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复，谱名传初，乳名体乾，字又陵，又字几道，别号尊疑尺庵、观我生室主人、观自然斋主人、辅自然斋主人，晚号愈懋老人，曾改名宗光。1854年1月8日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市）台南苍霞洲。1859年，正式进私塾读书。1866年岁末，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招生，严复以一篇情文并茂、文理通顺的《大孝终身慕父母论》获第一名并录取，学习海军。187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工作了5年。1877年，到英国留学，继续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先是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次年受聘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先后任总教习（相当于今天的教务长）、会办（相当于今天的副校长）、总办（相当于今天的校长）等职务，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才离开。1902年受聘为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纂。1905年参与创办复旦公学，次年任校长。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科学长。同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 严复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只有引进西学，才能挽救中国贫弱相积的残破局面。他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1]提出中国富强起来的最根本的办法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2]所谓鼓民力，就是中国人要有健康的体魄；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则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 严复是率先较系统地宣传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著名启蒙思想家。其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译作是根据达尔文的朋友、忠实的达尔文主义者赫胥黎写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而成的《天演论》。随着对进化论的翻译介绍的增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进化”等成为最时髦的名词，在整个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影响。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人，盛赞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3]。不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如饥似渴地学习，把《天演论》的观点揉进自己的著作，而且以后的李大钊、鲁迅、毛泽东，也都受过《天演论》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所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经验时，称严复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4]。 作为第一位从价值观念上对西方文化予以高度肯定，并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加以否定的人物，严复把中医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认为中医理论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一套“臆造”的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 中国旧有的所谓九流之学，像堪舆、医药、星卜等，如果从其自身端序来看，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如果从它们最初所依据的理论来看，如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九星主吉凶祸福之类的东西，则其思维方式虽然非常极致，但又只知其所以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没有别的原因，乃是其理论源于臆造，而不是通过实际观察与逻辑推理而得出来的缘故。[5] 1901年，严复在给其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说： 不久前收到大儿媳寄来的信，知道你最近小产了，不知道身体是否已经复原？舅舅我极为牵挂。外甥女婿在家里做什么事情？他们家这户人家，从你公公、婆婆以下，都是一些固守旧规的人，自以为是知书达礼的官宦之家，理应按照古礼做事，不能越雷池半步。大凡这类的事情，不用你说，舅舅我是很知悉的；每当想起你的母亲，我就不自觉地掉眼泪。但是要知道人活在世上，不管遭受多大磨难，都要泰然处之。你的肝气郁结之病最近好些了么？如果治疗，必须请上等的西医，听中医的话，十句有九句是错的，切记切记！[6] 严复这句“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的话，不要说别人，即使他的在九泉之下的祖父、父亲听了，也是肯定不会同意的。严复的曾祖父严焕然是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举人，做过松溪县学训导，生有五个儿子。为了生计，严焕然为五个儿子作了不同的分工。长子秉符（即严复祖父）学中医，末子厚甫攻举业。后来，严秉符成了一位熟读经书、医书，医术高明，怀仁爱之心治病救人的良医。严秉符有子振先（即严复的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受家庭环境影响，渐渐对中医萌发了兴趣。秉符见振先在医术上颇有禀赋，便让他随自己习医。严秉符有了儿子做帮手，生意越来越兴旺，药铺逐渐有了一定规模，为寻求发展，迁家到了城里，在福州南台苍霞洲建起了医馆。严振先人聪明，悟性又高，从父行医几年，不仅阅读了大量医籍，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脉经》《千金方》《本草纲目》等等，早已记得滚瓜烂熟，同时在行医看病中，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的医名日渐远扬，以致当时南台岛六十四乡的百姓，提起严振先医生，无人不知。