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个人消费分析

消费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是社会再生产链的重要一环。消费使需求得以实现，使生产得以完成，最终为生产创造动力。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成为带动社会发展的两只巨轮，消费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中，消费对社会发展至少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在18世纪的英国，无论是个人消费还是社会公共消费都迅速增加。本文将18世纪英国个人消费分成生存消费、奢侈消费、炫耀消费和合作消费4种类型来进行考察。
　　

一、生存消费

　　
　　人首先要满足的就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生存消费是人最基本的消费。人的生存消费既可以通过个体心理或社会文化来进行主观判断，也可以采用客观标准来计量。不管采用什么标准，生存消费决不只是满足人作为生物个体生存的消费活动，它具有每个时代的特征。
　　
　　18世纪英国生存消费水平的提高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到访的外国人对英格兰乡下人的生活水平之高甚为惊讶：砖建的村舍，红瓦屋顶，身着毛料衣服，足登皮鞋，吃的是白面包。他们看见过穷人，但没看到“可怜的人”；没看到饥寒交迫、面黄肌瘦的人；看到过乞丐，但没有一个乞丐“没穿长衣和鞋袜”[1]。斯密完成在法国的旅行后这样写道：在英格兰，没有一个人穷得穿不起鞋。在苏格兰，甚至最低阶层的男子也穿皮鞋，虽然最低阶层的妇女依然打赤脚。而“在法国，无论男、妇，皮鞋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国最下层阶级的男女，可穿着木屐或打着赤脚，走在人前，而无伤体面”[2]。无论是与过去相比，还是与他国相较，英国人18世纪的基本生活处于较好的境地。
　　
　　在作为生存消费的吃方面，英国人喜欢用小麦制作食品，小麦成为判断生存消费水平的一根标尺。格列戈利·金估计，在英国人用于制作面包的谷物中，小麦占了38％，黑麦占了27％，大麦占了19％，燕麦占了16％。到1764年时，小麦所占比重急剧上升，占了62.5％，黑麦占了14.8％，大麦占了12.3％，燕麦占了10.4％[3]。查尔斯·史密斯对1 8世纪前6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谷物生产与消费的数字进行过估算。他依据不同材料将全国分为6个地区：伦敦和东南部地区，90％的人吃小麦面包；西南部地区，3/4的人以小麦为主食，其余的人吃大麦；西部地区，将近70％的人把小麦作为口粮，其余的人大多数吃大麦或黑麦；北部两个地区，仅30％的人可以吃小麦，略高于30％的人吃燕麦，其余的人吃大麦和黑麦；威尔士地区，几乎所有面包都用大麦或黑麦来制作。史密斯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600万人，375万人以小麦为主食，88.8万人吃裸麦，73.9万人吃大麦，62.3万人吃燕麦[4]。食物结构中小麦所占的比重成为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除了小麦以外，大米和糖等品种的消费也增加了。糖迅速成为受人喜爱的食品，糖的平均消费量从18世纪初的每人4磅上升到18世纪末的13磅[5]。在1762年一位农业劳动者的家庭开支中，食物类包括：面包、面粉、燕麦片、块根植物、蔬菜、蚕豆、豌豆、水果、牛奶、牛油、奶酪、肉、盐、啤酒、舶来品、醋、香料[6]。消费品种日趋多样化成为生存消费的一个明显特征。
　　
　　18世纪的生存消费容易受到经济情况的影响。当时，可能有1/5或1/4的英国人的生活处于刚刚能维持生存的水平，当价格上涨时，他们就会跌入生存线以下。“农业危机”夺去他们的面包，“工业危机”夺走他们的收入。当生存受到威胁时，人们可能采取办法解决生计问题，如1693—1695年在北安普顿郡发生了食物骚乱，1697年林肯郡发生反圈地骚乱，1709年在伊萨克斯、1727—1729年在康沃尔、1737年在彭林等地发生了食物骚乱，1756—1 757年间英国有记载的食物骚乱总共有140多次。这些骚乱是“肚皮造反”[7]。有人说，穷人“劳动仅仅是为了吃饱喝足”；“从事制造业的穷人只为满足生存的需要而工作”[8]80-81。1747年出版的《羊毛的回忆》这样写道：“靠3天劳动就能维持生活的工人在这一周其余的几天里肯定会懒惰、酗酒……工业地区的穷人在一般的情况下都不愿劳动更多的时间，只要赚的钱能够维持生活和供一周的狂饮之必需就行了”[9]。1700年，英国每个劳动力可以养活1.7人，至1800年，则上升到2.5人，增加47％[10]。
　　
　　生存消费对社会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对18世纪早期英国社会进行分析后，笛福就曾明确指出：要是没有贫穷阶层的有效需求，很多现存的职业都将消亡[11]。一旦一种产品成为必需品，它的重要性就会增加，煤炭就是一个例证。在消费不断扩大的刺激下，1800年，英国煤产量约在1 200万吨左右[12]436。
　　
　　在生存消费中，基本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全国男子非文盲率在1750年越过了60％的大关[13]。根据对1754年英国274个教区结婚登记的抽样分析，男性识字率为60％，女性为35％，平均为47.5％[14]。到1770年，农村男子能读写的人已经占50％。1781年，约翰逊谈到英国是一个“读者的国度”。在伦敦，店名取代商店的标志物的做法越来越普及，这说明大众的识字率已经有了较大提高。
