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窋与汉初政治 陈侃理 《汉书》记武帝以前事多承自《史记》，而今本时有异文。前人读史校书，往往志在消灭异文，定于一本。实则《史》《汉》叙事议论容有不同，时或可以深究。比较《史》《汉》记载曹窋免官事的差异，探求原因，可知汉初功臣集团在吕后、文帝之际的政变中有过一次影响深远的大分裂。本文原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收入公众号时有删略和修订。 一 曹窋是汉惠帝相国曹参之子。刘邦初起，曹参即以中涓从龙，其后“攻城略地，功最多”，唯因刘邦偏爱萧何，论功时最终屈居第二。曹窋出身显赫，在吕后、文帝之际政变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其后却突然从载籍中消失。《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为侯”，此后便不再有任官的记录。 关于曹窋免官，《史记·张丞相列传》亦有记载： 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 此事《汉书·任敖传》作： 平阳侯曹窋代敖为御史大夫。高后崩，与大臣共诛杀诸吕，后坐事免。 《史》、《汉》所记，明显有别。
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史记》衍“不”字，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引其说，中华书局点校本遂据以删字（1959年版及2013年修订精装本，2014年修订平装本补回“不”字，仍出校引梁说）。前贤信从此说，自有其根据。他们注意到，《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曹窋在诛杀吕产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没有理由说他不曾参与诛杀诸吕的事件。但各家都忽略了，《史记》与《汉书》所称的诛杀对象是有区别的。《史记》称诛“吕禄等”，《汉书》则作“诸吕”。推敲文意，《史记》所谓“吕禄等”应该不包括吕产在内。 案《吕太后本纪》所载“诸吕”，终吕后世，吕氏凡三王，而吕产最长，号吕王，为吕氏大宗，吕禄则是其从弟。吕后崩，以吕产为相国，官位亦在上将军吕禄之上。汉文帝封赏诛杀吕氏的功臣，诏书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将吕产列于吕禄之前，可以反映当时人对诸吕次第的认识。若举一人以代表诸吕，无疑应是吕产。《史记》不云“诛诸吕”，亦不云“诛吕产等”，而曰“诛吕禄等”，当有特殊的缘故。
考《吕太后本纪》，大臣诛诸吕事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吕后八年九月庚申日，大臣夺取北军，击杀吕产。此日旦时，曹窋见相国吕产议事，无意中听到郎中令贾寿来与吕产密谋，告知其派出平齐的灌婴已倒戈，与刘氏齐、楚王合纵，欲诛诸吕，并催促吕产迅速入宫发动政变。曹窋立即向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报告，使之得以先发制人，夺取北军。然而吕产仍掌握着南军，准备入宫劫持少帝，以制群臣。曹窋又将此谋告知陈平，乃受命联络卫尉，令其阻止吕产入殿。此时吕产不知吕禄已弃北军，率领南军突入未央宫，因卫尉阻拦，只能在殿外徘徊。曹窋见状，恐不能胜产，又驰告周勃。周勃遣朱虚侯刘章入宫击产，日晡时，因天风大起，吕氏兵乱，才得以诛杀吕产。透过《史记》的叙述，至今仍可想见这一日之间如何腥风血雨。其中，曹窋果断报告吕氏密谋，使周勃得以先发制人，然后又奔走驰告，在劝说卫尉和召唤援兵两个重要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此役曹窋充分表现出他的果决识断和对刘氏的忠诚，立下大功。 吕产是吕氏的宗族领袖，也是族中最难对付的人。周勃遣刘章入宫时，因担心无法取胜，不敢公开声讨诸吕，只明令刘章保卫少帝，给自己留有后路。刘章诛吕产后说：“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可见吕产之死的转折意义。 此后，诛诸吕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时，刘氏天下的危险已经解除，吕氏失去招架之功，只能任人宰割。剩下的问题就是善后，包括处置吕氏宗族和吕后所立的少帝。《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周勃得知吕产的死讯后，“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次日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吕后妹，樊哙妻），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吕后外孙）”。