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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大宗伯》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天帝也，日月星辰也，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也，在古人的观念里，此皆“阴阳不测”之神。故《大宗伯》云：“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这其中，又尤以昊天上帝为华夏先民信仰体系里最为尊贵、最有威权的主宰神，人间的帝王亦只能是上天之子。孔子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天”，因此，祀天之礼是古代最为隆重和最为庄严的典礼。而关于禋祀、实柴、槱祀这三类祭祀，当代礼学大家沈文倬先生总结曰：“所用三个祭法，不过名称不同，其实都是燔柴升烟，在火上或加牲体，或加玉帛而已。”（《菿闇文存》） 《荀子·礼论》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礼记·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有虞氏以禘礼祀黄帝，用郊礼配帝喾；夏后氏禘礼亦黄帝，其郊则以鲧配之。商人禘喾而郊冥，周人禘喾而郊配后稷。 《周礼·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祭天之坛称圜丘，其象征天圜。《易经》说卦曰：“乾为天，为圜。”根据古文献的记载，早在虞舜、夏禹时就已有祀天之礼，称之为“类”[1]。郊之祭也，虞谓“肆类”，殷曰“昭告”。“昊天上帝”是华夏先民话语中自然和下国之主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及尊贵。在《书·汤誓》、《盘庚》等篇章中，关于商人对天神上帝的崇拜有很多描述。《论语·尧曰》云：
这段话是汤伐桀而告天之文，“予小子履”为商汤自称，“予小子”意即他是上天的儿子。“履”是汤之名。“皇”，大也。“后”，君也。大意：汤说“我用黑色的公牛作为牺牲，祭告伟大的天帝：对有罪之人我不敢擅自赦免其罪。作为您的臣仆我对您没有丝毫隐瞒，您的心里洞明一切。如果我有罪，您就惩罚我一个人好了，不要连累各方诸侯以及百姓；如果大家犯了过错，责任也都在我的身上，希望您能放过大家。” 从此句可知商汤以“玄牡”而郊。 到了周代，周王是作为天帝之子的身份在人间统治万民的，所以称为“天子”。周天子也要象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帝，祀天就是对天帝的侍奉、享献的仪式。《诗·大雅·生民》：
“后稷肇祀”，后稷为周人之始祖，这段话，是距今文献所见周人始祖最早的祭祀昊天上帝之礼。周人祀天的文字描述亦见于《书》经：
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天。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休注云：“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于郊。”“圜丘祀天”和汉代出现的“方丘祭地”，因都在郊外举行，故而又称为“郊祀”。古有《郊礼》，后世亡佚，今《礼记·郊特牲》即其传记，乃据其原文撰作而解说之者。除此之外，《礼记·礼运》、《礼器》、《祭义》、《祭法》、《杂记》诸篇亦有记载，可资参证。今存三礼经文之中并无郊祀之礼的系统内容，仅有祭祀时间、用牲、用乐细节之文。夏商之时的郊祀具体场景和细节虽经史无存，但通过文献记载，周人的郊天之礼亦可徵其详。《郊特牲》云：
“郊外祭天神地祇，故谓之郊。”在先秦文献记载中，郊之祀应于国都南郊，于每年正月辛日（汉代在丁日）及冬至日在此举行郊祀大典，因行礼在郊外，故谓之“郊”。郊天位置缘何必须设在南郊，《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古人以南为阳，天乃阳性，故而建于南郊。圜丘坛专门用于祭天，台上不建房屋，对空而祭，此曰“露祭”。 （最后一图为“玉璋”。圭、璧、琮、璋、琥、璜谓之“礼玉六器”。） 《礼器》云：“祀帝于郊，敬之至也。”祀天大典陈设讲究，祭品丰富，规矩严明。通过《周礼》和《礼记》各篇，大致可得其详。《大宗伯》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大祝》则“凡大禋祀、肆享、祭祇，则执明水火而号祝。”《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宰》“九式”第一即曰“祭祀之式”，并“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及执事，视涤濯，及纳享，赞王牲事。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牧人》“共祭祀之牲牷。凡阳祀，用骍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酒正》“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緹齐，五曰沉齐。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帅执事而卜日，宿，视涤濯，莅玉鬯，省牲镬，奉玉粢，诏大号，治其大礼，诏相王之大礼。”《小宗伯》“大祭祀，省盛，视涤濯。祭之日，逆粢，省镬，告时于王，告备于王。”《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鸡人》“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巾车》则“鸣铃以应鸡人”，《典路》“则出路，赞驾说。”《大驭》“掌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軷，遂驱之。