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此，这本《清代红学史》追本溯源，从《红楼梦》诞生之初的语境入手，帮助现代读者从几个世纪前的古人那里学习阅读之道。  《清代红学史》 第一步 ：还原 “还原”意味着“回到事物本身”。与其说它是为获取纯粹的认识对象，毋宁说是为还原认识。在什么意义上，我们会自认为“读过”一本书？是了解其大概内容，知道人物姓名、历史背景；还是明白了其思想内核，获得另一种关照现实的眼光？前者常常被认为是技术理性的产物，而后者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历史性的思想对话。 因此，在面对红学研究给我们自身阅读、研究《红楼梦》带来的影响时，去除掉那些“前理解”、那些铺天盖地的学术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清代红学史》绪论部分，作者指出了现代红学研究的一些误区，其中就包括我们常常犯的“意图谬误”与“感觉谬误”。它们将小说作者的经历、生活、环境强加于文本，试图建构传记式的阐释方法；抑或是牵强附会地把小说拉入读者所处的语境，形成一种带有功利性的解读。而且这后一种在作者看来是尤为危险的，可能会让小说过于政治化——历史上对《红楼梦》的禁止就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渐渐演变成意识形态的控制工具。 所以，作者希望读者在阅读之前能够排除现当代红学研究中对技术理性和知识碎片的偏执，摒弃那些已有的、他人的观点。就像亚里士多德总是在辩论时进入到一种“无知”状态，相比于其他人明明无知而不自知，亚里士多德的还原就是能知其“无知”，这正是智慧的源头所在。 第二步 ：讲真 读者在自身认识的还原后，还要寻求文本的“真”。我们拿到一个文本后就上手研读吗？《清代红学史》作者提出，现代读者也许没有意识到，经过在几百年历史中流传，如今大众所熟知的《红楼梦》文本，其真实性并非毋庸置疑。 所谓的“文本”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涉及到小说与非小说的界限问题，或者说文体界限问题，而这个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用福柯的例子来说：如果我在一本小说里发现一张便签纸，那么这张纸算得上是小说的一部分吗？许多小说在出版之时刻意加入独立的信件、地图、评语，这些看似无关的文本又是否属于小说文本呢？我们可以说，作者刻意为之便属于小说文本，否则一概不算。这一标准若要放在《红楼梦》的文本上，就无法运作了，因为且不说那些正文之外的文本源自何人，就连作者是否真是曹雪芹都还有待商榷。  王子武《曹雪芹像》 故而在《清代红学史》中，作者无意长篇累牍地进行考证、区分，而是将那些原初的文本皆呈现给读者。要读懂《红楼梦》，对文本的追溯自然是绕不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自然要从清代红学的诞生开始，因为对这部小说的评论似乎伴随着小说文本的产生。 据考证，与小说文本一同写在手抄本上的还有人们所说的“脂砚斋批语”。也就是说，现在流行的“文体互文”早在清朝已有：    “互文”传达了一种注重文本形式的阐释观，即我们在阅读时不必纠结于考辨史实、追溯作者，应该通过文本中各个文体的“关系”来理解作品的思想。许多小说都会有一个主要叙述者，而书信、评论、注释等附文本的出现赋予了小说新的叙述声音，这些声音相互争论、辩驳，读者才能走上一条赋予小说新生命的“对话”之路。在思考“为何正文不提淫丧天香楼？”“脂砚斋凸显自己有何修辞意义？”这些问题时，真正的理解就开始了。 第三步 ：对话 《清代红学史》最后的核心内容是《红楼梦》在清代的“传播”。在现代语境中，“传播”即“广泛散布”，重点在于信息从一个主体到达另一个主体的过程。但在清代，《红楼梦》的“传播”不仅仅是一个形容影响广度的概念，更强调小说影响的深度。 清代读者正沿着作品思想脉络进行一种“再诠释”：或以诗咏《红》；或续写；或改变其符号载体，以绘画、戏曲的形式拓宽其受众。     《红楼梦》（清）孙温绘 “诠释”式的传播与当代学术式的传播最大之不同在于，它是一种对话的、参与的行为。读者不必受限于所谓学术的“规范化”、“理性化”，可以投入到文本中，让自身成为文本的一部分，“寄托自己的真情实感或另有讽喻”。于是《红楼梦》正文、附文本、读者三方的对话让一个语境中的书写于另一语境获得了新内涵： 这一续写版本从悲剧到反悲剧的转变，隐含了叙述主体视角互相之间发生的碰撞，“意在言外”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清人的诠释方式告诉我们，《红楼梦》永远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因读者的参与在持续生长着。 至此，《清代红学史》似乎成了这样一本书：它不是截取一个时期史实进行罗列的历史参考书，而是一部学术史。 在史学家钱穆那里，“学术史”与“思想史”是等同的，历史研究之精髓在人，在人的思想。作者强调大众纯粹的、忠于文本的阅读，与强调学者忠于“思想”的学术史研究，二者实际上殊途同归，都为获得一个超越于当下的新视角去反观现实，这正是我们需要从古人那里习得的阅读精神。如此一来，思想方可有所发展，学术才能给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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