　　
　　生存消费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增进物质享受，使人们能安心生活，事关全体国民。生存消费水平的提高既创造了更合格的劳动者，又带动了社会生产的扩张。

二、奢侈消费

　　
　　奢侈消费满足人们的享受需要，使人舒适、快乐地生活。罗雪尔下过一个定义：“奢侈这个概念完全是相对的。奢侈是指各个个人，各个阶级或各个国家，各个时代从它们各自的立场来看是不必要的消费。高度的教养一般表现在人们增加欲望的种类和强度并且获得满足之中。”[15]桑巴特将“能够直接满足奢侈需求”的物品定义为“奢侈品”[16]186-187。他还将奢侈分为数量方面的奢侈和质量方面的奢侈[16]79-80。因此，奢侈消费指在生存消费之外附加的消费，主要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以服装为例来看，奢侈消费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会引起生活观念的变革。当时的社会十分看重衣着的豪华，房屋内部要用窗帘、帷幔、花毯以及装满呢绒细布的衣柜来装饰。“人们看到一些上流人士穿着印度织物……王后本人也喜欢穿着中国丝绸和日本花布出来见客。还不止于此，因为我们的家里、书斋里、卧室里到处都是这种织物：窗帘、垫子、椅子乃至卧铺本身都是白棉布和印花布。”[17]1745年，一名法国人谈到英国农场主的帮工时说：“这个乡下人冬天穿礼服”，他的妻子穿戴俏丽，简直可被当作“我们传奇故事中的牧羊女”。布罗代尔还引用了一张出色的小型版画来印证这种说法：画中有一名“村姑”骑马赶集，胳膊上挎着一篮鸡蛋，但是鞋帽装束竟是大家闺秀的派头[18]65 1-652。丹尼尔·笛福对寻常所见的“时髦男人”、“文雅绅士”感到愤慨：这些人穿着10—20先令一码的亚麻布做成的衬衫，每天换两次内衣。他抱怨，往昔人们对用价钱便宜一半的平纹荷兰亚麻布制成的衬衫已感到心满意足，而且一周最多换两次衣服[16]116。超越生活必需的饰物等小件附属品也大行其道。
　　
　　人们倾向于从生活琐事中解放自己，这在18世纪主要表现为家庭中大量使用仆人。“普通的中间阶层家庭也有四五个仆人，贵族家庭有50个甚至更多的仆人。”[19]1694年，伦敦40个教区共生活着28 507人，其中就有5 805人是仆役，占总人口的近20％。在被统计的100个村庄的总人口中，仆役所占的比例达13％。到1760年，仆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有所增加，以致斯佩克认为：“家庭服务在18世纪初成为一种成长中的产业。”[20]1752年，贝德福德公爵在伦敦的宅邸雇佣了40多名仆人，仅他们的工资支出一项每年就达860英镑[21]。根据对人口统计进行的分析来看，从16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中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将佣人计算在内。近一半的农民家庭和约四分之一的工匠、商人家里有家仆和学徒一起生活[22]。据记载，有一个面包师的家庭成员包括他自己和妻子、三四个孩子、四个帮工、两个学徒和两个女仆，总共有十三四个人[23]。仆人的增加反映了社会分工的变化。
　　
　　18世纪英国出现了奢侈之风。当时流行宣传品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对社会中下层大量出现的“奢侈”消费展开论战。在人们承受能力范围内，即使是身处社会下层的英国人也热衷于消费，他们不停地购买钟表、亚麻布、窗帘、书籍、刀叉餐具、陶器、烟草、巧克力和茶叶等各种奢侈品。当时有人发出哀叹：“对服装的偏爱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愚蠢行为，更令人悲哀的是，它几乎完全打破了过去的等级差别。”[24]大约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喝咖啡的习惯也从社会上层传播到农场主、劳工和仆役那里[25]。17世纪中叶，茶叶、巧克力、牛奶和咖啡早已成了富裕阶层的一般饮品，不久就在全社会普及开来。咖啡馆的兴盛时期出现在1680—1780年间。有人统计，1739年伦敦有551家咖啡店、207家酒馆和447家食肆[26]。这样，即使是奢侈品也不再被某些阶层所垄断，而是迅速变成大众消费品。在18世纪初，茶叶还是社会上层享用的奢侈品，到18世纪中叶以后，喝茶已成为普通人的习惯。“尽管可能连一些生活必需品也没有，多数妇女还在饮茶。”[27]1700年茶叶进口量达7万磅，大部分供再出口，1800年茶叶进口量已经达到1 500万磅，国内消费量达1 200万磅。1754年，一名法国人把英国农场主描写为“享有人生一切舒适”的农民；他的帮工“动身去耕地前先要喝茶”[18]651。面对普遍的奢侈倾向，反对者不乏其人。韦奇伍德拜长兄为师时必须恪守的戒律是：“禁止玩骰子等其它非法游戏；不得经常光顾酒馆；不准与女人私通……”[28]
　　
　　教育也增添了认知读写之外的内容。有人进行过统计，1681—1710年出生的上院贵族曾在名牌公学就读的比例增加到35％，1711—1740年出生的贵族中这个比例达到59％[29]。在这些名牌公学读书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网络，为将来做好铺垫。还有些人延聘家庭教师对子女进行教育，这种做法在富有的贵族家庭特别流行。陪伴贵族子女去国外旅行是家庭教师的一项特殊职责，这是为了增长贵族子女的实际知识和人生经验。虽然大旅行花费颇多，却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参与。斯密以自己做家庭教师的亲身经历指出：“在英国，青年人刚在学校毕业，不把他送入大学，却把他送往外国游学，这件事已经一天一天成了流行的风尚。”[30]大旅行不仅满足学习的欲望，更重要的则是在实践自我和发现自我中找到新的人生力量。
