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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1：您是怎样评价当代艺术评论的？ 王璜生：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被诸多人诟病，觉得艺术批评是缺席的，或者说批评没有立场，也不敢有批评性。另外的一种意见认为，大多数都是绕着边在走，或者声东击西。当然也有个别一些尖锐的声音，但是现在看起来，多数这种所谓尖锐的声音都不是特别靠得住，有点情绪化或者有些偏颇。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问题抛出来，大家都不愿意接，不愿意去讨论。像2013年我们美术馆“放苍蝇”事件。
这个事件出来以后，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包括对中央美院美术馆处理事件的方式等，但是考虑到种种因素，我们没有回应。这种种声音，有些我觉得缺乏深度考量，有点过于简单化对待问题。因为这一“苍蝇”事件涉及的是在公共区域里，所谓的“艺术行为”是否会对众多公众的身心及公共空间的秩序产生较大侵害和影响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个人的出格、或者特殊行为的事。有批评者抬出所谓的西方“民主”案例，称当年两位中国艺术家曾在泰特美术馆（TateModern）做过类似的事情：他们两人在泰特美术馆展览现场跳上当时已经声名大噪的YBA艺术家崔西·艾敏的装置作品《我的床》。后来还在泰特美术馆的现场，对着在现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杜尚的小便池《泉》，在展示台边上小便。
他们马上被警察抓走了，还发生了肢体冲突。但是，据这批评者说，最终泰特现代美术馆给了他们一个奖——一个安慰。这里所谓的“奖”和“安慰”，其实完全不是事实。而事实是，泰特美术馆发出了“驱逐令”，说这两个人以后不被欢迎进入泰特美术馆。那么，仅就他们两个的行为来讲，只是一个局部的，可能会影响到展出中的“作品”，对公众没任何直接影响。而他们的这种艺术行为，也受到批评界的讨论，并引发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在央美美术馆的这种“放苍蝇”行为，艺术家号称有40万只苍蝇，在美术馆公共空间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得后来很多观众呕吐、恶心等不良反应。艺术家该不该在公共空间里去做这样一个事，他有没有考虑到其它一些后果，他可以去挑战一个博伊斯或安迪·沃霍尔，但是公民基本的、应该遵守的公共空间规则是可以讨论的。考虑到一些其它因素，我们恰恰也没有就这样的问题展开讨论。其实很多问题可以在一个更为平和、更为学术、更客观的环境中去讨论。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回应，因为觉得有些说法已经超出了学术本身，是用一种简单的、诙谐的口吻和笔法来发表评论。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太有意思去讨论这样的问题了。当代艺术这么多年，真正好的评论或者由一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几乎没有。我在广东美术馆的时候，“首届广州三年展”展出崔岫闻的作品《卫生间》，当时有个广州美院的老师告了这件作品，连同美术馆。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可以很深入去讨论，他的起诉或者提出的问题也值得去深入思考的，这涉及到艺术创作与隐私问题以及公共道德等等之间的关系及边界。艺术家可以去创作，但是在有关规则方面，很多东西是可以更严谨的。像这样的问题如果在当代艺术批评的范畴里面，能够用比较规范化、学术性的方式展开讨论，是会更深入，也能使批评风气趋于正常化。 M21：讲到当代艺术批评的发展，有些人会说1980年代会更好一些，当时批评声音比较多。您作为当代艺术的亲历者，也是一个观察者，您感觉三十年来有哪些变化？ 王璜生：我觉得有很大变化。1980年代的时候，终于从长期以来“红光亮”及意识形态的批评方式中解放了，大家能够就作品论作品，能够去讨论问题，也能够引发一些问题的思考，或者借助新的西方艺术理论来开展一些讨论等等。方法论、批评方式、对象还有讨论的相关问题等，确实迈进了一步。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变化。年轻一代批评家，拿他们的文章和老一辈的批评家作比较的话，我们能够看出很明显的不同。新一代批评家，他们接触的西方理论更丰富，更多元，更直接，他们很多外语都非常好，翻译了很多东西。第二，他们这代人的知识背景，包括他们在大学、硕士、博士培养的背景，跟以前老一辈的批评家不太一样，他们有更丰富更扎实的语言表述，有一系列理论支持。当然，各代人有各代人的特殊性，老一代批评家在做一些历史研究、资料整理收集，及根据当年亲历的经验等方面，很有特点及高度，所讨论的问题、指出的问题，也有很多很特殊，很尖锐。一代人有一代人对于问题的思考方式还有知识结构。我很看好青年一代的批评家，但这几年来也仔细观察到年轻批评家有他们的一些问题，一方面他们接受的东西太繁杂，各种各样消化的也不是特别好，有时候在写作方面会掉书袋，拼凑观念与词汇，绕来绕去进行一些所谓自己理论的表述。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一种社会风气和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现在看到真正认认真真的写作不是特别多，很多都是应景之作。 ▲王璜生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后相继推出“超有机”、“CAFA未来展”两大双年展品牌，同时策划了大量学术专题展，不仅服务于学院教学，更在探讨艺术前沿课题。