严振先医术高超，能妙手回春，在他的治疗下，许多疑难杂症都得到治愈，为此，人们送给他一个“严半仙”的雅号[7]。1866年春天，福州流行瘟疫，严振先在救治霍乱患者时被传染，不久去世。 出身于两代业医之家的严复，竟然说出“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的话语，其根本原因是“就世界观和基本的价值观而言，严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十足的崇拜者：这导致他对中国的传统进行无情的批判”[8]。这时的严复，将西方科学作为富强之本、救国之本，“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意思是说，不依靠科学而求国家富强，就像蒸砂而望成饭一样不可期待。认为中国一切传统的东西如汉学考据、宋学义理、金石辞章等“旧学”，“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由后而言，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由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而“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也就是说，科学的原理与法则，都是经过反复实验证明了的，不是主观臆造的，也不是上天恩赐的，与中国传统的“师心自用”、“强物就我”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救之之道”是“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9]。 严复系统地学习过西方科学，与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只能道听途说地得到西方科学一鳞半爪的知识大不一样，认为学习西方文化必须破除“中体西用”论设置的樊篱，以全方位的姿态吸取西方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0]故而一方面主张引进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一方面大力倡导引进科学的思维方法，发展科学精神，并对中国旧有思想观念和方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范围极广，涉及旧学的全部，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批判旧学，而他自己所运用的武器则是自然科学经验归纳法的方法论”[11]。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严复眼中，可能是属于“旧学之旧学”的范畴，所以才有“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的过激言辞。 耐人寻味的是，步入晚年的严复，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向，对西学渐生怀疑、动摇，终至否定、抨击。一方面，他从大力倡导西学转而批判西学的消极性；另一方面，他又开始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他又说：“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12]当戊戌之后，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之争日趋激烈之时，出现了一股尽弃其旧而迎新的思想倾向，似乎不彻底抛弃中国固有文化，就无法吸纳新文化。严复反对这种“悉弃其旧唯新之谋”的文化发展策略，他说：“变法之后，人人崇尚欧美之风，俯察时趋，所破坏者，似首在家法。顾破坏之而国利民福，其事宜也；若破坏矣，而新旧之利两亡，尚冀诸公凛其事之关系重大，自种族之进退视之，则慎以出之可耳。”[13]并以中医治病之道形象地比喻说：“譬如病痞之夫，欲求强健，良医临证用药，必将补泻兼施，夫而后积邪去而元气苏，徐收滋补之效。使其执不可攻削，恐伤病人之说，而专补不泻，日进参、芪，则虽所费多金，以求良药，恐痞疾终不可愈，积邪日以益坚，而大命之倾将无日矣。”[14]这时的严复认为，一个国家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有其独特的国性。“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如果一个民族国性长存，即使被外族侵占，也仅仅是“亡国”，并非真正的灭亡，如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宋之入元、明之为清，虽然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然而由于其彝伦法制、纲常伦理仍沿前代，“入主之族，无异归化，故曰非真亡也”。而像墨西哥、秘鲁、希腊、罗马、印度、埃及这些国家，“虽名存天壤之间，问其国性，无有存者。此犹练形家所谓夺舍躯壳，形体依然，而灵魂大异”。这些国家“旧之声明文物，斩然无余”，“虽未易主，盖已真亡”，实为“亡天下” [15]。强调中国想要求得进步和发展，不但不能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反而应该试着从儒家经典中去发掘与现代社会相吻合的道理。 但需要指出的是，晚年的严复并没有完全背弃早期扬西抑中的立场而投入传统的怀抱，仍然主张借助西方近代文化为参照，以检视传统文化之价值。他说：“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武器发掘淘炼而已。”[16]从严复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在文化立场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复古，但“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的言外之意，不正是指富含精义微言的中学之“玉”，只有在西学之“石”的磨琢下才能成为“器”吗？对此，其晚年的疗病经历，似乎也可以为之佐证。 严复患有严重的哮喘病，1915年后日趋严重，时常发作。最初是用自家配制的中药膏治疗的。1908年9月8日在给夫人朱明丽的信中说： 药膏吃已过半，事多一日三瓢，不能减少。药单不知往哪里去，又没带有烟灰，市上买灰恐靠不住，今特作快信到家，叫你再熬四剂，一钱灰者。分作两罐，熬好交新铭关买办。即他船亦可。带津交河北学务处严收，切切。[17] 1909年11月4日在给夫人的信中又说： 吾从药丸除净后，体力反觉不支，大抵不外泄泻、咳嗽及筋跳三件，昨前两宵作扰尤甚，饭后九十点即非常困倦欲睡，睡又筋跳两三点钟，勤捶不瘥，服睡药亦无效，不得已乃取家制药膏半茶匙，服下乃得安静。但所睡时刻近益短少，不过三四点，往往半夜咳醒，坐待天明。 并在信后附记云： 药膏既须服，可再熬两罐来，或寄数两好灰，将方抄来亦可。[18] 虽然服用中药膏有效果，但严复从心里还是尊崇西医的。