　　
　　奢侈消费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使人们能快乐地生活，几乎全社会所有人都投身其中。18世纪奢侈消费已经完成从做给别人看向自己实实在在享受、从偶尔为之向常年不断的转变。适度奢侈可以促进生产发展，为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准备条件。

三、炫耀消费

　　
　　有些消费出于消费本身之外的目的，赋予其外在意义，例如，为了表现社会地位、显示个性，这些就是炫耀消费。炫耀消费往往想让别人难以模仿。有些人希望借此显示自己比别人富有，没有足够经济实力的人是无法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也有些人希望自己的生活让别人即使有钱也模仿不了，以此突出自己的品位。
　　
　　不动产最能炫耀实力和身份，它是无言的标志。18世纪的英国人在这方面费尽心思。一位出色的观察者对英国富人的住宅作了这样的描绘：“铺着最昂贵地毯的楼梯装着上等印度木料制成的栏杆，装修精细巧妙，带着水晶瓶座的壁灯照亮整个楼梯。楼梯平台装饰着半身雕像、绘画、大圆雕；房间的护墙板和天花板漆着上好的清漆，装着金色的浅浮雕和充满欢快喜庆色彩的绘画和雕塑。那些壁炉用意大利花岗石建成，式样十分雅致，其上摆放着鲜花和塑像，壁炉是主要的装饰品。房间的锁是嵌着金丝花纹的铜锁。每个房间都铺着地毯，它们每块价值300英镑，让人不忍踏足。亚洲出产的最昂贵的织品被用作窗帘，房间里摆放的钟表以其华丽的外表和结构巧妙复杂的机械装置让人惊叹不已。”[16]132这些只在名义上是消费，强调的是消费的外在含义。
　　
　　同样是雇用家仆，一些贵族雇用60名甚至100名家庭仆人的情形并不罕见，如果主人对花园和温室之类有兴趣，这个数字可能还要翻一番。一家之中料理内务的有管家、男佣、贴身男仆、厨师、客厅女仆，还有勤杂女工，等等，处理外务的有园丁、马倌、马车夫以及其他类似的人员。有些富人还雇用了一些更高一级的人员，例如家庭医生或牧师。“这些专业化仆役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实际服务，而在于外观上的炫耀……我们也可以说这类仆役的存在不仅是为了摆摆架子，而且是为了使主人可以有所满足，这就是说，主人的‘支配欲’借此可以有发泄余地……由于他们是被用来证明其主人的支付能力的，他们的职务内容变得越来越空虚，最后简直变成了徒有其名……证明他们的主人的有财有势。”[31]186这些是只为了炫耀而进行的消费。
　　
　　炫耀消费往往是为了显示消费者的派头，出现在各种场景中，哪怕是葬礼也不例外。斯通曾这样写道：贵族们的葬礼规模宏大，排场惊人，即便是出身极为卑微的人，只要能参加这种葬礼，也很可能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崇敬[32]。土地贵族的葬礼往往有成百个亲属、门客、仆人出席，花费巨大。1768年，首相纽卡斯尔公爵去世后，遗体由伦敦送往萨塞克斯安葬的场面极为隆重。送葬队伍的前头是两名侍从官骑着乳白色骏马开道，8名身着黑色丧服的家仆骑灰马相随，一名面色庄重的绅士手捧公爵的冠冕，表明了死者的高贵身份。6匹马拉着灵车前行。“送葬车”紧随其后，车上坐着公爵的亲属。一名绅士和6名身着制服的男仆断后[33]。他们认为大办丧事能够增加死者的威望。
　　
　　社会也想方设法来迎合这种炫耀性消费的心态。笛福在《十足的英国商人》中描写了一个“面点厨师的商店”和那一套实际价值300镑的设备：滑动窗户、贴着瓷砖的过道、两个巨大的柱形镜和一个壁炉台上的镜子、两个巨大的枝形吊灯、挂在房里的3个巨大的玻璃提灯以及8个更小的提灯、25个墙面附属装置、6个造型雅致盛糖果的大号银质浅盘、12个大的餐桌装饰品、天花板上的绘画等，这不包括小盘子、瓷碟和杯子[16]137-138。当然，在这种行为背后体现出的是商人的精明。
　　
　　除了物质消费的炫耀外，有的人还努力显示自己的个性。“古老的土地、古老的门第和古老的财富这些社会衡量尺度让位于基于情趣、风度和受欢迎的举止这些行为衡量尺度。”[34]贵族狩猎就是例证。圈地的目的之一是开辟领主的私人园囿、猎场和体育竞技场等。本来，“将猎获的动物肉用作食物是穷人的一种享受”[35]133，而对贵族而言，狩猎则被当作一种身份的象征和休闲行为。狩猎包括猎狐、猎鹿、猎鸟、钓鱼。狩猎逐渐发展成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皇室、贵族以及地方士绅都备有昂贵精致的狩猎行头，城堡内修建起马厩，每到狩猎的时候即帖邀贵戚好友外出打猎。大豪门博福特公爵家族世代均以狩猎闻名，一周有五天狩猎。狩猎时有飞扬的旌旗，有高亢的号角，有豪奢的装束及猎后的狂欢，狩猎发展成最高贵的男性娱乐方式[36]。狩猎这种活动“与有闲阶级的荣誉浪费相一致”[31]186。狩猎发展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象征着金钱和权力，展示的是贵族的优越性。
　　
