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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繁荣期：多元化考古纪录片 进入21世纪后，配合经济发展的基建考古发掘项目增多，中国长期以来以发现和研究为基础的考古学，又新增了保护和利用的理念和实践，公众考古活动也得到了更大发展。同时，网络新媒体等传媒平台的不断更新，也带动了考古纪录片顺应新的技术发展潮流，朝着多元化方向转变。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选题广度增加，制作手段翻新，传播渠道多样，出现了栏目化、嘉宾化、系列化、大片化的趋势，中国考古纪录片进入多元发展的繁荣时期。 在公众考古理念的影响下，为了增进公众参与保护文物的意识，考古学者进一步从幕后走向台前。在考古纪录片中，作为主创者和嘉宾乃至片中主角的情况不断增多，出现了电视台与考古单位共同策划、全程跟拍考古发掘过程、主持人与嘉宾演播室访谈等形式。在继续以出土器物为表现对象的基础上，考古学者们也成为了影片着意表现的主角。他们一方面向公众展示考古活动进程，阐释考古学发现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将考古人的职业形象和科学精神全方位地呈献给观众，缩短了考古与公众的距离，使以往神秘的考古学更加贴近公众和社会。 例如，2003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了8集纪录片《猜想祖先》。采用了“主持人+嘉宾”的演播室访谈形式。以多项重大考古发现影像资料为依托，从体质人类学角度复原古人的面貌；以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为出发点，推理古人与神沟通的精神世界；以墓葬制度为线索，重建祖先的社会结构；还通过乐器、礼器、兵器等出土器物，还原祖先的科技状况和审美意识。以“透物见人”的方式为主旨，以考古发现背后蕴含的古代社会信息为目标，成为考古纪录片的制作原则。在记录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传播考古学研究成果的阐释型考古纪录片制作数量快速上升[19]。 再如，2001年下半年，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考古队与上海电视台第一频道合作，共赴三峡文物考古抢救发掘工地。在前后约半个月的跟踪拍摄采访中，考古队与摄制组相互配合，从考古队驻地，到每天考古发掘；从盗墓贼留下的盗洞，到考古队进场后的清理；从三峡文物抢救工程的意义，到文物保护利用的现状，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素材，制作了约30分钟的《三峡大考古》纪录片，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后，社会反响超出预期[20]。 随着对公众考古认知度的进一步提高，考古活动社会化程度加深，考古纪录片改变了以往宣教式或科教式的制作风格，创作出了一大批既生动有趣，又颇具学术水准的人文风格考古纪录片。这一时期，考古纪录片主要依托电视媒体进行传播，以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发现之路》等为代表，呈现出固定栏目和时段播出的方式。不同类型的考古纪录片越来越丰富，显示了考古纪录片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按照影片主题，这一时期的考古纪录片基本上有五大类： 一是以考古遗物为中心的专题片，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为代表，该栏目以主持人演播室实物举证、故事讲述为主，穿插器物展示、专家点评，对珍贵文物的流向与传承轨迹进行实地跟踪拍摄，通过纪实手段向观众展示珍贵文物的第一手资料。此类影片改变了早期注重文物造型或纹饰的单一表现倾向，以单件文物为出发点，着力讲述文物自身信息，述说其反映的艺术、科学、历史价值，以小见大，弘扬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是宏观性时空叙事的考古发现系列片。这类影片普遍采用系列片形式，如《考古中国》系列（2004年）[21]、《中原大发现》系列（2011年）[22]、《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系列（2012年）[23]等，多以情景再现或亲历发掘的考古学者讲述考古发现的过程及其重要价值； 三是单一考古遗址综合纪录片，如《洋海古墓》（2010年）、《丛棺疑云》（2011年）、《滔滔小河》（2012年）、《石破天惊.石峁古城》（2014年）等。此类纪录片选取相对独立的遗址发现和研究成果，既有考古发掘现场的真实记录，又综合展示学者对遗址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兼具学术性、趣味性与故事性，成为考古纪录片的主流形态，广受观众好评和业界称誉。如以新疆小河墓地为题材的三集纪录片《滔滔小河》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还获得了第18届上海白玉兰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奖[24]。本文作者高蒙河也曾与该片编导一道，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经典重访》栏目中，就影片策划和拍摄等观众关心的话题，做了专题访谈栏目[25]。 四是考古人物纪录片，以对中国考古学发展有突出贡献和影响力的考古学者或重大考古发现亲历者为对象，如《纪录专题：古墓发现者》（2010年）、CCTV-10《人物》栏目播出的《指尖下的文明之考古学家》（2012年），上海纪实频道播出的《大师》系列片之《李济》（2012年）等。