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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皇帝的刘邦也没落着什么清闲，反而比军旅时期要更加繁忙。尤其是天下初定，帝国满目疮痍，琐事颇多。幸好，刘邦正当五十岁上下的壮年，且生性好折腾，帝国的庞杂政务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一步步打天下，一步步治天下。 定都关中 前几天我们说了，刘邦登上皇位之后，把都城定在了洛阳，而非秦朝故都所在的关中地区。 刘邦做事不像项羽那么任性，不会以纯粹的个人好恶来做出决定。之所以定都在洛阳，他是有充分理由的，主要是以下几个。 首当其冲的是地理位置。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都城的选址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当时的中国版图来看，洛阳是天下的中心。中心位置，意味着在交通上具有先天性优势，到帝国的各处都相对便捷，且到各地所需走的道路里程也都差不多。因此，在西周成王的时候，周公选定了这个地方，营建了都城。这个选择在当时是很明智的，为后来周朝的长期政治稳定做出了贡献。 反观关中地区就相对偏远了，位处天下的西北一角。况且关中北边、西边不远就是国境线，容易受到游牧民族的袭扰。这是定都洛阳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两地的经济状况。经历了早先的抗秦起义，和后来的楚汉战争，关中地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秦始皇苦心经营所打造的大都市咸阳，被项羽付之一炬。加之楚汉战争末期，关中又恰巧遇上了大饥荒，严重程度达到了“人相食”的地步，经济状况极其糟糕。选择这样的地方建都，是面临巨大困难的。而位于中原的洛阳则相对好一些，没有受到毁灭性破坏，还有过得去的经济基础，比关中要好得多。 第三点才是刘邦的私人原因。刘邦的故乡沛县位于今天的徐州一带，因此刘邦从籍贯上来说算是在中国东部出生的，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小伙伴们也大多来自东部。有地理常识的盆友应该都知道，中国幅员辽阔，东部和西部，在气候、环境、风貌、生活习惯上都有极大的不同。东部人移居西部，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同时，大凡中国人，都有一种“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情节。对于故乡大都在东部地区的汉军核心团队来说，自然希望能够在艰辛创业之后荣归故里，回自己家老宅安居乐业。刘邦作为老大，即便不考虑自己的感受，也要考量自己这帮老兄弟们的心情。 这么一盘算，洛阳似乎是个很好的选择。 当然，以上几个原因中，最为关键的还是第一个。毕竟帝国的政治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至于前期生活过得惨一点、不能享受衣锦还乡的荣光，这些都还是可以忍耐的。 但这个时候，有个叫娄敬的人跑出来向刘邦谏言，此时还是应当回关中建都。 定都洛阳是效仿周王朝的行为。周朝定都在洛阳，因此持续了八百年之久；而定都在咸阳的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只坚持了十几年。这样看来，为什么还要定都关中呢？ 娄敬说，不能学周朝，因为现在的形势跟周朝当时建都洛阳的时候全然不同。 周朝在建都洛阳之前，已经有了十几代的积累，在自己的领地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文王、武王的时候，商纣失德，天下诸侯咸来归附，以此得了天下。等到成王的时候，政治局势稳定了，才最终定都洛阳。 而汉朝则不同。陛下你不但没有任何的前代积累，还因为跟项羽争夺天下，导致苍生涂炭，尸骨遍野，民心未附，各地军阀也没有完全臣服。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选择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作为国都，是很危险的。 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应当选择四面都有险隘可守的关中地区。如此，一旦关东战乱又起，位处关中这个天下咽喉之地，就拥有进可攻、退可保的资本。所以，建都关中方为明智之举。 这是娄敬的解释。 我不知道盆友们对围棋有没有了解，我尝试用围棋的理论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围棋的棋盘是19*19大小的，中间有一个正中点，术语称“天元”。这个位置很有意思，因为是正中心，所以往四面八方延伸都有机会。我小时候下围棋的时候，最喜欢下的位置就是这个“天元”。 但只要有一丁点围棋基础的盆友都应该知道，点这个“天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实利可图。尤其在布局阶段，对弈双方大都把焦点放在四个角（“星位”）上，鲜有人会把棋子下在“天元”。 为什么呢？ 