　　为了显示自己的品位，一些医生把钱花费在图书馆和博物馆方面。安东尼·艾斯丘博士搜集了大量的一般图书和手稿，有志收藏每一位著名作家作品的每一种版本。有些医生把献身科学作为自己的第二兴趣，有的甚至当作第一兴趣。汉斯·斯隆爵士在1687年成为皇家学会会员，1693—1713年成为皇家学会秘书，1727—1741年接任牛顿爵士成为皇家学会主席，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医生。在这里，“产品的消费再生产出一定存在方式的个人自身，再生产出不仅具有直接生命力的个人，而且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个人。可见，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个人的最终占有……再生产出处在他们的社会存在中的个人，因而再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存在”[37]。一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的个性，逐步加入到搜罗艺术品的行列，他们还把艺术家奉为座上宾。这种有闲消费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成为生活的中心，成为其尊严所在。炫耀消费逐渐成为社会地位的表征，只是一种阶层性的行为。炫耀消费对生活必需而言，“是一种高贵罪孽”[35]18。

四、合作性消费

　　
　　合作消费是在满足自身消费的同时，也关注他人消费，并为之尽心尽力。人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希望让尽可能多的成员来分享财富。
　　
　　合作消费古已有之，配第在理论上对它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赋税论》中，配第说：“假定某一地区有一千人，其中一百人能够为全体一千人生产必需的食物及衣服，另外二百人生产可以和其他国家的商品或货币互相交换的各种商品，又四百人为全体居民的装饰、娱乐及庄严的气派服务；如果行政官吏、牧师、法官、医生、批发商及零售商人数为二百人的话，则全部共为九百人。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既然尚有充裕食物给那多余的一百人食用，那么他们如何得到这些食物呢？”配第主张，为了使“多余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可以“将剩余的东西给予他们”，如果没有剩余，则可“将别人的丰美食物的质量和数量减低一些”[8]28-29。
　　
　　近代以来，社会救济逐步走上制度化的道路。但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中间阶层的代表在议会中不断增加，这批自认为靠自己能力发家的人对待贫困者态度冷漠，他们认定有些人处境不好主要是因为懒惰和没有责任感，因此要求对济贫作严格的限制。以前，每一教区将征收济贫税所得的收入以补助金的形式分发给该教区贫民，但有些教区并不愿意为其他地方来的流民提供救济[38]。但这种促使人自助的想法并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合作的信念。
　　
　　合作消费在血缘关系中一直存在。这一时期，家庭的经济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家庭从生产中的分离并不彻底，家庭内部提供了家庭成员所需要的一些服务。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对此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在市场的下面，还横亘着一个不透明的、由于缺乏历史资料很难观察的层次，这是每个人到处都能遇到的、最起码、最基本的活动。紧贴地面的这个层次，其厚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由于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称之为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这种表达方法显然有点含糊……人们总有一天会找到一个恰当的说法，以确定这一底层经济。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12]436实际上，从古到今，家务劳动一直存在，只是在整个生产中的比重有些变化而已，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成员的需要得到了共同满足。
　　
　　亲缘关系可以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时候提供生存依托。“通过亲属制度发挥作用，无产者扩展型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作为重新分配核心型家庭贫穷的私人机构。相反，农民的扩展型家庭担负着保存财产和照顾老年家庭成员的责任。”[39]由亲戚资助家庭赡养老人的做法可能非常流行，这种“由公众资助的私人家庭赡养老人的做法比由社会机构照顾要廉价得多”[40]。
　　
　　社区中的合作消费已经出现，对18世纪拥有土地的乡绅有这样的叙述：“一个小村子、一个村庄、一个教区、一个市镇和它的腹地，整个一个郡的生活，可能围绕着猎苑中的大宅邸运转。它的客厅、花园、马厩和养狗场都成了当地社会生活的中心；它的庄园办公室交换农场承租权、矿业和建筑物的承租权，并有一所银行负责小额储蓄和投资；它的家庭农场固定地展示着最好的可行的农耕方法……它的律师办公室……提供对法律和汇票的第一流的保障；它的肖像画廊、音乐厅和图书馆成为地方文化的大本营；它的餐厅则成为地方政治的支点。”[41]20有些地方人们还建立了友谊会之类的组织来帮助需要的人，这些活动“为他们的会员减轻了对于疾病、分娩、丧失工作能力和年老的担心，也为他们的子女减轻了一笔像样的丧葬的开支”[42]。乡绅“在安全和方便地经营他自己的财产和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他承担福利机构的作用”：
