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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得名于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考古发掘。1954年，中国学者尹达先生根据梁思永先生的意见，正式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如果从1935年红山后遗址正式发掘算起，到2015年，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已经走过了80年的历史。80年来，红山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和研究，大体上经历了３个阶段。 一、红山文化发现探索期 第一阶段约始于清末，终于1949年。这个阶段为红山文化的发现探索期。1908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西拉木伦河、英金河、老哈河等地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在赤峰红山后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60余处。1914年，鸟居龙藏发表《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正式向世界介绍中国长城以北远古文明信息，最早注意到了红山一带古文化遗存在史前时代的重要意义。 鸟居龙藏 从1919年起，天津北疆博物院的法国传教士桑志华进进入赤峰地区，对红山前一带的古代遗迹进行调查，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他们对红山前后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址尚没形成准确的认识。 桑志华 1921年6月，瑞典学者安特生与加拿大学者步达生发掘了锦县砂锅屯洞穴遗址，在这里发现了史前彩陶和玉器遗存。1923年，当安特生发表锦县砂锅屯的发掘材料时，遂把其性质和年代视为与仰韶文化相当的古文化遗存。事实上，锦县沙锅屯洞穴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兼有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两种内涵因素，所以，沙锅屯遗址应该是先于赤峰红山后发现的一处红山文化遗址。砂锅屯洞穴遗址的发掘，是中国政府的外国雇员在辽海地区进行的第一次史前考古的正式发掘，在中国田野考古史上应该具有重要地位。
1930年，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从黑龙江一路南下经通辽、开鲁、天山、林西、经棚至赤峰，在英金河流域及红山前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采集到了一些陶片、细石器、打制石器、骨器及青铜器等遗物。1934年梁思永先生发表了仰韶式彩陶的调查报告，该文分析了西拉沐沦河南北两岸古代文化遗存的差异，同时论证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作为中国南北文化结合部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文化特征。
１９３３年秋季，以德永重康为首的“满蒙调查团”在红山前后采集了一批遗物并发掘了几座石棺墓葬。１９３５年５月，滨田耕作、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墓地和第一、第二住地址实施了发掘。在发掘报告中，把第二住地址发掘和采集到的彩陶遗存命名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彩陶文化）；把在墓地和第一住地址发现的遗存命名为赤峰第二期文化（红陶文化）。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这里的 “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红山文化。关于赤峰红山后发现的赤峰第一期文化的性质及其与相邻地区史前遗存的关系，水野清一认为赤峰红山后发现的彩陶与砂锅屯彩陶的特征不同。而滨田耕作则认为两者是文化面貌最为接近的史前遗存。中国学者裴文中先生则指出，赤峰一期文化与沙锅屯遗存同为彩陶与细石器的混合文化。
１９４２年，佟柱臣先生曾对辽西凌源牛河梁一带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调查，发现了属于红山文化的彩陶和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这种工作，对于后来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的正式发现，应有一定的前期奠基作用。
毋庸讳言，如果从单纯的考古学角度观察，这一阶段中外学者关于红山文化的总体认识还十分有限。人们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材料，把红山文化的发展面貌和内涵特征概括为“三石”和“三陶”，即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生，彩陶、之字纹陶与泥质红陶并存。严文明先生曾经指出，人们还没有把红山文化当做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对待，所以把这一阶段叫做红山文化的探索期。 二、红山文化初步确立期 第二阶段始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约终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此间是红山文化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获得正式命名及其文化谱系编年得以初步确立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中国的考古学家们继续对红山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不懈的探索。１９５４年，尹达先生正式提出红山文化命名，并指出：“如果将红山文化的特征作进一步的研究，根据这一线索，沿着长城附近的南北地区作系统的调查和重点发掘，将给研究远古中国长城南北文化生活交互作用问题，及研究远古中国的历史以极其重要而丰富的史料。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应当密切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红山文化命名的正式提出，意味着这种独立考古学文化面貌被正式确立。
