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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次，我们写了战国三教九流里面的法家、兵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却没讲过儒家。其实儒家人物在战国中也还是很活跃的。这次集中讲一讲战国初期两个重要儒家人物的故事吧。 子思 孔子有个儿子叫孔鲤，字伯鱼。不过伯鱼不算长命，五十岁的时候就先于孔子过世了。孔子这时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很悲惨。 幸好孔鲤也有儿子，叫孔伋，字子思。子思受学于曾参，是吴起的同门师兄弟（或者是师叔）。虽然比不上吴起那么能打，但这个子思依然很厉害，被后世尊为儒家“述圣”。他是儒家四书之一《中庸》的作者，也是“亚圣”孟子的老师。 《通鉴》上记载的事情都发生在子思在卫国做官的时候。 一次，子思向他老板卫侯推荐一个叫苟变的人才，说，这个人打仗很厉害，可以做将军。他老板回答他说，我知道他这个人，我也知道他很厉害，但是这小子在做基层办事员的时候，有一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这种人的人品是不是有问题呢？所以我不准备用他。子思没有退却，继续劝诫卫侯，他打了个比方，说，好的老板选拔人才，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所以呢，如果有一根很好的木料，但却有几个地方腐烂了，高明的工匠是绝对不会忍心扔掉的。现在老板你处于乱世之中，正是要不拘一格吸收人才的时候，你却因为两个鸡蛋而放弃一个那么厉害的将才，这种事情如果让邻国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啊。卫侯听了，确实是这个理儿，对子思一再拜谢。 有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问了，儒家的人不是一向都很迂腐的么，不是一向都对个人修养和道德有很高的标准的么。拿老百姓俩鸡蛋，虽然物质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在道德修养上，却是很大的污点。为什么子思这位儒家早期嫡系人物会向国君推荐一个有道德污点的人去关键岗位呢？ 儒家对个体道德要求确实很高，但我所理解的儒家还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儒家传统里，从来没有完美的人。这或许是儒家与基督教、佛教最大的区别。基督教的“神”和佛教的“佛”都代表着“完美个体”，基督和释迦牟尼的一生都被后人描述为完美的一生；而儒家“圣人”不是，孔子自己也犯过错误。 孔子说，过则勿惮改。 子夏说，小人之过也必文。 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特别标注：普及度最高的“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句话跟《论语》、孔子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句话出自《左传》，大家掉书袋的时候千万不要引用错了） 儒家传统，从孔子开始，就从来不否认人会犯错这个事实。犯不犯错并不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犯错之后的表现才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君子不害怕承认错误，并会改正；而小人则会选择掩饰错误，文过饰非。且儒家相信人是能被教育的。因此，从子思的判断来说，偷吃鸡蛋的事情确实体现了苟变有一些人品上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苟变这个人就没希望了。 第二个特点，儒家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很多人认为儒家虽然具有宗教性质的精神影响力，但儒家却不是宗教。跟基督教、佛教不同，儒家无神学，儒家无来世。儒家只关注现世。或许有人会说，儒家很看重祭祀，对死去的人很关注。我的看法是，儒家确实很注重祭祀行为，但他们更着重于祭祀行为的现实意义。 孔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慎终追远”的现实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加忠厚。 用人也是一样。苟变有才能，不能因为一点小瑕疵就抹杀他的才能。 基于此，子思坚定的说服卫侯重用苟变。 