　　
　　他照顾病人、老人和孤儿。
　　
　　他不会将饥饿者从门前赶走，
　　
　　亦不会勒索穷困者们的薪酬。
　　
　　饥饿者能够在他的家中吃饱，
　　
　　雇工在那里能找到大量面包，
　　
　　贫困旅人亦能得到食宿照料。[35]23
　　
　　人们的社会意识也在发生变化。贵族通常承担某些习惯性责任，如投资圈地、改良土壤、兴建排水设施、修筑道路，遇到灾荒时还必须分担由此带来的部分损失，歉收时贵族还应该用公平的价格来体现他们的同情心。正所谓，“精英阶层在绝对的道德义务，为处于饥荒时期的臣民提供生计”[43]。有些医生从事慈善活动，这里可以略举数例，约翰·阿登布鲁克曾捐款4 000英镑在剑桥建起一家小型医院，约翰·拉德克利夫去世时用80 000英镑在牛津建起了拉德克利夫图书馆、天文台、医院[44]。
　　
　　有些贵族把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转化为庇护的做法。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互惠的关系。富者、强者的“恩惠可能只给予少数人；但他们的幸运却吸引了几乎所有的人。我们急切地帮助他们去实现一系列如此接近完美的幸福；并希望尽力使他们的虚荣心和荣誉感得到满足，而不想得到任何报答”[45]。1774年，兰霍恩的《乡村公正》这样写道：
　　
　　当你仁慈的父亲拥有这片广阔的领地时，
　　
　　悲叹之声恐怕从来就不是徒然的，
　　
　　事实为他所同情，得到他慷慨的施舍。
　　
　　有病的人获得医药，年迈者得到面包，
　　
　　他将他的关心给予没有教区看护的人。[41]22-23
　　
　　合作消费为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提供了生存所需，使人与人能和谐地生活，从家庭、亲缘关系、社区再到整个社会，人们形成了分享财富的观念。社会整合程度提高了。
　　
　　18世纪英国个人消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生存消费水平提高，奢侈消费增加，奢侈品逐渐演变成大众生活必需品，炫耀消费仍然存在，合作消费越来越深入人心。其中最重要的消费特征是普遍的奢侈化，这为未来生产方式、产品、营销手段等方面的变化准备了条件。
　　
　　【参考文献】
　　[1]兰德斯.国富国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305.
　　[2]雷.亚当·斯密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05.
　　[3]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02-103.
　　[4]Phyllis Deane, Cole W. A.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M]. Cambridge, 1969: 63.
　　[5]Peter Mathi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M]. New York, 1979: 99-162.
　　[6]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0.
　　[7]Thompson E. P. Customs in Common[M]. London, 1993: 6.
　　[8]配第.政治算术[M]//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13.
　　[10]Roderick Floud, Donald McCloskey.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 1[M]. Cambridge, 1994: 71.
　　[11]Coleman D. C. , John A. H. Trade, 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M]. London, 1976: 276.
　　[1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6.
　　[13]杨豫.英国工业革命与民众文化水平[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4).
　　[14]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8-59.
　　[15]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
　　[16]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7]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155.
　　[18]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6.
　　[19]John Carswell.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England 1688-1776 M]. London, 1973: 18.
　　[20]Speck W. A.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M]. London, 1984: 57.