及祭，酌仆，仆左执辔，右祭两轵，祭軓，乃饮。”《鼓人》“以雷鼓鼓神祀”，《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 而在《礼记》中，《郊特牲》、《曲礼》、《祭法》、《王制》、《礼器》诸篇亦言及祀天之用，此不具录。《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谓之郊。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郊之用辛也。”“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示民严上也。……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天子外着大裘，内穿衮服，袍上绣有日月星辰。头戴旒冕，垂着玉璪十二旒，以象征一年十二月之数。腰插大圭，手持镇圭，于圜丘面西而立。郊祀时间为日出前七刻，俟鼓乐作，天帝临坛受祭，天子牵着如《地官·牧人》及《礼记》诸篇所言献给天帝的太牢（纯色的牛），将其宰杀后，和其他的祭品如玉璧、玉圭、缯帛等一起堆放在柴火上。天子亲自点燃，使烟气升腾于天，以完成祭品和天帝的沟通。此谓之“禋祀”。《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孔疏曰：“谓积薪于坛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气达于天也”；又，《郊特牲》：“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孔疏：“崔氏云：‘周礼之法，郊天燔柴为始，宗庙以祼地为始，社稷以血为始，小祀疈辜为始。’”《礼器》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疏云：“燔柴讫，于坛下扫地而设正祭，此周法也。” 《郊特牲》云：
据此，帝舜、殷商及周人祀天之特点亦可知。 《周礼·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贞。”但祀天祝文，经文无载。而在《大戴礼记·公符》篇和《诗·周颂·清庙》中各有一篇祝辞或可补其所阙：《公符》：“辞：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维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维某年某月上日。”《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祀礼之后，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2]”，以答谢天帝。最后，与祭者分享祭祀用的酒醴，并由“尸”赐福于天子，称为“嘏”，也叫“饮福”。天子将祭祀用的牺牲之肉，分赐给与祭人员，称为“赐胙”。祀天的整个过程，以《大祝》“既祭令彻”而告终。  《通典》云：“自周以前，天地宗庙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扮作天帝化身的“尸”[3]登上圜丘，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天子先向“尸”敬献牺牲[4]的鲜血，再依次进献《酒正》所言之“五齐[5]”。献酒过程中，再穿插献上全牲、太羹、鉶羹、黍稷等祭品。“尸”也用三种酒答谢祭祀者，称为“酢”。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诸臣以事酒，此“三酒”即《酒正》之“事酒、昔酒、清酒”者。礼，莫重于祀天，而祭天爵数，经无明文。杜佑引郑注云祀天之“七献”：
但关于祀天之立“尸”，朱子却不赞同杜佑之说。《朱子语类》云：“古人祭祀，无不立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为尸。”宋人马端临引朱子弟子杨复之说：
“器用陶匏，扫地而祭”，大体而言，先秦的祀天之礼是极尽简略的。而关于其郊祀之程式，在《五礼通考·目录》“圜丘祀天”条中，清人秦蕙田总结周代郊祀之礼依次为：“燔柴、作乐降神、迎尸、迎牲杀牲、盥、荐玉帛、荐笾豆、荐血腥、七献、送尸、撤、告事毕”诸项，此不具录。
补充几个概念： 一、“五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周礼》之中，“帝”有上帝、五帝二词。《大戴礼记·五帝德》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礼记·月令》则举大皡、炎帝、黄帝、少皡、颛顼为五帝。郑玄释五帝“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嫖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清人金鹗《求古录·礼说·五帝五祀说》云：“五帝为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亚于昊天。有谓五帝即天者非也。《月令》云：春帝大皡，夏帝炎帝，中央黄帝，秋帝少皡，冬帝颛顼。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农、轩辕、金天、高阳，五人帝，以五德迭兴，故亦以五天帝为号。若《月令》所言则天帝也。……《周官》注引《春秋纬·文耀钩》谓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以此为五帝正名，而不知其怪妄不足据也。”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郑注：“礼东方以立春，谓苍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礼南方以立夏，谓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礼西方以立秋，谓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礼北方以立冬，谓黑精之帝，而颛顼、玄冥食焉。