M21：作为艺术机构的管理者，当下的艺术批评会对您的工作有哪些影响？ 王璜生：我们非常期待有真正的批评，能够促使我们对展览进行思考。策展还有很多应该去努力的空间，中国的展览和策展，还是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包括方法论、展览的组织工作或理论尝试和问题提出等，有很多很多问题和空间。在国外，社会评论或者专业评论对一个美术馆的发展，对一个展览能够在社会上获得支持的程度，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国外，来自政府的资金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包括基金会和社会机构等等。这些机构或者基金会，他们在判断这笔钱出的对不对的时候，其实要听专业意见和关注其对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专业的意见，主要就是评论，尤其是在重要媒体发出的评论声音，影响非常之大，决定对这个展览及机构的评价，也关系到一个机构在今后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是多大，很多东西都是靠评价系统的建立和积累的。在中国，这种赞助机制不够完善，公众的评价系统、媒体的评价等社会评价系统尚未建立起来，包括专业的写作评价等都没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我们也很期待，有真正的评论，有真正权威的、有社会影响力的媒体、杂志等能够跟这样的评论结合起来，对艺术展览及机构，或者对社会的文化审美认知，对艺术的认知产生积极的作用。 M21：您觉得国内现在之所以不具备良性生态的原因是什么？ 王璜生：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避讳吧，评论界没有建立一种深入讨论的社会基础，在业界大家都是朋友，谁都不愿意说谁的展览做的不好。偶尔会用平和的口气谈论，或绕着走地展开一些讨论，过于简单化的东西太多。
M21：作为一名艺术家，艺术评论会对您有多少有效性？ 王璜生：这些问题也没有太直接的去考虑，如果从评论的有效性来讲，首先就是艺术评论的标准是什么，市场、机构收藏还是其他？因为这样的问题在我身上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和反应。但是我做艺术创作时，也会请大家看一看，提提意见。大家也都会以比较敏感、智慧、肯定的方式来讨论问题，或者从我的作品引发一些其他的谈资和思考。这样对我也很有好处，有时候我思路不很清晰，通过跟评论家的讨论，也是一种思路上的延伸、扩展。更多的艺术家、评论家，较多的还是客客气气，在朋友的交流里面，我们也能够获得彼此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引发一些多方面的思考。 M21：您认为怎样的评论文章才是真正有效的？ 王璜生：评论文章本身就是一件作品，我之前想出一本评论集，题目是《独立批评》。我认为，评论并不仅仅是在围绕着对方写东西，而更是在借对方的东西变成自己思想和理论的表达。举个例子，王肇民老先生的水彩写生苹果，画的对象是苹果，但他最后画出来的是一张有自己艺术语言包括结构、笔触、色彩的水彩画，非常有力量、有味道。我觉得评论就像写生，从对象的某种结构，比如苹果的结构、色彩，去抒发出他对这样的色彩、结构、形体的理解、表达，引发出新的属于自己思想的东西。好的评论就应该这样，是一个完整的、自足的，包括语言的犀利、巧妙、力量的系统。在这样的评论中，观念的尖锐性、启发性，能够谈出一种特别的艺术思想和理论来，这就是一个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这其中也可能会揭露出一些问题来，而且有些问题可能来自于艺术家对对象所产生的一些认知和体会，甚至是很尖锐的，如果评论能够这样的话会比较好。 M21：您的创作是从传统水墨画一脉延伸下来的当代水墨，但现在很多批评所采用的观念主要来自于西方，这样的艺术批评话语系统如何才能契合到当代水墨的讨论中？ 王璜生：这个问题讨论的比较多了，大家也会说中国有中国的评论，中国古代艺术评论，是一种很巧妙很智慧的语言系统。但是，当代整个文化艺术系统，包括艺术评论系统，并不是简单的东西方之分，现代跟古代之分，这样的说法过于简单。发展到当代艺术，很多学科和系统是相互交叉在一起，很难分清东方还是西方，都希望从东西方不同文化中吸取一些所长的思想及智慧等。当代很多问题很难单独用东方或西方的方式去概括和理解。回到水墨艺术上来，有些人会用西方或者当代的理论来理解或者评论，或者分析传统水墨、当代水墨，这也可能是正常的。只要分析的有道理，自成体系，能够将问题说清楚，而且说得很智慧很精彩，就是好的。 M21：其实并不在于理论是什么样的，而是在于写作者本身的说法。 王璜生：对，在于写作者对一些问题，包括对西方理论问题说的透不透，或者说他转换过来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对不对，有没有启迪性。 M21：王老师，您对我们国际艺术评论奖提点建议吧。 王璜生：我是很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国际艺术评论奖”的好，在于关注和鼓励“精、准、狠”的艺术批评写作，不是长篇大论而空洞无物，而是短小、尖锐、智慧、语言性很强的批评。很期待！ M21：谢谢！ 更多IAAC精彩内容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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