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野到博物馆——博物馆藏品信息链概念的提出与初步探讨

星河岁月 202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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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

博物馆藏品自形成之日到入藏博物馆，经历了空间位移和人为拣选的过程。过程中的诸多环节，如发掘、记录、拣选、登记、展示等，均对藏品信息的动态性损益产生了影响。本文提出“藏品信息链”概念，意图指代藏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的信息变化过程，并初步探讨其明显的断裂性特征、影响及造成信息链断裂的浅、深层次原因，同时对藏品信息链的重建给出了初步的建议。

一、

藏品信息链概念的提出

就博物馆藏品的性质而言，至少有两项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其一，它们均属于可移动物品的范畴；其二，它们在入藏博物馆之时，均已经历了一个被拣选的过程。而可移动和被拣选过程，正是造成博物馆藏品信息链动态性损益的关键因素。

之所以采用“信息链”的概念，我们意图指代藏品自形成之日起，随着时间的延续，以及它们在空间上的不断转移，附着在藏品本体之上的相关信息的增殖、减损、传续的过程。因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动态性特征，或增益，或损减，故此不宜采用具有较强静态性特征的“信息群”或者“信息包”之类的概念性词汇。

在当前博物馆展览越来越提倡讲好藏品故事的背景下，提出博物馆藏品信息链的概念，并进一步探讨与藏品信息链有关的若干问题，很有必要。

二、

藏品信息链在移动过程中的断裂性特征及其影响

博物馆藏品之所以与等体量的同质地器物具有不等量的价值，其根本在于藏品本身所包含的历史、科学及艺术等方面的信息。理论上看，大多数藏品在不同空间地点之间移动时，其本体很少会发生变化，若每一步都给予清晰的记录，信息链将呈现出连续性特征。但是实践当中，这种连续性更多体现在时间性方面，而在时间性之外，藏品信息链更多时候所体现的，是其强烈的断裂性特征。这种断裂，在发现藏品的田野现场（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品创作与发现之地，也可以视为田野；而艺术品也有其信息链信息增减传承的变化问题。本文着重探讨的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出土而进入博物馆的文物藏品）到收藏展示藏品的博物馆之间，尤为明显。

众所周知，藏品的信息含量在不同的背景下面对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鉴赏者，存在很大的差异，包括表面上似乎同为一家的博物馆人和田野考古工作者。而正是由于后二者对于藏品的不同认知，首先就导致了藏品在由田野向博物馆的转移过程中，在信息链层面发生了断裂，信息量减损明显。现实工作中，无论在实践领域或者理论层面，这种断裂的表现都是显见的，其影响也是多重的。

第一，在实践领域，被发现的藏品自身不会呈现隐藏的信息，在其被制作完成进入使用阶段时，使用者不会去关注其制作过程，更不会去记录其制作过程的信息。公众所了解到的器物制作过程，是考古工作者或者发现者通过相关发现信息以一定的方式复原的。从制作完成到投入使用，藏品关联信息刚开始会有一定程度的减损，但对它的使用，又在增益它的信息。但相关过程记录的缺乏，导致了信息链的缺环，是为初步的断裂。

第二，在藏品经长期埋藏进入到再发现，公共考古普及之前，田野工作者很少有为公众参观及博物馆展示服务的意识，很少想到博物馆讲好故事需要大量貌似与考古记录关系不大的信息。如此一来，导致绝大多数遗迹类藏品被忽视和放弃。在清理到底的发掘原则指导下，因为主观上不够重视还放弃了采集和记录清理这些遗迹的过程，而同时放弃的，还有可移动藏品与遗迹之间的紧密关联关系。其结果，导致众多公众感兴趣的藏品、可搬迁遗迹以及获取藏品、遗迹的过程，无法进入展示、陈列的区域，难以发挥其传播文化、普及知识的内在价值。数字时代的新技术则为我们记录这样的过程提供了便利。关键在于，考古工作者必须认识到记录工作的必要性，认识到这样的记录不仅仅是为了考古学研究之需要，更多的是为了陈列展示的需要、公众求知的需要。只有确立了这样的意识，才可能在工作中做到不放过任何有价值、有意义、有意思的过程细节。

第三，在藏品由田野进入博物馆阶段，博物馆人在接手田野工作者转移的藏品时，很少能够完整地理解并在陈列当中展示田野考古、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在田野工作者全面记录和提取公众感兴趣的、承载着大量信息内容的藏品遗迹的前提下。或者说，出自田野的藏品并没有将随身携带的全部信息完整地带到博物馆，呈现在公众面前。这样的缺失是在转移过程中产生的。

