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昌乐中学

　　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昌乐中学在流亡中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在行政体制、师资生源、办学条件、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带有一些非常时期（即战时）特征：如在办学和管理上往往采取比较灵活有效的策略（不固定的校舍、不固定的教材、不固定的教学模式、不固定的对外称呼），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开设军体课，考试名目多，游击办学等。

　　可以说，昌乐中学迁移频繁的经历，也是整个中国抗战时期学校迁移的缩影和写真。这是一阕高亢、悲壮、颇具影响的传奇——教育不亡，则国家不亡，昌乐人民靠着一股精神力量，克服了敌机轰炸、日伪扫荡、师资短缺、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困难，把教育坚持了下来。

　　据昌乐中学老校长霍树楠先生回忆，张天佐就任县长之初，即首以发展教育启迪民智为己份。常语人曰：“吾与昌乐父老相处至久，愧无建树，昌乐无金矿、银矿，惟有人矿，吾将尽全力发展教育以为昌乐开人矿。”

　　1938年1月9日，日寇占领昌乐县城后，各类学校停办。“南流转进”后，昌乐县长张天佐根据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战时要当平时看”，“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10月，在仓上乡（今营丘镇）吉阿村设立第一所联合小学，张天佐为名誉校长。小学招收五、六年级各一个班，并附设初中补习班一个，委任刘玉裕为学校负责人，此为昌乐中学的开始。后来，学校攻打仓上，学校被迫中断。一周后，联合小学在下皂户村复课。12月，因局势动荡，学校迁址将军乡（今红河镇）下皂户村。

　　1939年2月28日，在下皂户村开办了“昌乐县立初级中学”，共一个班。4月，杜晓初任校长。这是昌乐中学的前身。附设小学教师训练班，竭力倡导“村村有校，人人就学”之制度。4月13日，学校接到通知，日军在彭家沟、上皂户、下皂户和林泉峪一带扫荡，学校师生由杜晓初校长带领，一路西行到了鄌郚一带，刚过杨庄的西岭，就听见张庄一带枪声激烈，就顺着高镇的东北沟向北转移，直到夏家庄子东沟，学生自行疏散回家。鬼子扫荡后，中学、高小都被迫停课。下半年，昌乐局势又恢复了平静，县政府、团部很长时间在郑家庄、钟家庄、刘家沟、莱家沟一带安顿下来。后经热心教育工作的教师积极努力，初中、高小得以重新复课。同时在莱家沟设立了高级补习班，有专人对流亡学生进行审查和口试，补习班对这部分学生补习一学期，按期末考试成绩的水平安排年级。

　　1940年底，张天佐在时马乡（今鄌郚镇）刘家沟村后山东坡，先后筑起了四排土坯草房，每排七大间，两头是教室，中间的作办公室。12月，刘裕坤（字厚民）任校长。1941年正月正式开学，又招收一个初中班和一个师范讲习班，简称为中一级和师一级，师一是两年制，主要培养小学教师。3月，学校正式被命名为山东省立昌乐初级中学。

　　1941年，日伪扫荡了刘家沟，大片住宅及省立初级中学新建的校舍桌凳被烧成灰烬，学校被迫停课或迁移。3月，学校迁往司马沟复课。

　　4月，日寇占领临朐县柳山寨，师生暂迁东杨庄村上课。到了6月，刘家沟校舍修葺竣工，学校从东杨庄回迁刘家沟。8月，刘裕坤校长调任县府建设科科长，县长张天佐亲自兼任校长。日寇多次在南部山区扫荡，10月，刘家沟校舍遭到日伪二次扫荡，学校又化为一片焦土。同年8月，因受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山东省立第八联合中学校舍被炸毁，不得不宣布停课。12月22日，日军侵入南逯村，设在南逯村的八联中本部被焚为灰烬，被迫解散。其时，昌乐中学奉山东省教育厅之命，“准予收容代办”，八联中霍树楠带领师生北来鄌郚，两所学校于1942年春合校。这种不同区域的学校、不同教学背景下的学生能够坐在一起，也只有那个非常时期才能出现的。

　　1942年正月，又招收了两级学生，是为中二级和师二级。昌乐中学到此已是四个年级，六个班。1942年2月，经张天佐推荐，山东省政府核定，霍树楠出任校长。3月，学校更名为山东省立昌乐中学。7月，建校以来第一个初中班毕业。7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山东省政府撤离鲁南，移驻安徽阜阳。9月，招收高中班一个。至此，省立昌乐中学发展为一所省属完全中学。当时，众多名师不辞时艰，云集鄌郚。9月，县府因铁路以北青年学生升学不易，在朱刘乡马家河子村设立昌乐中学路北分校，以便救济半沦陷区之失学青年。派赵世法（字理卿）出任分校主任，在伪昌乐县府以“于家庄小学高级补习班”名义备案。9月，县长张天佐被委任为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10月，日伪大举扫荡八区专员公署、昌乐军政中心所在地鄌郚，张天佐与日寇在打鼓山、纪山激战，伤亡惨重。在郑家庄、钟家庄的县府机关住房被焚烧，在刘家沟的昌乐中学本部校舍第三次被焚，迫使学校第三度迁址。之后，鬼子在鄌郚街驻扎了一个小分队，还有一个连的伪军。

　　1943年春，张天佐潜伏仓上。学校再返马宋乡（今营丘镇）后，校舍采用化整为零的办法，分散在马宋寺后村一带几十个村子里隐蔽办学。校本部设在西丛村，对外称“集贤斋”。8月，昌乐中学又在古疃、山唐及五里庄等处先后设立分校。期间，霍树楠校长不顾个人安危，或步行，或骑毛驴，往来奔波于各校间亲自上课，不以为苦。一次前往 路北分校途中，穿越铁路时，不幸为日军所掳，押解至坊子予以监禁。消息传来，师生无不惊惶万分，担心校长的安危。三个星期后，霍树楠经多方营救获释，安全返校。

　　1945年抗战胜利，是年秋，县长张天佐召集地方人士，磋商筹建昌乐中学永久校舍。经多次勘察，确认吴家池子日出水量可供五千人生活之用，即敲定校址以该池为依托，于万松山西麓，辟地150余亩，依山傍泉，兴建校舍600间。新校建成后，滕家辛牟、马宋寺后、庞家河沟等处师生陆续迁入新校。

　　抗战八年，昌乐中学虽遭日寇扫荡数度毁于战火，师生们也多次辗转办学。学校虽处烽火硝烟之间，依然弦歌不辍，还能由弱小变得强大。昌乐中学的学生，日后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军残忍的暴行，人民不屈的抵抗，人民对教育的支持，让广大师生受到了最生动、最深刻、最珍贵的教育。是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永远的坚实的根据地！

　　在那个峥嵘岁月里，昌乐中学默默无闻地接纳和庇护远方的学子，在血与火的年代里守护着昌乐及鲁中地区教育文化的血脉。而那万余名流亡师生，就像万余名“抗战种子”。他们在战火中，用颠沛流离的读书救国经历，写就了一篇“少年中国新说”，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代强音！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伟大的精神——人民为了民族复兴、幸福生活的梦想而积蓄奋斗的力量。

　　参考资料：《昌乐县志》、《昌乐一中七十年》、刘福新老师的新浪博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