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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慈禧太后一直以权欲熏心、穷奢极欲的形象招致骂名。然而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记》中说，像慈禧太后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拿寻常的道德标准去评论。如果放眼与之同时代的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他尤其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同一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在权欲面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两位女王的专制欲望并无本质不同。 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以及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的淡泊宁静形象。事实上大错特错。维多利亚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有时温柔善良，有时却强硬冷酷；有时顺应时代潮流，有时却又顽固地与之对抗；对内尽量保持慈善大度，对外却贪得无厌支持殖民扩张……特别是当她坐稳王位后，一有机会便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 1868年到1874年是被维多利亚称为“骚乱不安”的五年。普法战争后，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攻击君主政体的言论。作为君主制度的象征，女王成为各种激进分子攻击的靶心，他们甚至提出了废除女王，成立共和国的要求。而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的上台，更把已经风声鹤唳的维多利亚逼向绝境。他居然准备接受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入阁。这个家伙是个狂热的共和主义鼓吹者，他要求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成为轰动全国的著名人物。女王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个反对自己的敌人进入内阁呢？而格拉斯顿也不愿意作出让步，双方僵持了近一个月。有人出来劝导女王说，如果她一意孤行，很可能会导致一场政局危机，那时女王将成为全国舆论攻击的焦点。维多利亚这才不得不退让，讨价还价地对格拉斯顿说：“像狄尔克这样的人，只能从低级职位干起。”狄尔克最终担任了外交大臣助理之职。 不久，女王与内阁之间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发生了。1881年初，女王在出席议会致辞时惊讶地发现，未经自己许可，她的讲稿竟被篡改了。讲稿中的内容早已偏离了政府此前的既定外交策略，这是她坚决不能接受的。争执之中，在枢密院会议上，有的大臣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他们认为女王粗暴地干涉了政府的政策，放话说不让女王出席会议。双方难以达成妥协，不欢而散。内阁大臣们一个个拂袖而去。临出门时，他们冷冰冰地抛过来一句话：“君主只能按内阁大臣们的意愿致辞。因为君主的职责是，只能点头，而不能争辩！” 格拉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浪潮接踵而至，维多利亚女王如坐针毡，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被赶下那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个一向倔强的女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格拉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室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烧掉这些完全违背她本意的文件。但形势再明白不过：要么签字，那她所醉心的君权依然可以得到有限度的保留；假如一意孤行拒绝签字，那么将面临激怒民众并被掀下宝座的巨大风险。 在无奈的一声哀叹之中，她终于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尽管一次次表现出烦躁和愤怒，她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维多利亚女王心中积郁忧愤之情，当格拉斯顿在新一轮的大选中败下阵来时，她才出了一口恶气。离开内阁那天，格拉斯顿前来拜别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格拉斯顿先生，我想你现在总该休息一下了吧！”  为什么慈禧专权能得以成功，而同样身为一国之主的维多利亚却不得不淡出王权？为什么慈禧勇于任事却“越帮越忙”，而维多利亚女王全身而退悠游林下，大英帝国却能蒸蒸日上？最根本的答案，蕴藏在慈禧和维多利亚处理的两起刑事案件中。 1882年3月2日，英国温莎车站，维多利亚女王刚下火车，正准备上马车，一个叫麦克林的年轻人突然在几码远的地方举枪向她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位来自伊顿的男孩条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伞打向麦克林的胳膊。子弹打偏了，凶手束手就擒。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一位身着重囚罪衣的太监正准备接受极刑。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头颅乱滚。此人名叫寇连材，因为违背清朝“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谈论时政的折子，慈禧立下狠手，将寇连材交刑部议处，明令从速正法，以儆效尤。寇连材之死轰动全国，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为其撰文：“寇监不朽矣！” 两起相隔遥远的刑事案件，都因两位君临天下的女人而起。而不同的判决，却彰显不同政体下的不同结果。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40年中，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枪击事件。尽管行刺者的动机不尽相同，但法庭最终多以“精神错乱”进行轻判。为避免因对女王犯罪而判决过重，1842年英国甚至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7年或监禁，同时服3年以下苦役，以后的4次枪击女王案即是按照新法令实施判决的。 对于这样的结果，女王非常生气，然而在神圣的法律面前无可奈何。 至于那位太监寇连材的死因，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忠君敬祖，有人说他癫病发作，还有人说他试图上书邀宠，结果适得其反。但不管哪一种原因，有一点则是明白无误的：尽管他是来自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也会因为老佛爷一句话就丢了性命。帝师翁同龢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连材者，戮于市。或曰盗库，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详。”瞧，连时任吏部尚书的翁同龢也“未得其详”，足见寇连材死得多么神秘，更死得多么轻巧。 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决定是和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一再上疏直言，历陈兵衅不可启，且围攻使馆，实背公法，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这一下触了慈禧的龙鳞，她不但不纳忠言，反而违背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的规矩，盛怒之下将这几位忠谏大臣统统杀害。 这样的专横残暴，即使放在中世纪的英国也是不能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它损害。”而在中国，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位置。皇权的专断决定了其合法的伤害权、抢劫权，“破家县令”“灭门知府”这样耳熟能详的称谓，令人不寒而栗。 在打压政敌、维护权威上，慈禧太后从未手软。即使贵如一国之君的光绪，以及地位显赫的珍妃，或囚或杀，不过决于其一言而已。慈禧一生两次发动政变，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始终可以稳稳地运大清国脉于股掌之上，缘由何在？梁启超在其《论正统》中早已给出了答案。历代最高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专制制度到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慈禧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达47年之久，并非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回溯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运用权力的方式，就知道两种政体的骨架灵魂到底不同在哪里。 由此可以清晰看出，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之途之所以南辕北辙，区别不在于个人素质的高低，也不在于道德胸怀的差异，关键是她们背后的制度文化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权力的追求和渴望，其实是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共同梦想。但正是不同的制度路径，衍生出她们不同的权力观念，从而导致中英迥异的国运拐点。在与大臣们的权争中，有一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维多利亚。激进好事的帕麦斯顿被她一手赶下台后，她满以为他“年事已高将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可是几年后，这个家伙再度发迹，一举成了英国的首相，她不得不无奈地授权他进行组阁。“不倒翁”帕麦斯顿的死灰复燃，逐渐使维多利亚明白，帕麦斯顿的最终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能力与权术之胜利，不如说是他的主张与政策吻合了时代的节拍。她感到自己个人的力量已无法与时代潮流抗衡。废除至尊、削弱王权、追求自由平等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得人心的潮流，如果她不顺应潮流，就真的连现有的地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维多利亚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乐于只做帝国精神的象征。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女王与内阁的反复磨合较量，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形。维多利亚女王后来安心于担当“虚君”的角色，正因为她什么都不做，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才能在亚当·斯密所言那只“看不见的手”的驱动下，开启了至今仍让英国人念念不忘的“维多利亚时代”；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生涯中，虽然她的政治权力愈来愈少，但她作为英国象征的政治价值却越来越大，维多利亚也因威望日炽而成为国民信仰的支柱，赢得了她在英国历史上的不朽和荣光。 十分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对维多利亚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也是五味杂陈。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宫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清宫二年录》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作主。” 慈禧和维多利亚的经历说明，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当时的统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 来源：同舟共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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