博物馆人在选择博物馆藏品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甄选标准，来自田野发掘的藏品自进入博物馆的那一刻，仅仅由于标准的缘故，就已经丧失了大量的信息，信息链又一次发生了断裂的情形。观众通过展览看到的这些分散的展品，虽然有主题展览经由策展所呈现的新认知，但藏品内在信息和价值的完整性却难以重现。

至于藏品的清理出土过程，更难随着孤立的藏品而同步转移，因为即使编写完善的考古报告也很少有涉及过程的文字，而过程却能够很好地再现藏品被埋藏的顺序以及保存环境，对于讲好藏品故事意义重大。此外，田野考古工作者所做的田野记录资料，在现实条件下，很难为博物馆人看到，遑论消化和采用了。经过这样几个环节的过滤，与出土藏品本身相关联的大量信息就在经意不经意间流失了，藏品信息链的缺环也越来越多。

从博物馆的展览角度来讲，我们并无诟病按照藏品的质地、类别等要素来策划、布置展览的意图，但想要说明的是，藏品脱离其本来的组合以后，对藏品自身的价值会出现不一样的解读方式，而这种以不完整的藏品为基础的解读，多数情况下是难以完整再现藏品本来的信息及价值的。进一步而言，前述这种非完整的藏品遴选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的传统展览内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部分博物馆展览故事性缺失、致使不少博物馆门庭冷落的重要根源之一。

三、

信息链断裂的浅层原因

考古与博物馆工作的分离不仅存在于学科关联上，而且在基础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认为，这种学科分离以及基础概念理解只是导致藏品信息链断裂的浅层原因。

从国家文物局主持编写的文博教材《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一书中，可以看到，在“博物馆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章节里，作者认为关系更为密切的学科并详细分析的，有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目录学、人才学等，却恰恰没有提到考古。两者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关系，还是两者之关系毋庸赘言？

从现状来看，博物馆与田野考古之间的关联程度也呈现愈来愈疏离的趋势，许多原本属于博物馆的田野发掘部门，早已和博物馆分家，另立门户。

即使是那些依然隶属于博物馆的考古部，其工作实际上与整个博物馆的运行似乎也是分离的，很少参与到博物馆实务当中。

学科与机构设置上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原本存在的田野考古与博物馆学理论体系上的各行其道，使得二者在服务公众的终极目标上渐行渐远，都未能够达到应有的社会诉求。

在基础概念的理解方面，比如“文物”，在相当的程度上，博物馆领域存在一定的偏差。当前，类似“古玩”或者“艺术品”那样的“文物”概念解读，基本上还在主导着多数博物馆藏品展览的导向。这种导向是基于对传世藏品的理解而确立的。在这样的导向里，必然会出现无视出土文物特点、忽略文物出土背景及相关组合信息等现象。而在田野考古方面，随着新世纪以来世界文化遗产热的兴起，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等工作实践的开展，已经越来越多地理解并采用“遗产”的理念，对对象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特征更加重视。

前述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入藏两个层次的藏品转移过程中信息断裂的表现，实际上是与两个部门对“文物”概念的理解差异分不开的。这种差异不但直接影响到了两个本该关联的领域的工作和研究，而且导致观众最为关注的内容未能够形成信息记录进入展示的空间，未能为讲好藏品故事提供助力，给公众以相应的知识和教育。

从长远的角度看，则深深地弱化了文物工作本身应有的社会影响力。尽管当代的考古工作者业已开始多方位地探索并组织公共考古活动，但限于田野考古进程的内在局限性，大多数只能限于活动层面，更多的信息传播，仍需要依靠举办相应的博物馆展览，包括功能完备的遗址型博物馆的原址展示。另外，近年出现的考古发掘研究机构，自行组织出土文物送展到博物馆的情形，尽管可以被视为实现“让文物活起来”目标的有益尝试，但是，距离发挥出土文物资源和博物馆之长，通过博物馆展览全方位展示出土文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特征，在理念和方式等方面，尚有不小的工作空间。

四、

信息链断裂的深层原因

现代博物馆学与科学的田野考古学各自不同的形成过程与发展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造成藏品在由田野向博物馆转移过程中出现信息断裂的深层次原因。

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起源于对珍品的收藏，到19世纪初逐步形成了兼具收藏、研究、教育三职能的现代博物馆。与博物馆的出现和发展不同，考古学的形成缘自人类对自己过去的探寻。19世纪中叶，人类的古老性、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三期说等三点至为重要的概念上的进展，最终为研究过去并提出理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从而真正确立了科学的考古学。发展至今天，考古学已经从传统的重建远古时期的图景或者复原近世的历史，进一步被定义为以考古遗存重建古代人群的生活方式。作为考古学基础的田野考古，始终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存在、发展。不过，在将考古发现如何展示给公众的问题上，考古学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即使在许多考古发掘部门隶属于博物馆的国家和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当代中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实践，具有向公众展示考古发现的考量，但只是一个开始，尚需结合实践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博物馆学与考古学二者不同的形成背景，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学术目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博物馆形成的历史过程，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博物馆收藏与展览的“唯美”“唯珍”化倾向。尽管藏品概念在不同时期内涵上有所调整和变化，但“珍品”意识目前仍然较大范围内决定了多数中国博物馆的不少工作环节。而且，这种“古董”化、“珍品”化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长期以来国际、国内文物盗掘、藏品走私始终难以制止的内在缘由。