1956年夏，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部分师生在裴文中教授带领下到赤峰红山后遗址和林西县沙窝子锅撑子山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期间对红山前的3个地点和红山后的一个地点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第Ⅱ地点和北大沟住地遗址进行了试掘，同时还在当年日本人编号为C区和B区之间的吊死鬼沟山坡上清理了6座应属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棺墓葬，获得了一批新的实物标本。在吕遵谔先生执笔的调查报告中，根据遗址中除了出土有鹿、牛、狗等骨骼残骸外，还含有猪骨，同时还出土有大量的陶器、石刀和纺轮，指出当年日本学者关于“赤峰第二期文化”遗存的经济形态主要是牧业的说法并不确切，而是农耕。而过去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实际上还包含几个性质面貌不同的阶段。新中国考古学者对于日本学者当初一些不甚准确的看法的纠正，对于后来本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的正式建立，有着实质性的奠基作用。 1957-1959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的汪宇平、郑隆、李逸友等先生也曾先后对林西沙窝子锅撑子山、克什克腾旗瓦盆窑、富顺永、巴林左旗福山地、南杨家营子等处史前遗址进行调查。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辽西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开始从以地面调查为主转入以考古发掘为主的阶段。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开始对赤峰药王庙、王家店、西水泉、蜘蛛山、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金龟山、南杨家营子等地点进行有计划地系统发掘。结果发现南杨家营子遗址的富河文化地层叠压在红山文化房址之上，蜘蛛山遗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地层叠压在红山文化地层之上，王家店遗址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地层叠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之上，于是区分出了赤峰境内以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为代表的两种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和以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为代表的两种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从而对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轮廓。西辽河地区两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和两种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识别与正式提出，标志着辽海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的初步建立，因此在本区史前史研究发展过程中应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971年春，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民挖出了通高0.26m、完整无缺的大型“C”字形碧玉雕龙。1975年夏，辽宁省博物馆曾对其性质进行鉴别并到出土地点现场调查，确认玉龙出土地点属于一处红山文化遗址。尽管当时并未能对这件玉龙做到准确识别，但其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学术意义却不容忽视。
1973-1975年，调查并发掘了敖汉旗境内的三道湾子、四棱山和南台地遗址。结果在三道湾子遗址发现了一批制作较为精细的红山文化彩陶，在四棱山遗址发现了结构复杂的红山文化连室陶窑，在南台地遗址通过发掘获得了一批房址、灰坑和祭祀坑遗迹，出土了一批造型和纹饰明显有别于红山文化的陶器，从而识别出了小河沿文化。发掘者根据器物类型分析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叠压在小河沿文化地层之上的层位关系，进一步明确提出辽西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是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意见，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关于红山文化谱系研究的认识。
1973年夏季，辽宁省阜新市胡头沟村西南牤牛河东岸断崖上暴露出一座被河水冲蚀的石棺墓，当地村民从中取出玉器多件。同年7月，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与阜新市文化局实施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同时还在南侧清理了另一座随葬玉器的多室石棺墓。结果发现这是一处墓上建有石圆圈、周围置以排列有序的彩陶无底筒形器群、且以勾云纹玉佩、玉龟、玉鴞等玉器随葬的红山文化积石冢。辽宁阜新胡头沟墓地的清理发掘，是红山文化积石冢的首次发现与科学发掘。
1974年6月，原属辽宁省昭乌达盟的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种羊场放牧员在石板山一处花岗岩巨石下发现一批玉器，种类有玉棒、玉斧、玉环、玉锥状器和绿松石串珠等。当时正在赤峰地区作综合考察的贾兰坡先生闻讯即刻协同李恭笃先生等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清理，确认出土地点为一座红山文化墓葬。
1979年４月，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这一影响深远的理论，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概括为六大区系，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分布重心、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区列为六大考古学文化区之首，称为辽西古文化区，也有学者称这一区域为“燕辽文化区”。
1979年夏季，辽宁省文物普查在进行试点工作过程中分别在凌源县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发现了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即后来的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和东山嘴遗址。同年秋季，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对这两处重要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结果在东山嘴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石构礼仪中心遗址，出土了一批包括双龙首玉璜、玉鸟和各种坐姿人形神像在内的重要文物标本；在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正式发掘了３座地层关系明确的红山文化玉敛石棺墓葬，出土了包括大型勾云纹玉佩、马蹄筒形玉箍、双猪首三孔玉饰、玉钺、玉环在内的一批重要红山文化玉器，并且第一次发现了先后叠压的红山文化地层关系。
在红山文化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被正式确立基础上，伴随着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和红山文化玉器群以及大型礼仪建筑群的发现，使得这一阶段学术界对于红山文化的内涵、谱系等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性改观。 未完待续 文字摘编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文字摘编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作者：田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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