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天国兴衰录之石达开远征 1856年9月，太平天国天京事变结束后，石达开奉诏回天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但天王见石达开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对石达开百般牵制，甚至意图加害。 1857年5月，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不得已避祸离京，前往安庆。 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天王，表示无意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天国作战。此后，石达开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临江、吉安，拥戴他的安徽太平军将领大都留守安徽。因没有水师，无法渡过赣江，救援行动失败，石达开又于次年进军浙江，并联合国宗杨辅清进军福建，欲开辟浙闽根据地，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浙江是江浙皖清军的主要饷源，为阻止石达开攻浙，清廷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最终不得不命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重任湘军统帅，领兵入浙。太平军在浙江取得许多胜利，但江西建昌、抚州失守后，入浙部队失去了后方，协同作战的杨辅清又在被天王封为“木天义”后从福建撤军，为免四面受敌，石达开决定放弃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转战到江西。石达开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虽因内外矛盾以失败告终，却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857年冬，石达开经与部将会商，决定进攻湖南，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 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发动“宝庆会战”。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自此，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 1863年4月，石达开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 1863年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清军陆续赶到布防，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为求建立“生擒石达开”的奇功，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劝降，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经双方谈判，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 加载中... 内容加载失败，点击此处重试 加载全文 ，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石达开进入清营，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将士全部战死。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 1872年4月，石达开远征军余部李文彩部在黔东牛塘失败。 石达开的离京远征是避免再度内讧，是解决农民起义内部矛盾的一个创举，不是分裂，不是背叛，而是为了在统一的旗积下开辟第二战场。石达开在天京内讧的一切行动，包括兴师靖难，不是加剧内讧，而是制止内江的恶性发展。他离京远征，不是进行分裂，而是与天京本部势成犄角，配合作战。他舍命全军，不是变节投降，而是舍已救人，客观上也有好的效果，至少有四千部下得以存活，散流民间。 石达开始终以推翻满请，光复祖国为目标。他进军四川，企图取得成都为根据地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而进军涪州，则是为进取成都服务的，是一个更为短暂的阶段性目标。他入川以后的战略是运动战，在进取成都以前无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他与清军在四川境内的战斗始终是抢渡与反抢渡的斗争。因此，在发现清军封锁长江，即使占领涪州也难以渡江之时，就立刻引军西去，另觅渡江之地，他从涪州城下退兵不是战败，而是战略转移。天降大雨与敌人顽抗，不是他退兵的主要原因。 以发布为标志，石达开在入川以后放弃了太平军传统的对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迷信，只以民族大义号召人民反清。从此，他们的正式文告中再也没有出现天父天兄的字样。当天京的洪秀全大搞宗教腐化，信天不信人，“满口天话”之时，四川的太平军能够毅然抛弃宗教迷信，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广大人民进行斗争，这一措施是明智的与进步的。这就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太平天园诸领袖中特别推崇石达开的主要原因。 石达开远征军是一个群体，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20万人，不能单纯地看作石达开个人意志的产物。有必要从天京军民对石达开共上“义王”尊号，大量太平军将士从各个地方陆续投奔石达开，追随他“近征”和“远征”这些事实上来考虑问题。石达开远征军会不会是“群众选择领袖”的产物，会不会是太平军将士“民主意识”的产物？值得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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