另外，央视《大家》栏目，制作了考古学家邹衡、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的专题片。此类影片策划周密，制作精良，嘉宾权威，传播性强，但遗憾的是总体数量尚嫌偏少，覆盖面也略嫌偏小； 五是涵盖考古发掘技术或实验分析方法的影片。这一时期，更多的考古学者积极担纲考古纪录片的学术顾问或嘉宾，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指导中心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开始联合中央电视台共同拍摄考古纪录片，如社科院考古所和央视共同策划、各地考古单位联合制作的《2014考古进行时》、《2015考古进行时》等。影片以年度方式制作，在每年年末播出，以不同考古遗址的发掘为基础，一方面向观众展示了草原考古、城市考古等不同特色的考古发掘，另一方面也介绍了考古遥感观测、墓葬棺材套箱提取及实验室考古等独具特色的科技考古手段。 四、考古纪录片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国考古纪录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断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以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为基础，以文物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为契机，从1950年代个体自发性的出现，到改革开放后进入了群体自觉性的全面发展轨道。中国考古纪录片的时代特征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相互辉映，它真实而又形象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科的发展变迁，而这种发展变迁又给考古纪录片提供了多元的表现素材，综合反映考古发现、阐释考古成果与考古发掘技术的影片正成为中国考古纪录片发展的主流。 中国考古纪录片经历的“新闻化→科教化→多元化”的发展过程和趋势，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公众考古的发展历程，即改革开放前以意识形态宣传为主，拍摄电影纪录片为主；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以科学教育为主，逐步从电影考古片过渡到电视专题片；90年代后期到现在，纪录片语言、题材、风格、叙述视角等都实现了突破和创新，考古纪录片面向社会、文化、市场，满足一般公众需求，有了更多的职业责任和社会担当，体现出更成熟的考古专业理念和公共服务精神。考古纪录片的创作中心也从最初完全掌握在影视人员手中，到如今实现了考古学者逐渐参与的局面，以此为代表，中国考古纪录片进入到了比较成熟的繁荣时期。 然而，继电影之后，电视作为媒介之王的地位也迎来了最大的竞争者网络新媒体的挑战，新媒体传播愈来愈影响到电视的传统优势。但如同考古纪录片的出现没有取代考古图书一样，电视作为传播载体，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会是非常重要的公众考古媒体之一，挑战与机遇并存。 我们相信，今后考古纪录片的传播将会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更加科学、理性地传递考古学知识和理念、事件和人物、历史和时代、中国和外国等，在考古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谱写更新的篇章。届时，会有更多考古学者和考古单位参与到考古纪录片的摄制传播中来。中国的公众考古传媒，即将迎来并走向新的考古纪录片时期。 注 释： [19] 依据央视网http://www.cntv.cn/--纪录片检索数据。 [20]《三峡文物抢救纪实》，《上海电视》，2001年第12期A期。 [21]《考古中国》2004年CCTV-10《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包括《文明前传》（河姆渡文明之谜、消逝的良渚古国、三星堆：文明孤旅1-6）；《王者归来》（神秘中山国、山洞里的宫殿、定陵传奇、皇帝的陪葬、天下第一陵、远去的西夏王国）；《藏宝现身》（远古的乐声、地下仪仗队、谁将获得不死之身1-2、车辚辚.马萧萧1-2、沉舟帆影1-2）；《发现传奇》（失踪的头盖骨1-2、发现周原、探访水下博物馆、亚洲腹地的金字塔1-5、灵魂的居所1-2）；《梵音净土》（青州佛像之谜、法门寺地宫的秘密）；《时空隧道》（6500年前的祭祀：地下星图、4000年前的叙事：远古的年轮1-3、1400年前的雕蚀：客居中国1-3）。共六部45集。 [22]《中原大发现》2011年CCTV-纪录频道《发现之路》播出，包括《仰韶文化探秘》、《黄帝大猜想》、《大 墓疑云》、《解密宋陵地宫》、《龙门盗影》，共5集。 [23]《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2012年CCTV-纪录频道《发现之路》播出，包括《仰韶文化遗址》、《郑韩 故城（2）》、《裴李岗文化（2）》、《马王堆大发现（2）》、《夏家店文化遗址》、《河姆渡大发现（2）》，共10集。 [24] 张晓颖：《〈滔滔小河〉》导演手记》，《中国电视（纪录）》，2012年第7期。 [25] 《小河滔滔》，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经典访谈》栏目，2012年12月8日。 （与王沛合著，原刊于《东南文化》2016年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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