围棋是以所占“实空”的多寡来判断输赢的，而所谓的实空，是指那些被一方棋子全部包围的空当。这样算来，棋盘的“中央位置”是最不划算的，因为围一块实空需要四面布子；而棋盘的“边”则好一些，只需要三面即可围成；最好的地方是“角”，围两边即可。 因此，下围棋的时候，双方争夺的焦点依次是：最先争夺角，其次是边，最后才是做中间的大模样。如果你有角和边的活棋棋势做基础，然后再进军棋盘中央，即便无法框住一块大空，也很少会发生自己大龙被屠的情况。但万万不可把顺序倒过来，那样的话，就算是聂卫平上场，也难免一败。 若是把天下看作棋盘，那么洛阳就是“天元”，而关中地区就是“角”。周王朝是在角、边实空都已落实的情况下，保证自己棋势已“活”，方才建都“天元”，这一手可算作是锦上添花的一步。而对于那时的刘邦来说，一个角都没落定，自己的大龙也尚未做活，这时候就着急去“点天元”，那绝对就是自掘坟墓的一手。 刘邦听了觉得有道理，但底下那帮老兄弟不乐意，不想入关。于是，刘邦就问了首席谋士张良。张良毫不犹豫就支持了娄敬的建议，说服了刘邦。刘邦旋即动身西向，最终定都长安。 历史告诉我们，关中地区确实经得起“长安”这个名字。 汉初封赏 封赏是刘邦当时亟需解决的另一件重要事项。 想想，当年一干小伙伴抛下身家性命背井离乡跟你创业、闯荡天下，现在公司眼瞅着就要上市，期权池的股票要兑现了，大家当然都眼巴巴地看着呢。 而项羽因为分封不公而导致天下大乱的血泪教训尚历历在目，刘邦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但这封赏却有两处关键矛盾。 第一个矛盾在刘邦和臣下之间。 不同于我们现在的创业公司，刘邦当时的这帮兄弟没有签合同，也没有预先谈好期权份额。而天下这块蛋糕就那么大，既然是大家一起打下来的，这帮兄弟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分的时候也应该毫无保留的把天下全数分给创业团队。 但问题在于，作为皇帝的刘邦可不是这么想的。分，是肯定得分的；但分完之后，他还要确保自己所领导的天下在多个维度上的安全保障－财政、粮食、军事等等。如果把天下划十几个等分，都分给弟兄们了，他还有什么资本能当皇帝呢？ 而第二个矛盾在臣子之间。 封赏的多寡理所当然应该同功劳大小正相关，功劳大的自然得赏赐多，功劳小的自然得赏赐少一些。可问题在于，创业团队的每位功臣都是九死一生过来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功劳大。如何找到一个分法，让大家互相之间都觉得公平，就十分重要。 总结一下，封赏是一个复杂的博弈问题，既有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博弈，也有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博弈。 我们看刘邦是怎么解决的吧。 对于第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对这块蛋糕虎视眈眈，想要瓜分之，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把蛋糕切走一大块。 在中华传统伦理中，什么东西比“功劳”的地位更高？ 血缘。 刘邦毫不吝啬，刷刷地封了好几个同姓王，一来切掉了一大块蛋糕，二来也是学习周朝的方式，让这些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去外地做诸侯王，与中央政府互为犄角，以此镇抚天下。 老板跟员工的矛盾就这么解决了。不过，这个决定在之后的岁月里给刘邦的子孙带来了很多麻烦，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彻底了结。 第二个问题，“功臣之间的公平”，其实更重要，就如老子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华夏儿女向来都是很大度的，但就怕吃亏做冤大头——分得少点没事，只是别比我旁边这哥们少就行了。要让每个人都自以为自己没吃亏，这才是封赏问题的关键。 那怎么操作呢？其实也简单，找两个benchmark（基准），一个上限，一个下限。 刘邦认定的功劳最大的人是萧何。消息一出，底下武将都跑出来打抱不平了，嚷嚷着说萧何从来没上过战场，就知道舞文弄墨，但如今论功劳大小反而爬到我们头上去了，弟兄们不服气！ 武人粗鲁，刘邦讲话自然也不客气，他打了个比方，打猎。打猎的时候，猎人负责制定策略、发出指示，而猎犬则负责捕杀猎物。 所以，刘邦对武将们说，你们丫都是出去捕杀走兽的猎犬而已，充其量算是个“功狗”，而萧何呢，负责运筹帷幄，那才是正儿八经的“功人”！ 话糙理不糙啊，底下人听到这，不言语了。上限就此确定。 下限呢，更容易了。有个叫雍齿的人，平时一向为刘邦所嫌弃，还曾经有过变节投敌的经历，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刘邦看不上这哥们。刘邦就单单挑了他先作封赏。这其他人一看，平时这么不受待见的雍齿如今都能得到那么多赏赐，那我们也不至于会混到比雍齿还差的地步吧？“雍齿”这个下限一定，群臣就都安心了。 功臣争功，本是人性使然。之前无怨无悔付出那么多，现在到了分回报的时候，自然希望能多拿一点，这都是正常人的想法。但给自己争来更多的赏赐，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从后续的发展来看，汉初那些领受了巨大封赏的人，最后往往没有好结局。