如：1909年11月在写给侄子严伯鋆的信中，就极力劝说刚到美国留学的侄子不要学习铁路工程，而是学习西医： 吾意不如仍习医药，盖西医一科，欧美进步奇猛，为国民计，须得多数人勤治此科，一也；又医学所关于教育、法政甚大，刻吾国人亦渐知之，十余年以往，必大看重此学，二也；三则我家累世为医，积德累功由来日久，今日子孙仰席余荫，未必不由此故，吾意颇欲不坠先人之绪，三也。以斯之故，甚愿吾侄学医。[19] 严复还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赞扬德国医生名不虚传。1918年11月10日在给严瑸、严璆两女儿的信中说： 我病到津后，经德医调理，觉得日有起色。前昨两夕均能安睡，不自梦中咳醒，今晨睡到八点二刻始醒，此为近日所无。痰则渐稠而少，亦佳象也。治喘系服容克之药。前夕又请宝医看眼，渠药亦较同仁医院所给为灵，早起眼脓大减，晚间十钟以后目亦不眵。治疗用药，应手如是，德医生真名不虚传也。[20] 还曾多次住西医医院治疗哮喘病。如：1917年12月10日进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住院治疗；1919春末到上海，6月6日进红十字医院疗疾。1919年6月25日在给长子严璩的信中说： 吾入医院至今已十九日，医生用药除利痰外，余药颇少，而每日上午洗汤、烘电，进步极徐，拟满月后察看情形，即行出院。出院无事，久羁在此，亦欲北行。现在夜间虽有咳醒需人，然尚能睡，即早起作喘，时间亦短。院中三餐多进素膳，两日来乃有一顿肉食，而鸡汤则午、晚有之。如不动作，看书作字精神尚可，但若出门走路及上下楼梯，则不能无喘。[21] 这次住院到39天时，“喘咳诸疾实有大瘥，叶医言只要信心耐性，无论如何久疾，皆可得效”[22]，但当时西医（包括现在的）对于哮喘病毕竟是没有办法治愈的。1919年12月初，他又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住了二十余天，方才出院。抽了二十余年的鸦片在这时也不得不戒了。戒烟后他觉得浑身酸楚，神思昏昏，难以忍受；晚上必须服药，才能入眠。 饱受哮喘折磨的严复，大为苦恼。他从王云生的女儿好姊处闻听有位叫卢黔生的人，曾就读于天津水师学堂，生平喜修炼导引，极有灵验，在好姊的怂恿下，在1921年元月，严复也练起了这种“修炼导引”功。据他给三儿严琥的信中说：“其内功则纳气丹田；其外功大抵如八段锦，而加以每日按摩。”1920年12月24日，严复还在三儿子严琥的陪伴下，从福州回到阳岐，在尚书庙扶乩请丹[23]，这对一个倾力西学、提倡科学的新学者来说，不无讽刺意味。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病逝，给儿女立下的六条遗嘱中，第一条就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24]九泉之下的严复先生，你所说的“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包括你家两代曾以此为业的中医吗？ [1] 严复.救亡决论.//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55.68. [2] 严复.原强修订稿.//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6. [3] 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436. [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9. [5] 原文：“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0. [6] 原文：“前得大媳家书，知汝遭小产，不知近来体气已否复原，舅心深为悬挂。婿在家所作何事？吾甥一门，自翁姑以降，皆守旧之人，自以为诗礼簪缨之门，法宜如此，拘牵文义，未行起尘。凡此，皆不待甥言，而舅所深悉者；每念汝母，不觉泪垂。然须知人生世间，任所遭何如，皆有所苦，泰然处之可耳。肝气之病近稍瘥否？要治，总须上等西医，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王思义.生斯世何必无情：严复家书.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10. [7] 冯保善.严复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2. [8]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49. [9] 严复.救亡决论.//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58.60.61.62.59. [10]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69. [11]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358. [12] 严复.与熊纯如书.//许祖华选编.严复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253.249～250. [13] 严复.天演进化论.//王宪明编.严复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04～205. [14] 严复.拟上皇帝书.//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84. [15] 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王宪明编.严复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52. [16] 严复.与熊纯如书.//许祖华选编.严复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253. [17] 王思义.生斯世何必无情：严复家书.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49～50. [18] 王思义.生斯世何必无情：严复家书.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68～69. [19] 王思义.生斯世何必无情：严复家书.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83～84. [20] 王思义.生斯世何必无情：严复家书.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144. [21] 王思义.生斯世何必无情：严复家书.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156～157. [22] 王思义.生斯世何必无情：严复家书.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161. [23] 冯保善.严复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239～245. [24] 严复.遗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36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