礼神者，必象其类。”“疏曰：‘礼东方以立春，谓苍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据《月令》。四时迎气，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据《月令》。四时十二月，皆陈人帝、人神。彼止为告朔于明堂，及四时迎气配天帝而言。告朔于明堂，告五人帝、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气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总享五帝于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气在四郊，还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为配也。言苍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据《春秋纬·运斗枢》云太微宫有五帝座星，《文燿钩》亦曰灵威仰之等而说也。”(《文献通考·卷七十八》“郊社考十一”)孔颖达《礼记正义》则曰：“按贾、马、蔡邕皆为迎春祭大皞及句芒，以上云‘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故也。今郑独以为苍帝灵威仰者，以《春秋文耀钩》云‘苍帝灵威仰’，《礼器》云‘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是人帝何能使风雨寒暑得时？又《诗》及《尚书》云‘上帝’皆为天也，《周礼·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与天帝同服？故以为灵威仰。”（《礼记正义·卷十四》“月令”） 据《周礼》各职及《礼记·月令》篇所述，祀“五帝”礼物、乐章，大略当与郊祀相同，而又有不同者。如《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此五帝之位；《月令》“四立之祭”乃其祭祀时间；《大宗伯》“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此乃礼五帝之玉；《大宗伯》“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大司徒》“奉牛牲”等等，皆是祀五帝之礼。
二、“郊丘之辩”。《周礼》只言“圜丘”而不及“郊”，《礼记》则只言“郊”未具“圜丘”之文。故郊丘之说，历代礼家各执所见。郊，指郊天礼，古作“烄”。丘，指圜丘祀天礼。所谓“郊丘之辨”实是郑玄王肃两家之说，亦为郑王之辩，但却对中国经学史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清末。“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易说》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但《周礼》又明言圜丘在冬至，二者不容混淆。故郑玄注经将《礼记》之“郊”解释为夏正郊天，而对《周礼·大司乐》不同音乐祭祀的天神分别解释为“五帝”及“北辰”。但北辰耀魄宝之名出于纬书，“《春秋纬》‘紫微宫为大帝’，又云‘北极耀魄宝’，又云‘大微宫有五帝坐星，青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纪，黄帝曰含抠纽’。是五帝与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称上帝，故《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礼记正义·卷二十五》）“昊天上帝”与“五帝”构成郑玄“六天”之说，圜丘与南郊亦分别对应不同之礼，使郑玄注经体系构成完整而严密的架构。但郑玄信用纬书之说，亦因之为后世礼家有所非议。郑王之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郊天之礼与圜丘祀天是不是一回事、西周时期究竟有没有所谓圜丘祀天之礼、郊天礼是否一定在国郊举行、对于郊天的“郊”字的含义究竟应当怎样理解、以及举行郊天礼是否筑坛等等。简单来说，如前之言，郑玄认为郊天礼与圜丘祀天礼不是一回事，圜丘与南郊是两种祭礼，冬至圜丘祭祀昊天上帝，正月南郊祭祀感生帝；而王肃则认为二者实际是一回事。《礼记正义·卷二十五》“郊特牲”疏同时载王肃观点云：“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则谓之郊，所祭言之则谓之圜丘。于郊筑泰坛，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坛’，则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礼》云‘冬至祭天于圜丘’，知圜丘与郊是一也。”和郑玄采用纬书之说为后世质疑一样，王肃则借用另一部被认为伪书的《孔子家语》来解释相应概念，同样广为后世所非议。 郑王“郊丘”异同之论，虽始于郊祀之礼，但由于宗庙制度中之“禘郊祖宗”是以郊丘分立为前提，故而同时也对宗庙之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玄认为“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故正月则祀感生帝于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一年两次祀天，三代皆然。但古人南郊祀天并非后世笼统的所谓圜丘祭天，关于这一点历代礼家屡有辩言。 贾公彦疏曰：
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十六》中，亦收录此论。郑玄根据六天之义，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则祭太微五天之帝；而郑司农和王肃则认为没有六天之说，“同一天”而已。这是郑王之说的最大不同。同时，《文献通考》又收录程子朱子及杨复之说：