儒家教育出来的人非常有原则，因此，从来不怕得罪老板，很多时候，他们不会迎合老板，而是直面反驳。子思也是一样。 有一次，卫侯说了个非常错误的方案。但他的大臣们却齐声附和。卫侯很高兴。作为老板，提出的想法受到底下人的一致认同，当然高兴了。子思听说了，对一个叫公丘懿子的大臣说，我看现在的卫国，真的是“君不君，臣不臣”的状态啊！这是很严重的指控。公丘懿子问为什么这么说。子思就分析给他听。君主自以为是，这样底下的人就不会积极主动想办法、提建议。君主如果说得对，仍然是排斥了底下人的意见、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更何况现在分明是说错了，还被底下一致认同呢？这不是助长坏风气么？在不辨是非的情况下，听到别人的赞扬，就很高兴，这是多么的愚昧昏暗啊；在不顾是非的情况下，一味揶揄奉承，这是多么的无耻恶心啊！这样愚昧的国君，这样无耻的臣子，百姓能够长期容忍么？这个国家，如果不改变现状的话，恐怕长久不了了。 于是，子思本着对老板负责的态度，去找了卫侯。他也不拐弯抹角，上来就开门见山对卫侯说，你的国家快完蛋了。卫侯听了很惊愕，就问为什么。子思说，国君你说话自以为是，而卿大夫明知道是错的，却不改指出来；于是卿大夫们说话也自以为是，士族和庶人也不敢指出错误。国君和大臣们都觉得自己很牛逼，底下也是一片附和声、拍马屁，长此以往，就会造成这样一种氛围：拍马屁的人能不断受到奖励和升迁，忠言直谏的人就会受到排挤和惩罚。这样下去，怎么可能会有好结果？《诗经》上面说，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不就是你们现在君臣关系的准确写照么？ 卫侯对这番话的反应，《通鉴》上没记载。不过估计卫侯很难听得进去。喜欢奉承是人性的弱点，而忠言逆耳也是赤裸裸的现实。 子思所驳斥的这种情况，在古今社会中都很普遍。很多领导、老板都喜欢听好话，听不得意见，这跟卫侯的表现有什么区别？而拍马屁的人永远存在，而且他们在拍马屁的过程中往往会获得正面反馈，鼓励他们继续再接再厉、加强自己的马屁神功。 另有很多人，可能开始还能坚持原则，后来为了现实利益，也会放下原则。 只有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人才有办法能抗拒。而儒家传统培养了很多这样的人。 我想起了明末“扁担军”创始人黄道周。迂腐、固执、冥顽不化、不识时务，这是很多人对他的评价。 但正是有这帮迂腐、固执、冥顽不化、不识时务的人，才能保证中华文明在数次遭到外族入侵血洗的情况下仍然薪火相传。 孟子 子思有个徒弟（《史记》记载是徒孙），比他有名，叫孟轲。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孟轲，却知道孟轲他妈——那个为了让孟轲获得一个良好教育环境而不停搬迁住处的孟母。 孟子的时代是真正的乱世。强人林立，百家争鸣。吴起、商鞅在变法；孙膑、田忌在打仗；苏秦、张仪在合纵连横。没有人愿意用孟子的仁义之道，因为孟子的学说一不能助富国强兵，二不能于乱军取胜，三不能争口舌之利。在那个以智力相雄长的年代，如何能吸引到信众？ 孟子先去了魏国，求见魏惠王——那个放走商鞅的魏王。于是他俩之间发生了那段举世闻名的“义利之辩”。魏王问，老头，那么远来见我，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了么？孟子说，我不谈利益，谈仁义就够了。如果君主说为国谋利，大夫就会说为家谋利，百姓就会说为自己谋利，所有人都想怎么让自身得到利益，那国家不就危险了么？只有仁义的人才会孝顺、忠君啊。魏惠王回答说，讲得挺好。 其实孟子师从子思的时候，他俩之间发生过关于仁义和利益的讨论。孟子问子思，治理百姓什么事情最要紧。子思说，让他们得到利益。孟子觉得不妥，反驳他的老师，君子教育百姓，用仁义就够了，为什么要用利益呢？子思说，仁义本身就是利益。上不仁，就不安分；下不仁，就尔虞我诈。这种局面就是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上说，“利者，义之和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都是说仁义才是最大的利益。 光哥评价，这两位老先生其实说的是一个道理。对于仁义的人来说，仁义本身就是他们最大的利益所在；而对于不讲仁义的人来说，他们所谓的利益完全是另一个概念。所以孟子跟魏惠王讲仁义而不提利益，是有道理的。 魏惠王虽然经常找孟子聊天，但也没怎么付诸行动。死了以后，儿子魏襄王即位。孟子继续用他的仁义学说教导魏王，但这个儿子比他爸还听不进去。孟子就离开了魏国，去了齐国。继续用仁义之道教育齐王。 后来燕国发生内乱，齐王趁机出兵占了大便宜，控制了燕国全境。齐王估计是听不惯孟子那套大道理，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成绩，也是为了臭臭他，故意把他叫过来，假装请教他，说，现在燕国已经被齐军控制了，有些人建议我乘机吞并它，而另外一些人却劝我不要攻占燕国。