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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虎，即唐寅，吴县（今苏州）人，“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其友祝允明劝他洗心革面，唐寅听朋友的劝，闭门“浃岁”于学业准备走科举之途，弘治十一年（1498）举乡试第一名。（《明史》卷286《文苑二》） 弘治十二年二月，唐寅进京参加会试。解元嘛，不说定中状元，弄个进士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考试结果还没有出来，他的倒运却来了。户科给事中华昶向皇上劾奏主考官、礼部侍郎兼学士程敏政在考前曾将试题卖给了唐伯虎和江阴县举人徐经，华昶请求皇上诏令主考官、大学士李东阳协同其他考官，将凡是经过程敏政已经批阅过的考卷重新审查一遍。 皇帝诏下礼部，让他们去查。礼部回奏说华昶所奏之事有可能是道听途说，真假难辨，况且现在还没有开榜，他所指的考生有没有被录取尚不知道，还是按照他的请求，让李东阳等人重新查验，“从公去取，以息物议为好”。皇帝依奏而行，并把放榜的日子也推迟到了三月初二日。（《明孝宗实录》卷147）
李东阳向皇上奏报复查的结果，在已经被录取的名单里，没有唐寅、徐经的名字。皇帝将其奏章又下到礼部，让他们研究定夺。按说，事情到这里，可以结束了，但是礼部尚书徐琼却回奏说，卷子也重新查看了，二人“朱卷未审”（明、清科举考试规定，乡、会试时考生的试卷用墨笔书写，叫“墨卷”；之后由专门的誊录人用朱笔誊写，只编号，不署名，送给阅卷官批阅，叫“朱卷”），有没有作弊是“内帘之事”（乡试和会试时，为防作弊，考官在帘内阅卷，阅毕才允许撤帘回家，故称试官为“内帘”），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建议还是由考试官们自己好好的解释一下，这样也许可以更好的平息人们的议论。（同上，卷148） 于是皇帝下诏，把“涉案”人员全部抓起来，逐个审问，不许徇情。 徐经惧刑，先是诬服，承认程敏政卖题给他们，之后在午门前置对时，他道出了实情：原来在进京之后，因为敬慕程敏政的学问，徐经（通过花钱）攀上了程敏政，请他讲解学问；因为面临着会试，在讲的过程中，难免不“讨论”考试的问题，并且“押”了题，内容涉及到三场考试可能要出的题目；先前因为害怕拷打，才自诬服，而自己从未向程敏政行过贿；他和唐寅把在“辅导班”上押的题预先答了出来，并且外泄；考试时，程敏政主试，考题中果真有题与他和唐寅所“押”之题雷同，所以就有人怀疑他们买题。（同上） 就算徐经所言为实，想想，全国的举人聚在一齐，竞争是何等的惨烈，考生与主考之间如此亲近，不知避嫌，焉能不起事端？ 根据徐经的供词，在都御史闵珪的建言下，皇帝降诏，以“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为由，令程敏政致仕；华昶奏事不实，谪调南京；徐、唐“夤缘求进”，罚为吏。（同上）案件就这样结了，当然其复杂性、及所牵扯到的人远不止于此。 从处理的结果看，“原告”和“被告”都受到了处分。很明显这是一桩公案，史书的记载也不尽相同，除了上述实录的记载以外，《明史》言徐经是从程敏政的家僮手中购的试题，等等。万历时人沈德符在谈论“举人充吏会试”的话题时举了正统时的一个例子，并言及唐、徐二人：“因思后日弘治间，唐寅、徐经等，亦以罣误充吏”，（《野获编》卷15）（沈氏后面的意思是：既然是“罣误”，皇帝当然可以遵例，格外开恩，让他们重新参加会试）。所谓罣误，即挂误，就是因过失或牵连而受到处分，显然，沈氏的叙述更合乎公案的性质。
不过，不论哪种记载，都表明这次科场事件，实际上是官场内部斗争的产物，唐、徐二人只是受到牵连罢了，这一点从《明史.程敏政传》可以察看端倪：“敏政名臣子，才高负文学，常俯视侪偶，颇为人所疾”、“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程敏政被气的病逝（后赠礼部尚书），唐寅被罚充吏，但他视其为耻，坚辞不就，且从此“不登天子船”、“也不上长安眠”，绝意仕途，放浪于山水之间，一生都与诗文书画为伍。 呵呵，应该说是那个考前“辅导班”害了唐寅，如果没有徐经攀援程敏政，没有“考前辅导”，就不会有“押题”之事，怎么会引起物议？当然，也是那个“辅导班”成就了唐寅。李东阳等人复查时，他的试卷还没有被审阅，他极有可能考中进士，也就进了官场，而一旦做了官，世上还会有这么一个颇具传奇、令后人津津乐道、名扬千古的风流才子唐伯虎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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