马氏认为郊祀之礼应该是：
《宋书·志第六·礼三》云：
上《宋书》所云乃晋武帝二年故事。由此文可知，此时“五帝”已等同于“天”而合为一神，圜丘与方泽之祭亦合而为一，二至之祀更因之并于二郊。以冬至日行郊天之祀，不再使用辛日。此诚谓郊祀礼仪之重大变革者。《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云：“帝，王肃外孙也，故郊祀之礼有司多从肃议。”泰始二年故事云五帝即天帝说，温公明确指出实乃王肃之议。 孔颖达《礼记正义》云：
而后世礼家驳王肃郊祀之说最有力者当以清人金鹗为最，其《求古录礼说》有《禘祭考》所论尤详，文长不录。与金鹗相同观点还有著名的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二》云：
清人秦蕙田对郑玄王肃之说均有异议，在《五礼通考·卷二》“圜丘祀天”条中，秦氏主张“郊丘非二，地无二祭”，“郑注之所拘泥者可以尽破，而帝天之殊号，配祭之异帝，尤为惑于防纬而不足辨者矣。”
三、“五齐三酒”。《周礼·酒正》职：“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沈齐。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壹贰，皆有酌数。”《酒人》职则“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郑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盎犹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缇者，成而红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浊，缩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类则然。……齐者，每有祭祀，以度量作之。”
所谓“五齐三酒”，皆以秫稻曲蘖而酿制之。《司尊彝》“凡六彝六尊之酌，郁齐献酌，醴齐缩酌，盎齐涚酌，凡酒修酌。”此言其制作之法。《月令》篇亦云：“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 此处“大酋”即与《周礼》“酒人”职同。《月令》此说言及用曲酿酒需注意的六项：即要选择成熟的谷物、投曲要及时、浸煮过程要时刻保持清洁、酿酒用水其水质要好、器皿要以烧纸优良之陶器、炊煮火候要适宜。 五齐味薄，三酒味厚。至敬不尚味而贵多品，是以祭祀既设三酒又设五齐。《郊特牲》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位之本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司烜氏》职：“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粢、明烛，共明水。”明水，即司烜氏鉴取于月之水；玄酒即水，其色黑，是以名之。上古无酒，以水代之，故名玄酒。“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乡饮酒义》亦云：“尊有玄酒，贵其质也。”玄酒清醇，尊贵，为周人上乘美酒，后人不能忘记玄酒之源。故后世虽有“五齐三酒”之备，但仍以本初之物为贵，是以供祀事，盛明水、玄酒之酒尊奉为上尊。明人李之藻《泮宫礼乐疏》云：
由郑注李氏而说可知，“五齐三酒”乃根据酿制时间长短而分之。五齐均为有滓未泲之酒，此皆浊酒。郑注谓清浊者，指清浊程度不同而已。盖泛齐浆汁甚少，或为始酿才有酒味，故其糟泛泛然；醴齐浆汁稍多，但浆汁含于糟内，故云“汁滓相将”；盎齐汁滓各半，但汁色葱白；缇齐汁多于滓，汁色红赤，可用筐将汁沥出，故云“下酒”；沈齐滓沉于下，汁在上而清。若以酒味言，则泛齐最薄，沈齐最厚。若以酿造时间言，泛齐最短，沈齐最长。酿制时间愈短愈浑浊，此时并不能谓之酒，故曰“剂”。酿制时间长者方可饮用，且须过滤之，故曰清酒。
除此之外，古郊礼还有一个“鲁郊”之说。《礼运》篇云：“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而《祭统》篇则曰：“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鲁国是春秋之际非常特殊的一个诸侯国，作为“制礼作乐”的周公之子伯禽封地，其在周王室中有着于其他诸侯国截然不同的地位。《左传》上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晋大夫韩宣子适鲁，亦有“周礼尽在鲁”之叹。礼莫重于祀天，郊天之礼乃天子之礼，“惟王得行之”。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庙、五祀之等，但鲁有郊祀，《春秋》经传明确记载者有九。唐杜佑《通典·卷四十八》引《郑志》之言曰：“诸侯不祀天，而鲁郊。诸侯不祖天子，而郑祖厉王。皆时君之赐也。”成王赐鲁郊，郑说为是。然鲁唯祭天，仍不得祭地。鲁郊的时间与周王之郊祀时间亦不一，原因就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证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鲁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与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鲁唯一郊，不与天子郊天同月，转卜三正。”（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二十六》）考历代礼家之说，“鲁郊”，或是成王始赐伯禽以天子祭祖之礼而祭祀周公，至礼崩乐坏之时，鲁侯则因有天子舞乐而渐行郊禘之事，夫子遂哀叹之。 此外，在《明堂位》、《礼器》中也有鲁君行天子礼之说。此不具录。 后世因南北郊祭祀天地、孟夏雩祭、季秋明堂和四时迎气也都在郊外举行祀天祭典，故而后世经学文献和历史制度上，有时候亦有泛称为郊祀者。但同时毫无疑问，与之相对的、狭义的郊祀，才是“郊”之本义。 《全唐文》录有唐代诗人描写唐代郊天之作，如杜甫的《有事于南郊赋》、王勃《上拜南郊颂表》等等。这其间尤以贾餗的《至日圜丘是昊天上帝赋》所述最详，可睹大唐郊天胜景于一二：