　　[21]Lee C. H. The British Economy Since 1700: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M]. Cambridge, 1 986: 4 1.
　　[22]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M]. New York, 1985: 28-84.
　　[23]J. F. C. Harrison. The Common People: A History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M]. London, 1984: 117.
　　[24]R. M. Hartwell.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M]. London, 1967: 135.
　　[25]Pounds N. J. G. The Culture of the English People: Iron Ag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M]. Cambridge, 1994: 218.
　　[26]Jeremy Blac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Britain 1660-1800[M]. Manchester, 1997: 35.
　　[27]Scott A. F. Everyone a Witness, The Georgian Age, an Anthology[M]. London, 1970: 201.
　　[28]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1.
　　[29]John Cannon. Aristocratic Century: The Peerage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M]. Cambridge, 1 984: 40-44.
　　[30]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31-332.
　　[31]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2]Lawrence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M]. Oxford, 1967: 573.
　　[33]阎照祥.英国贵族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81.
　　[34]王觉非.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343.
　　[35]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6]图仁.绅士英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103-104.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30.
　　[38]Julian Hoppit. A Land of Liberty? England 1689-1727 [M]. Oxford, 2000: 67.
　　[39]Medick, Hans. The Proto-industrial family economy:　the structural function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easant society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J]. Society History, 1976, Vol.1, No.3.
　　[40]Tim Hitchcock, Peter King, Pamela Sharpe. Chronicling Poverty[M]. New York, 1997: 136.
　　[41]汤普森.共有的习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2]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册第一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74.
　　[43]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2.
　　[44]H. T. Swedengerg Jr. England in the Restor
　　ation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Essays on Culture and Society[M]. Los Angeles, 1972: 145-158.
　　[45]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63.

原载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淮安)2007年5期第641～646，6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