而考古学在追求重建过去人类社会的工作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公众的参与度。不过，各类公共考古活动的开展，多数情况下是在展示考古学的技术过程，而不是向公众展示遗迹、遗物所本应代表的人类生活面貌。这种日趋增强的影响力，除了田野考古本身在工作过程中的有意识展示之外，更需要博物馆的积极配合。然而，当下的断裂状况显然不利于这样的合作。

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这种断裂也许还算不得多么重要，然而回归到学术研究一致的社会化诉求上来，那些因为断裂而引起的藏品信息在从田野到博物馆的转移过程中的丧失，应该称得上是学术目的的缺位。这种缘自发展道路的不同，不应该继续成为今天博物馆与田野考古联手导致藏品转移过程中内在信息链条断裂、信息流失的理由。因此，整合博物馆学与考古学若干概念的不一致，理顺双方共有的社会化目标诉求，构建实现博物馆与田野考古双赢的体制机制，是双方学人需要在具体工作当中必须要正视并且亟需落实的事项。否则，势必会影响到“让文物活起来”广泛服务于公众这一文物工作终极目标的最终实现。

五、

新技术条件下藏品信息链的重建

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要完成藏品从田野到博物馆转移过程中存在的若干断裂的藏品信息链的重建，首先要着手树立两种意识，一是服务公众的意识，关键是田野考古和研究服务于公众的意识；一是遗产意识，关键是将传统的“文物”概念上升到“遗产”层次。

今后的工作当中，无论博物馆还是田野工作者，都应该将服务公众作为工作目标，并在实际工作中将其落到实处。当前，除了珍贵藏品丰富的少数大型博物馆外，多数博物馆即便在经费充裕的情况下，其展览的参观人次也并不乐观，问题的实质在于其对藏品信息链的整理不足，进而导致对藏品背后的故事挖掘不够，无法在策展环节更好地回应公众的诉求，讲好藏品的故事。

遗产意识或者遗产概念是人类对过去遗存的认知的新阶段。与“文物”概念相比，“遗产”概念的优势在于更加注重对象的环境及所有伴随物，更加注重对象的整体完整性。在遗产意识指导下的文博工作，很显然能够在实践操作的系统性、整体性方面会有相当程度的提升，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博物馆与田野考古二者的通力协作在里面，亦即在意识层面构建了二者的连接。

树立了两种意识之后，两个领域的从业者，在服务于公众的意识和遗产意识的统领下，勠力同心，取长补短，才能在田野发掘以及由田野向博物馆转移藏品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有效地构建和完善藏品的信息链，避免因工作的原因导致藏品信息的流失。在这种情形下，考古机构与博物馆形式上的结合与否反倒是次要的了。

就田野考古方面的工作而言，应树立社会化的思想目标，在工作的各个环节当中，增强过程信息内容影像资料的采集、记录。同时，要逐步开展与田野考古同步的信息传播工作，形成一套系统的考古发掘现场信息的采集、管理、传播的机制，让公众全面系统地了解考古工作，了解深层次的藏品、遗产概念，逐步增强遗产保护的意识。让公众适时了解考古发掘工地的进程，能够破除人们对于考古工作的“神秘化”理解，也从某种程度上增进了公众的科学知识素养。

就博物馆方面的工作而言，应转变传统的“文物”概念，树立全面的遗产层面的藏品观念，在陈列当中关注集合的、活的因素。在接受由田野考古方面移交的文物时，应认真研读相关文物的发掘出土信息，破除孤立的“艺术品”思想。在陈列上，要善于运用新技术成果，充分利用当代田野考古所提取、记录的发掘、整理信息，通过生动的内容，与展品一起解说考古工作者“重建”起来的人类的过去。这样的陈列，也能够转移公众对博物馆的不恰当的期许，逐步培养公众的遗产认识。

以上讨论，距离真实、完整地重建藏品从田野到博物馆的信息转移链条，当然还很不够。毕竟，探讨藏品从田野到博物馆的全信息整体转移，涉及范围较广，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希望能够促成相关从业者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那么，对于下一步田野考古以及博物馆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扩展藏品信息链的长度和宽度，并保持信息链的连续性，进而促进博物馆策划更好的展览，更好地讲述展品故事，其意义应该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