比如那不到三十岁就称王的韩信，以及其他几位汉初的异姓王，最后大多得个惨死的下场。即便是像萧何这样处处谨慎、忠心不二的人，在刘邦执政晚期，也进过监狱。 这是什么原因？ 关键在于，那些执着于封赏的功臣们没有看清天下形势的变化。 那些争功的人，把天下看作是大家的，自己理所当然应当占一份，所以拼死相争；但问题在于，在皇帝刘邦的眼里，天下现在已经是他们家的了，凭什么分给你？ 天下初定，许下的空头支票当然不能当即反悔；但尊卑分化日渐明晰，如果做臣子的还不尽快转变思想，主动把自己的地位从“合伙人”降格为“下属”，那必然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反过来讲，你若是要想平平安安过完下半辈子，就得尽早认清形势，远离权力，才能让皇帝放你一马。 这个道理，大多数人是不会明白的；即便能明白，也极少有人能控制得了自己的欲望。 唯一能看透、也能做到的只有张良。刘邦原本给他的赏赐十分封厚，却被他谢绝了，只要求刘邦将二人初次相遇的“留”地封给他。他说，他能给皇帝做谋士，还被封为列侯，已经很满足了；能建立那么大的功业，也只是运气好而已，不敢再要额外的赏赐。 留侯张良在汉朝立国之后，潜心修炼辟谷之术，与赤松子结伴相游，极力回避政治纠纷，过着与人无争的生活，隐于朝堂之上，是汉初功臣中少有的善终之人。 宫廷礼仪 有一个问题刘邦起初没有考虑到，是后来被逼出来的：礼仪问题。 后台君是天性烂漫之人，最讨厌搞什么虚头巴脑的仪式啊、礼节什么的了，向来不喜欢那些繁文缛节。 地痞出身的刘邦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刚平定天下的时候，他特地下诏废除秦朝繁琐的礼仪，统统改为简单、实用、易行的规则。 但渐渐的，他发现这样搞不行。导火索是他和群臣吃饭的时候，这帮老兄弟饮酒争功，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乱发酒疯。有的哥们喝醉了就找人唠嗑，说些不成体统的话；有的哥们呢，醉了以后就开始胡喊乱叫，拉拉扯扯；还有的哥们更不像话，干脆把自己的佩剑拿出来，乱砍宫殿的柱子。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 一位叫叔孙通的博士主动找到了刘邦，自荐为刘邦去制定“朝仪”——即君臣之间的礼仪规范。但刘邦还是比较谨慎，要求叔孙通还是不要搞得太繁琐，必须简单易行。叔孙通答应了。 叔孙通找了一些鲁地的儒生，加上自己的门客学生，在野外开始制定和演练。这么搞了一个多月，让刘邦过来亲自审定了一下。刘邦看了，觉得还可以，就安排群臣跟着叔孙通去练习。 等到当年十月份的时候，恰好长乐宫建好了，要组织一场群臣拜贺的典礼，刚好叔孙通的那一套礼仪可以派上用场了。 整个过程从天亮之前开始，由典礼官负责主持。所有人员按序进入大殿门，根据尊卑地位排列在东、西两方。侍卫官员有的在殿下台阶两旁站立，有的排列在廷中，都持握兵器，竖立旗帜。臣子站定以后，皇帝才乘坐辇车出来。众官员举旗传呼警戒，引导所有参加典礼的官员依次序朝拜皇帝，并做出震恐肃敬的仪态。仪式完毕后，紧接着举行正式酒宴。这次坐定后，也全然没有了先前的江湖习气，全都俯伏垂首，按官位起身给皇上敬酒祝福。斟酒连敬九次，谒者宣告“结束宴饮”。御史执行礼仪规则，凡遇不遵照仪式规则举手投足的人就将他领出去。由此从朝贺典礼和酒宴开始直到结束，没有出现敢大声喧哗、不合礼节的人。 刘邦很高兴，感叹道，到今天，我才真正感受到皇帝的尊贵啊！封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回过头来说，礼仪这个问题很重要么？ 很重要，礼仪是确立尊卑关系的重要方式。 大家想想，如何才能确立一个新皇帝的权威地位？ 有了一个“皇帝”的title，就自然能被人尊敬吗？不能，不然下次你改名“黄蒂”试试，别人叫你跟叫“张三”是一个样的。 那如果多给臣下赏赐能树立威信吗？有一点帮助，但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君臣礼仪才是确立皇帝权威的最关键途径。“敬畏”不能只限于表面，而需要根植于一个人的内心之中。意即，潜意识的敬畏才是真正的敬畏。那么，如何让别人从潜意识里来敬畏你呢？这挺难的，就如同《盗梦空间》中描述的那样去给别人植入想法一样困难。而inception毕竟是科幻电影，我们要改变别人的潜意识唯一的途径只有通过他们的外在言行。 行为是改变潜意识的有效途径。举个例子，宗教大都有很严格的戒律，而严格遵守戒律的人往往是那些最虔诚的人。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心理上的虔诚造就了这些人的高度自律性。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遵循那些宗教戒律和仪式的过程中，往往会使得信众对自己的信仰更加虔诚。 另一个例子是狂热独裁。希特勒、朝鲜金家都创造性的发明了一些行为，要求民众高频度的重复——比如“嗨希特勒”的敬礼方式——而民众就在不停重复这些具有独裁暗示性的行为的过程中，受到一遍遍的心灵洗礼。 所以，古代中国才会那么重视“礼”。礼仪规范确立了理论上的伦理关系，而礼仪流程则通过人的外部行为将这种伦理关系镌刻进每个人的潜意识，从而实现天下的政治稳定。 说白了，就是加强版洗脑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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