我想呢，我们国家仅仅用了五十天时间就占领了这样一个万乘之国，这光靠人力是做不到的，所以应该是天意了。因此，我如果不趁这个机会吞并燕国，就是不顺天意，会遭受天谴的。你觉得呢？孟子却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如果燕国人民希望你吞并，那就吞并吧，古代有这样的先例，就是周武王。如果燕国人民不希望你吞并，那就别吞并，古代也有这样的先例，就是周文王。孟子恐怕是世界历史上排名前几位用“民意”来劝说专制君主的人了，这算不算是一种朴素的民主思想呢？ 齐王当然要并燕，但国际舆论当然会不答应。于是各国商量着要派出联合国军救援燕国。齐王这下有点着急了，就问孟子，联合国军要打过来了，怎么办？孟子说，我听说商汤坐拥七十里的国土就能号令天下，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广的国土还要惧怕别人的。燕王暴虐，虐待百姓，大王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所以他们箪食壶浆来欢迎齐军；但如果大王你继续之前如同燕王的暴政，那肯定得不到好结果，被联合国军攻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大王，如果你能马上下令，宽宥百姓，停止掠夺，并跟燕国民众商议举立先君，然后离开燕国，这样还有机会能免于攻伐。 齐王怎么可能放弃到嘴里的肥肉？显然不会采纳孟子的劝告。 没多久，燕人就造反了。齐国对燕国的实际控制付之一炬。齐王有点后悔，觉得愧对孟子，没脸见他。但他的近臣陈贾不这么想，他一边让齐王放心，一边准备去羞辱孟子。陈贾跑去见孟子，问他，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孟子说，是圣人。陈贾以为抓到了把柄，说，周公让管叔去监管商朝旧地，管叔却就地造反。难道周公是预先知道管叔会造反而故意派他去的么？孟子说，当然不知道。陈贾很高兴，心想，小样，这下落入我的圈套了。责问孟子，难道圣人也会犯错误？ 陈贾的水平有点低，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孟子回答说，古代君子有错就改，人民看得到他的过失，也看得到他的改正，会更加景仰他。现在所谓的君子呢，有错却听之任之，还找托词。 陈贾默默的走了。 齐宣王，估计被这次跟燕国的纠纷折腾得够呛，不久就死了。而孟子也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用他学说的国君。 其实不仅是孟子，大多数儒者，包括孔子在内，在当时的乱世情况下，都非常不得志。但他们却一直坚守自己的大道，并一代代传承。 我常常想，古代的这些儒者，大都手无缚鸡之力，胸无霸王之术，终其一生也没什么成就，为什么历史会选择记住他们？似乎是那些无所畏惧的改革家（吴起商鞅）、名将（孙膑田忌）、说客（苏秦张仪）更值得学习呢？ 我记得一位美国汉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做《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这位学者认为，从西方人的角度，孔子的学说，是教育普通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世来进行修行，从而达到“道”的境界，使人生焕发出神奇的魅力。而所谓“圣人境界”就是人性在不离世俗世界的生活实践中所透射出的神圣光辉。 儒家提供了一条通向人生最高价值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条道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可行的。 还有一点。 我曾有幸上杜维明老师的课。我一直很景仰他，因为他是当世大儒。一次课后，我特地抱着一本新买的《论语》，想让他在扉页为我题个字。不想，他看了我拿着的《论语》，斩钉截铁的拒绝了。他说，我这辈子绝对不敢在《论语》上写字。 圣人和猛人是有区别的。 猛人无所畏惧，而圣人却会畏惧。这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也是为什么猛人时常会做一些非人之事的原因。 用太史公在《孔子世家》中的评价作为结尾吧：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 本系列文章版权专有，未经允许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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