《通典》云：“夫圣人之运，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变化，故庖牺氏仰而观之，以类万物之情焉。黄帝封禅天地，少昊载时以象天，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高辛顺天之义，帝尧命羲和敬顺昊天，故郊以明天道也。所从来尚矣。”（《通典·卷四十二》“吉礼一”）“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6]郊祀之礼，自殷商以来相沿不替。且为历世“国之大典”。而周代的祭天程序，则基本为后世所继承。其最大变化者，就是后世以神主取代了周代由活人装扮的“尸”。自汉代以来，天子登基还大都在南郊行祀天之礼，方彰显其“受天之命”。汉武帝时，行三年一郊之礼，即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畤（五方帝），每三年轮一遍。再至平帝“汉元始中，奸臣妄议，不原经意，附会《周官》大合乐之说，谓当合祭，平帝从而用之，故天地共犊，礼之失自此始矣。由汉历唐，千有余年之间，而以五月亲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开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阔一时之举也。然而随得随失，卒无所定。”[7]在《五礼通考·卷一》“圜丘祀天”条中，秦蕙田亦记载朱子驳正之论：“古昔圣王制为祭祀之礼，必以象类。故祀天于南，祭地于北，而其坛壝、乐器币之属，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圜丘，则古者未尝有此渎乱厐杂之礼。”秦蕙田进一步申论天地合祀之非：“蕙田案：南郊北郊天地分合祭，千古聚讼。考分祭见于《周礼》之圜丘、方泽，《礼记》之泰坛、泰折，厥有明文，合祭则无之也，而后人以北郊不见经传为疑。” 《宋史·卷一》云：
从此处可知唐代及宋初郊祀情况一二，宋代在真宗之后则又有“郊以三岁”之说。明太祖践极后曾于南京钟山之阳建圜丘而分祀天地，洪武十二年改建大祀殿又复合祀天地，并厘定祭祀时间为每年孟春正月。永乐十八年朱棣迁都北京，按南京旧制建北京天地坛（即今天坛）。《钦定续通典·卷四十七》云：
肇始于汉平帝时期的合祀天地，一直到明嘉靖朝才被“拨乱反正”：嘉靖九年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给事中夏言奏请更定郊祀。四月，廷臣集议郊祀典礼。大学士张璁杂引《五经》及诸史，撰《郊祀考议》，力言合祀之非，分祀之是。五月，世宗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为皇祗室；作朝日坛于东郊，西郊建夕月坛。七月，命立帝王庙于京师。十一月，世宗祀昊天上帝于南郊，奉太祖西向配。礼成，次日布诏天下，恩赐百官，宽恤小民，大赦狱囚。[8]明嘉靖九年的更定祀典，遂为后世所继承。 嘉靖时期的一篇祭天祝文曰：
根据现存文献来看，祀天祝文明清二代基本相同，仅作时间及主祭者不同而已。根据文献的记载，明清时期的祀天典礼的大致程序包括从祭典前的“择吉日”、“题请”、“涤牲”、“省牲”、“演礼”、“斋戒”、“上香”、“视笾豆”、“视牲”、“行礼”、“庆成”等多项仪程，到正式祭祀时的“迎帝神、奠玉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帝神、望燎”等九个步骤，过程繁复，礼仪考究。在《明史·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四、礼二”中，记载了明洪武元年的郊祀详细仪注：
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最后一次祀天之礼，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至节举行的，祭天之后时间不久，清德宗载湉“崩逝”。（ 而宣统三年溥仪退位，隆裕皇太后携溥仪亦曾举行过一次所谓告祭皇天后土之礼，然禅代逊位后之祀天，已非正“礼”；1914年的冬至节，袁世凯也曾在北京天坛举行过所谓的祀天典礼。但由于袁氏窃柄，更不能谓之曰“礼”。）
[1] 古代祭天曰类。《书·尧典下》：“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诗·大雅·皇矣》：“是类是禡，是致是附。”
[2]周代六乐舞之一。用于祭祀天神。相传为黄帝时所作。《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郑注：“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
[3]先秦时期祭祀必立“尸”。按：《公羊传·宣公八年》何休注：“祭必有尸者，节神也。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通典·卷四十八·礼八·吉礼七》曰：“自周以前，天地、宗庙、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汉以降，中华则无矣。” [4]所谓牺牲，就是质量较高的祭祀用牲畜，色纯者为“牺”，体全者曰“牲”。 [5]亦作“五齏”。古代按酒的清浊，分为五等，合称“五齐”。后亦泛指酒。即上引《周礼·天官·酒正》之说。 [6]《明史》洪武元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 [7]《续资治通鉴·卷三百四》。宋神宗元丰间，时名臣兼理学家陈襄《南北郊议》之言。 [8] 参考：《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一“更定祀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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