随后，大臣密谋，诬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惠帝子，废而改立代王刘恒（后来的文帝），遂又诛灭包括少帝在内的惠帝诸子。 在这些事情的记载中，第一阶段中极为活跃的曹窋，却不见踪影。 吕禄等人死后，曹窋很快就被免官。《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窋免官在文帝立后，但据《孝文本纪》，文帝至长安时，御史大夫已是张苍。文帝至长安在己酉日，距诛吕产之庚申日仅四十九天。而张苍任御史大夫前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为淮南相，从任命发出至张苍到任，时间应不少于二十天。也就是说，从诛吕产至曹窋被免去御史大夫，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汉书·任敖传》云曹窋“坐事免”。根据班固的说法，曹窋“与大臣共诛杀诸吕”，立有大功，有什么事能够让他在此后的短短一月内被免职，实在令人费解。更蹊跷的是，曹窋死于文帝后元三年（前161），距吕后八年尚有近二十年，在此二十年中曹窋竟没有任何任官的记录。这与他的身份及汉初的习惯很不符合吗，或许从另一个方面暗示，导致曹窋免职的绝非寻常之事。 再来看《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曹窋“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事实上已经说明免官的原因。 《史记》说被诛者是“吕禄等”而不曰“诸吕”，是有意将吕产排除在外。《史记》暗示，大臣诛杀吕禄等人，曹窋并没有参与。“与”在古汉语中还从“参与”引申出“赞许”之义。此处亦可解作后者。曹窋不仅没有参与诛杀吕禄等，而且不赞成乃至反对周勃等大臣的决策。这就使他立遭免职。 二 吕产死后，刘氏统治的威胁解除了。但对于执事大臣们来说，残酷的政治抉择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他们不仅要把握政权的走向，还要为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慎重考虑。从吕产死到迎立文帝的短短数十天内，大臣们做出了若干极为重要的决定，其间一定有分歧、争论、妥协和交换。事涉废立，极度敏感，史文的记载简略而模糊，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推测其中的细节。 当时在位的少帝刘弘，是惠帝之子，吕后的外孙。少帝之母惠帝张皇后是吕后长女鲁元公主与张敖之女，少帝皇后则是吕禄之女。吕氏政变失败，没有改变他们外戚的身份。只要少帝在位，吕氏不灭，总有复兴的机会。这对诛杀吕氏的周勃等人非常危险。在他们看来，要防止吕氏复兴，最可靠的办法是斩草除根。族灭吕氏之后，要预防复仇，还需进而废除吕氏拥立的少帝。《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其密谋云：“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为自身计，刘氏功臣们立即着手处理这两个问题。 在群臣决议族灭吕氏时，曹窋站在了反对立场。我推测，这样做至少有四个方面理由。第一，此时刘氏政权的威胁已经解除，族灭吕氏于公无益。第二，吕氏辅佐刘邦建立帝业，功勋卓著，不仅是外戚，也是丰沛功臣集团的代表。第三，曹窋之父曹参是丰沛集团的核心人物，曹氏家族与刘氏、吕氏均关系密切。惠帝时，曹参为相，曹窋为中大夫，是随侍惠帝的亲近之臣。吕后四年，又以窋为御史大夫。以功臣之子而为公卿，在当时可谓荣宠无二。这说明，曹窋同样深受吕氏的信任。由于这种信任，吕产与贾寿密谋起事时没有刻意回避曹窋，曹窋才得以“颇闻其语”。第四，就个人性格而言，曹窋应是忠直耿介之臣。惠帝命其质问乃父，曹窋谨遵不忒，结果受笞二百。可见他忠于职守，不事应变取巧。在吕氏面临族灭时，坚持原则，力阻事件走向极端，符合曹窋一贯的立场和个性。 此时，族灭吕氏已经不难。废除少帝，则必须有充分的正当理由，首先就要否定少帝的皇位继承权。《史记》仅云前少帝非张皇后所生，而《吕太后本纪》所记大臣密议，则说惠帝诸子梁王皆非刘氏，这就彻底剥夺了少帝和孝惠皇子诸王的合法性。 以曹窋的地位和出身，仅反对族灭吕氏，似还不足以免官。他很可能还试图阻止大臣诬称少帝、诸王非惠帝子，进而反对废立，因此才终身不得起复。曹窋死于文帝后元三年，子奇嗣侯，终文帝之世，曹氏不显。至景帝初，曹奇为将军参与讨平七国之乱有功（可能战死），其子曹时得以尚平阳公主，这才回到了与曹氏贵族身份相称的地位。文帝薄待曹氏，直接原因恐怕就是曹窋在废立之际的态度。 三 汉初政治处在不稳定的时期，权力的平衡一再打破，又一再重建。吕后、文帝之际，大臣周勃等族灭诸吕、废除少帝方案，与曹窋尽量维持现状的方案，最终导向不同的权力平衡。两者之争，既反映了汉初政治特殊的结构，也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政治走向。 