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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vs帝 说起北京的天坛，相信大多数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三层圆亭式样的建筑。可若亲自来到天坛参观，我们会发现，天坛的主体建筑分为南北两区，各有墙垣。北区的核心，就是刚才提到的“圆亭子”——祈年殿。而南区的核心，则并非殿宇，而是一个圆形的石台——圜丘。 天坛祈年殿 人们不禁要纳闷：既然天坛是祭天的所在，头顶只有一个青天，天上只有一个老天爷，为何有祈年殿和圜丘两组建筑呢？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祈年殿用来祭祀“老天爷”；而圜丘则祭祀“天”。对于这样的回答，听众不免觉得荒唐可笑：天就是老天爷，怎么还能分成两个？要解释这个疑问可就说来话长了——要从当年周公制礼作乐谈起。 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所祭祀的众多神明之上，有一个至高的天神，被称为昊天或者上帝。三代对天的信仰虽然一致，但奉祀礼仪则大不相同。夏代之教尚忠，末季流於质野好乱。商代为救夏末之弊，其教尚敬，但矫枉过正的结果是沉溺于鬼神之事：商王举行的祭祀有三百六十多种，几乎日日有之，一年刚好够用，故而称一岁为一祀。武王讨独夫而安天下之后，周公鉴于前代政教的得失，制礼作乐，定下祭祀必须符合中道的原则：不欲数，不欲疏。也就是说，祭祀既不能太频繁，也不能太稀少。若太频繁，于神烦渎，于人疲惫，反而失敬。若太稀少，则会导致礼仪的生疏甚至忘忽，也会失敬。由于周公的制作，成就了郁郁乎文哉的宗周礼乐。 周德渐衰，天下经历了战国的乱世，秦代的酷法，楚汉的战争，待汉高祖定鼎之后，才又恢复平和。汉代的学问，先有师徒口传的今文经学，后有屋壁遗书的古文经学，诸儒皓首穷经，试图从秦火余烬中重建起昔日的礼乐文明。等到东汉末叶，有大儒郑康成（讳玄）出，以《周礼》规范礼学，以礼学齐整六经，融会今古，贯通各家，奠定了集汉学之大成的郑学。郑学体系中关于上天和郊祭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天有六名，岁有九祭”。所谓天有六名，是指在至高无上的昊天上帝以外，又有作为辅佐的五帝，各司五行之一气。五气周遍，才能生发神人万物，维持宇宙秩序。昊天上帝和五帝各有其名号和在天穹对应的星宿：天皇大帝（昊天上帝）名为耀魄宝，其星为紫微北辰（也即北极星）；东方青帝名为灵威仰，主木德；南方赤帝名为赤熛怒，主火德；中央黄帝名为含枢纽，主土德；西方白帝名为白招拒，主金德；北方黑帝名为汁光计，主水德，他们的星宿分别是太微五帝座中相应方位之星。世间万物都依赖五行之气的流布而生，故凡黔首皆五帝子孙，王者之祖先也都感五帝之一的精气降世，并以此帝之德而受命（比如姬姓的祖先感青帝之精而生，周朝因木德而有天下），所以太微五帝也被称为“感生帝”。郑学在此神学理论的基础上安置一年的九次祭天：冬至郊天于圜丘，祭祀天皇大帝耀魄宝（昊天上帝），这是对至高天神的事奉，一年只有一次；孟春（正月）上辛日于南郊泰坛祭祀本朝天子家系所由之而出的感生帝，以皇始祖配享，为本岁祈祷年成；孟夏（四月）泛祭五帝于东南郊的雩坛，以五人帝（上古的五位君王）配享，为祈膏雨，使万物得以生长；季秋（九月）泛祭五天帝和五人帝于国阳之明堂，以皇祖（周朝为文王）配享五天帝，以皇宗（周朝为武王）配享五人帝；立春祭青帝于东郊；立夏祭赤帝于南郊；立秋前十八日祭黄帝于中兆（南郊偏西）；立秋祭白帝于西郊；立冬祭黑帝于北郊（此五祭也被统称为'五时迎气’）。 汉失神器，曹氏篡夺，天下又陷入了三国六朝的分裂战乱。在这个时代，有学者王子雍（名肃）反对郑学，提出一套自己的学术体系。王学的天道观为：“天体不二，岁有两祀”。王子雍认为天六名说出自纬书，不足取信。故而他单依诗书本文，认为昊天、上帝是同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明，而五方感帝为五行精气之神，不可称之为天。九祭之中，他只承认冬至和孟春两者为祭天，且所祭对象是同一个上帝，没有大帝、感帝之别。 宋明理学基本同意王学不信纬书的观点，认为天体唯一。在宋儒看来，人们侧重天无私覆的广大浩瀚之德时，称之为天；侧重其如慈父般监临下土，降命人主的神格属性时，称之为帝。故而朱子以为，举祭于露天丘坛，名为祭天，致享于明堂室内，名为祀帝，天与帝本体为一，只是因为人们侧重其德性的不同方面，而给予两种名号。明朝接受王学-理学传统中较为质朴的天道观，甚至进一步予以简化：将天地合祀于南郊。等到嘉靖年间礼仪改革，恢复天地分祀之后，将原本合祭天地的大祀殿改为孟春祈谷之坛，也就是今天的祈年殿，又在其南增建冬至郊天的圜丘。前者有屋宇覆盖，後者露天，按照朱子的理论，正好一者祀帝，一者祭天，如果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屋里祭老天爷，屋外祭青天”。 洋上帝vs土上帝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有人声称自己“信上帝”，那么毫无悬念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情况下，他是某种西洋宗教的信徒。可如果我们打开词典查找一番，会发现，“上帝”原本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至高天神的称谓。