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兴趣:早期现代哲学、康德政治哲学、西方现代社会学思潮、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先驱,属于那个时代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孙中山:“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史华兹指出,在译介工作中,怀揣“寻求富强”动机的严复事实上未能始终遵照他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误读”现象仍是时有存在。 既然进化的动力被严复固定在了宇宙的神秘力量中,那么,进化的机制又来自何方呢?事实上,在《社会学研究》中严复对此已有所体察。由于斯宾塞认为社会群体的质量由组成该群体的个体质量所决定,那么如何充分挖掘个人的全部潜力与能量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恰恰是西方人战胜东方人的关键。严复以为,所谓“建设性的个人主义”,即是隐藏在斯宾塞文本中推动西方走向富强的真正奥秘。“建设性的个人主义”意味着,它并非一种“罗曼蒂克的个人主义”,即它不等同于追求眼前欢乐的消极享乐主义。事实上,这是一种充分开挖每个人在体力、智力与道德方面的无限潜能,并将焕发出的无数个体力量汇合在一个点上以此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信念,而这无疑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信条形成鲜明反差。因为在严复看来,后者所期许给人的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人类成就低水平之上的协调一致与伦常和谐,而这正是造成今日中国民族性格软弱、国家无力的根本原因。严复的这一基本认识在译介斯密的《国富论》与穆勒的《论自由》(严复分别译作“原富”、“群己权界论”)中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在严复看来,斯密的贡献就在于他表明了一种个体的“经济利己主义”对公众福祉可能产生出的裨益,而穆勒的高明则是他暗示出个性以及个人自由,对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社会整体的作用。自然,严复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误读”着这两位英国思想家的著述,因为他完全将个体的自由视为某些外部宏大目标得以实现的工具或手段,从而彻底忽视了自由“以其自身为目的”的全部内在价值,而这毫无疑问,仍与严复对“寻求富强”的执念密不可分。但是,正是在这一重又一重的“误读”之下,西方赖以走向富强的奥秘首次被揭示了出来。仅凭这一点,严复就超越了林则徐与魏源的时代。它标志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认识西方的又一个新高度。 学者江绪林就曾指出,在某种西化的政治观点外,又能包容地从佛教与道教的丰富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这构成了49年以前部分旧知识分子身上的重要标识。 梁深信,这种“向内”用力、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并以个人理性为归宿从而拒绝神明指引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优越于西方文化,它代表了人类文明未来的一个前进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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