刘邦生前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刘氏皇族与从龙功臣构成两大最高统治集团分享权力，共治天下。高祖十二年，与群臣刑白马而盟，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再加上非列侯不得拜相的惯例，分别保证了刘氏皇族和功臣集团的政治特权。 在惠帝以后，吕氏集团逐渐壮大为第三股势力。吕氏一方面是刘氏姻戚，与皇族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功臣集团的利益。史称：“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显然，吕氏的权威不仅来自外戚身份，他们的功勋和死难，都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就吕后而言，她与萧何、曹参等丰沛元从功臣还有布衣之交。高祖身后，吕后让萧何、曹参、王陵相继为相，大体遵照了功臣集团的位次。惠帝时期，功臣集团实际控制汉廷，吕后则居于功臣和刘氏之间，维系着双方的均势。惠帝死后，少帝幼弱，吕后不安。丞相王陵为代表的大臣将宫卫兵权让渡给吕后的三位侄子，表明无意威胁皇权。以吕后为轴心结合刘、吕二氏为一方，功臣集团为一方，便达成了新的政治平衡。 然而，这个平衡很不稳定。大臣们没有想到，吕氏掌握兵权后并未收手，反而进一步准备立诸吕为王。这一企图违背白马之盟，立遭右丞相王陵反对。但此时吕后临朝称制，诸吕兵权在握，天平已经倒向吕氏一边。王陵直谏后随即免相，陈平、周勃等只能隐忍不发。 此后，吕氏权力走向鼎盛，但其中也潜藏着危机。当时，吕后两位兄长都已谢世，同胞只剩其妹吕嬃，而妹夫樊哙也在惠帝七年故去。掌握兵权的吕产、吕禄都是子侄辈，才能、资望远远不如周勃、陈平等从龙元功。吕后在世时，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和威望，对诸吕和功臣均有所牵制，勉强维持了表面的平衡。等她一死，长期积累的矛盾便迅速爆发出来。诸吕失去支柱，居高位、握重兵，而有累卵之危。大臣既不服吕氏封王，又担心诸吕拥兵，于己不利。冲突一触即发。 曹窋通报吕产与贾寿的密谋，点燃了政变的导火索。他的本意，应是通过功臣集团先发制人，在变乱萌芽之初化解汉家统治危机，将政局动荡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诛杀吕产后，刘家天下和高祖之盟的威胁已经解除，功臣集团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迅速收缩战线，依托现有基础，恢复高帝时期刘氏与功臣共享权力的政治平衡；一是扩大战果，彻底重构皇权，建立功臣集团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新体制。是否族灭吕氏，恰好处在选择的分岔路口。最终，以周勃、陈平为代表的大臣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历史的记载总是偏重于胜利的一方，而遗落下未被挑中的选项。《史记》记载曹窋“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透露出当时仍有重臣主张前一个选项。除了这条偶然的记录外，当时还有谁反对灭吕氏、废少帝，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可以肯定，曹窋不会是功臣集团中唯一的特例。 夷灭诸吕之后，在废立的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意见，即便赞同废除少帝，更立哪一位刘姓诸侯也存在多种选择。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都曾被纳入讨论，大臣最终选择的则是代王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表面上的理由是刘恒年长仁孝，母家谨良，实际则是贪图其实力最弱，便于控制。由此，灭诸吕、行废立的功臣取得了相当的优势。史载文帝即位之初，周勃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 这种优势维持的时间很短。文帝二年十月，陈平死，功臣集团失去了智囊。三年十月，文帝强令周勃免相就国，通过列侯之国和将侯国迁移至汉郡辖下，反过来控制了功臣集团。这当然与功臣集团低估了汉文帝的才略有关，若从内部寻找原因，则是功臣集团在“是否族灭吕氏”、“是否施行废立”、“立谁为新君”这一连串的选择中分裂了。功臣集团随时推移而逐渐衰败，本是常情。但建汉元勋族灭吕氏、强行废立的极端举措，摧毁了恢复汉初体制的可能，最终让自身加速陨落。 与之相对的是刘氏皇族力量的迅速扩张。这一方面表现在皇权日益摆脱高祖功臣集团的控制，得到伸张，另一方面则是同姓诸侯的崛起。文帝以后，政治史的主题、最高权力的争夺，就由刘氏与功臣集团的角力，转变为刘氏内部汉廷天子与同姓诸侯之争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