明朝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比如利玛窦）宣称基督徒所信奉的唯一神和中国古人所说的上帝是同一个神明，故而用上帝作为“Deus”的中文译名。西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以来，我们被迫经历了百余年欧风美雨的洗礼，很多中国人竟然忘记了“上帝”本就是我们祖先的神明，反而认为这是洋人之神的专称。那么，我们中国人的“上帝”和西洋人的“上帝”究竟有无区别，彼此的事天之道又是否一致呢？对此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天德不孤。中国人虽然承认有一个至高神的存在，但从来不认为他是独一无二的神明。在中国传统中，无论是神还是人，没有谁可以单靠一己的力量来完成某种事功。“独一无二”，是天地未判前的混沌境界，而在这种境界中，也就无所谓神或者人了。既然万物已生，分殊已别，那么任何一种力量或者德性，都不可能单独运作，而必须有其辅佐。所以，在传统的祭天大典中，昊天上帝并非孤零零地接受祀奉，而是有百神相陪，先皇相配，在一派济济多士的氛围中，体现出上天的至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郑学中有五帝辅佐天皇大帝，王学虽不从此说，却也绝不否认上天众神的体系。由于这样的天道观，中国的政治既不不主张君权独大，也不赞成无君无父，而是追求君臣各正其位，和谐协作的政体。西方宗教往往独尊一神，他们历史上“君权神授”的帝王，多半是“朕即国家”的独裁者，而如今则走向另一极端，主张有民无君，民权独大——这两种偏执，说到底都是“独尊”思维的产物，不知“协和”的结果。 二，天不可测。中国人向来不乐于讨论关于神明本体的话题。这一点，与曾经为诸如“三位一体”“二性一位”等神学议题争到相攻如雠，血流漂杵的西方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中国人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人应该首先尽到自己为人的本分，那么上天自然降福，百神自然护佑。若妄图以人的智慧去测度上帝的本体，整天热衷谈论鬼神之事，乃至于荒废政事，那实在是莫大的不敬，不但侮辱了上天，也败坏了自己的心性。至于历史上的郑王之争，六一之辨，其实讨论的核心也并非天神的本体，而是名义与礼仪。郑学主文，其礼繁；王学主质，其礼简，两者都在可以然之域，如何取舍，视乎时中。中国传统认为，相对于神学理论来说，用合宜的礼仪，在合适的时间及处所举行祭祀才是更加重要的。《说文》云：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记》云：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所以，我们祖先事奉神明，并不穷究神之本质，而是力图备礼敬顺，以受天福。 三，天道无谄。几乎所有的西洋宗教，都强调向上帝祈祷，向上帝求福，而中国古代的礼仪中，基本上没有此种内容。因为中国人认为，上天既然至尊至高，那就是不可谄媚的。天道有常，行乎四时，不为尧舜而存，不为桀纣而亡。上天是不会因为人的私心而改变其天命的。人应该体合天道，效法天则以完成自己的责任，而不是通过祈求祷告来期待侥幸非分之赐。上天固然有赐福，但这不是通过阿谀换取来的，而是人顺应天理自然得到的结果——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郑学的九祭中，只有孟春孟夏两次是为了祈谷和求雨而举行，因为这是替天下苍生请命，不是为帝王一己而祷告，所以被礼制所许可。但即使在这样的场合，祭祀祝文中也不过感谢上天之前的恩赐，并提及因时序的变化而奉献这些祭品——祈祷的意向通过礼仪和精诚体现，一切均在不言中，绝没有向天神邀宠的词句。正因为上帝至尊无对，不可谄媚，中国人在行最高等级的郊天大礼时，露天除地为坛，不敢向上天炫耀宫室之美；以瓦匏自然粗朴之物为器，不敢夸示工巧之奇；牺牲只用犄角初露如茧栗的一头小牛犊，但求精洁而不敢卖弄财货之富。这与某些宗教将教堂建造得高耸入云，寺院装饰得金碧辉煌，行礼排场十足由朝及闇，大兴供养动辄千灯万烛的毫无节制之做派是截然不同的。 四，天不可渎。西洋宗教认为既然上帝无处不在，那么就该人人事天，时时事天，对上帝的事奉在频度上越多越好，范围愈广愈善。而中国则前有帝尧绝地天通，后有周公制礼作乐，认为符合中道的才是美善的。即使一件看起来崇高或者正确的事，比如事天，若逾越了中道，也会物极而反，对于神明成为亵渎，对于人群成为淫祀，淫祀不能受福，亵渎反致罪谴。故而只有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才能代表天下众人祭天；祭天或者一年九次，或者一年两次(明代前期甚至一年只有一次)，有其定数。如今的人惑于平等之说，不明差等之理，认为这种制度是“封建专制”，应当被打倒。事实上，从近年来某些宗教恶性泛滥膨胀而造成诸多社会问题的现实来看，中国传统中以人为本，不敢渎滥的精神，不但不是落后腐朽的思想，相反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智慧，值得现代人反思、取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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