艺养家， 有些去了五星级酒店工作， 有的开了自己的面包店。 上海的668广场上的这家小小的面包店， 一个小小的红色logo贴在玻璃外墙上， 上面写的是店的名字，Village127， 那是我们基金会在第一年， 资助读书的127个农村孩子。 里面的装潢称不上新潮， 但干净简洁。 在里面工作的员工， 正是来自于这批艾滋病遗孤。
揉面团、发酵、刷上蛋液、加入巧克力夹心、烘烤… 孩子们每一步都全神贯注。 在Village127里， 他们不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而是一群能做出好吃西点的面包师。
面包店的全部收入， 都被重新投入到基金会新的资助项目中。 我没有亲生的子女， 但我从没错过任何一个当父母会体验到的宝贵瞬间。 他们喜欢管我叫杜爸爸， 而我习惯跟外人介绍“我的孩子们”。 其中的一些人长大后成家立业， 生了个小胖娃娃。 每年来看我的时候， 都会用稚嫩的声音喊我，“杜爷爷。” 去年， 我的其中一个女儿举办了婚礼。 根据村里的习俗， 新娘的父母要为她戴上耳环， 然后送她出嫁。 她有我这个杜爸爸。 那天天冷， 我去到她的村子里， 看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 为她戴上了耳环， 心里暖呼呼的。
在刚开始帮助这些孩子的头几年， 我说着一口不流利的港式普通话， 连交流都成了困难。 曾被跟踪，也收到过“不要乱说话”的警告。
因为见着了太多的疾苦， 我甚至患上过严重的焦虑症。 每天晚上都做恶梦， 经常在半夜从睡梦中哭醒， 后背都被冷汗浸湿。 那时候心里很无助， “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 我的力量却这么小， 该怎么办?”
一位老师的话给了我鼓舞， “尽管杯水车薪， 但只要帮助了一个人， 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
我很高兴， 最后我坚持下来了。 然后很荣幸地， 能成为这两万多名孩子的爸爸。
他们并非什么都不会， 他们只是需要支持和一个展示的机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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