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发现史略

寂寞红山 2022-10-19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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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红山文化的发现、探索与研究已历时一个多世纪之久。随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不断突破，人们在认识上已逐步接近红山文化精神价值的内核。苏秉琦关于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直根系的论断正在被一系列考古发现与研究所证实。当此之际，回望红山文化的探索历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之“干细胞”的论断，更好地诠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构成中华文明的基本要素。这对于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追寻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根基，进而提升中华民族之文化自信与自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红山文化；考古发现；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于建设（1957-），男，汉族，内蒙古赤峰人，赤峰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史前考古。

　　过去的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文化大发现的时代。恰恰也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最缺少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时代。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一切都技不如人。以致于一些大学者们都认为我们文化的老根都是来自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以致于国人大都认为五千年的文明确实要另起炉灶了；以致于我们的文化精英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的确“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在这时，祖先的遗存有如天启般地呈现在国人的面前。

　　1898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继而周口店北京猿人被发现，1921年发现仰韶文化，及同期发现的后来命名的红山文化。各种文化的发现层出不穷，风生水起。特别是湮灭在历史深处的史前文化，相继重见天日，让人们感受到我们的先民曾经是以别样的方式生存在我们脚下的大地上。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开始寻找我们的祖先们，曾经走出的和曾经入住过的家门。

　　“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主张将红山文化的发现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概括地说：就是发现探索期、确立深入期和持续发展期这样三个顺序发展的阶段。事实上每个阶段总是因为具有标志性重要事件的发生而形成，这些事件主要依赖于田野考古资料新发现的不断积累，或者在研究领域获得的重大突破。”[1]

一

　　1906至1908年间，一位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藏受聘于喀喇沁旗王府崇正学堂担任总教习。鸟居龙藏是一位人类学博士，他利用与贡桑诺尔布的关系，三次进入当时的热河省北部，蒙古南部，开展野外考古调查，曾经到赤峰红山进行调查，他的结论是，红山上遗迹为东胡人的遗存，事实证明他只说对了一小部分。1911年他出版了《蒙古旅行》一书。1914年鸟居发表了题为《东蒙古的原始居民》一文。首先向世界传达出了热辽大地存在着远古文明的信息，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关注。如今在日本德岛市所建鸟居龙藏纪念博物馆里，展览的主题陈列是他在赤峰地区的调查成果。

　　其后的桑志华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身份来到中国，他是一位考古学者、博物学家。法国传教士德日进，曾为桑志华的助手。1919年至1924年间，他们曾数次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调查，在赤峰、林西、朝阳等地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他们收集的大量文物标本曾经在赤峰天主堂和天津马场道的北疆博物院进行过展出。笔者推测，现在天津博物馆展出的十数件红山玉器精品，极有可能正是来自北疆博物院的藏品。正是鸟居龙藏和桑志华、德日进等人的调查工作，开启了赤峰考古调查的序幕。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中国人几乎耳熟能详的一位外国地质学家瑞典人安特生，曾经受聘于北洋政府做地质调查工作。他曾经于1921年6月在辽宁锦西沙锅屯的一处洞穴中进行考古发掘，并将这个遗址命名为沙锅屯洞穴遗址。安氏于1922年在《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发表了题目为《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的报告。后来笔者研究安特生的报告，发现这个遗址的地层关系复杂，文化类型多样，其中最有价值的标本当属红山文化彩陶片与石器，限于当时比对的考古材料稀少，安特生当时并没有为这种文化正式命名。这次发掘远没有同时期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遗址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没有他主持的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发现后所产生的轰动，但应该认为这是对红山文化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

　　当安特生打开沙锅屯洞穴的地层，发现了那些精美的彩陶片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既惊喜又茫然。惊喜的是他知道这样高等级的物品，是人类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茫然的是他不知道这样的彩陶来自什么年代，出自何人之手。因为当时的中国可以对比、可以借鉴的考古材料几乎为零。他在报告结论中写道，沙锅屯地层最下边所出的陶片，表面皆光滑、红地黑花，河南仰韶也有这样的陶器出土。这是本次发掘最有价值的发现。我的意见是仰韶与沙锅屯的陶器是不同时期的同一种文化的遗存，属于仰韶文化。沙锅屯可能晚于仰韶文化[2]。他把红山文化认识成了仰韶文化的一个类型。

　　实际上安特生在1921年同时接触到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两种文化，即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如果他当时能把两种文化区别开来，今天的红山文化可能命名为沙锅屯文化了。今天已经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红山文化的彩陶器是从仰韶文化传播过来的。安特生的判断是有依据的。从发掘时序上看，沙锅屯发掘在前，仰韶发掘在后，可谓中国考古第一挖。

　　人类总是要用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去解释和判断外部世界的，正如安氏最初把仰韶文化的彩陶源头解释成来自西方，因为他在西方见到过相似的东西。后来我们一些国人曾经为这位安先生扣了一个大帽子——文化殖民主义。实际是人类认识的历史局限性。

　　我国老一代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在发掘齐齐哈尔昂昂溪遗址之后，于1930年克服了战乱和交通的重重困难取道黑龙江经吉林进入热河，在天山、林西至经棚一线，对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调查，著有《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于1934年刊布，文中前瞻性地指出长城地带作为中国南北文化接合部占着重要地位。特别提到，由于这里地处于中国南北方文化的交汇地带，应该设立专门课题进行系统研究[3]。

　　梁思永先生到赤峰调查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1930年梁思永刚刚从哈佛大学考古专业学成归来，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4年，德日进曾经在赤峰进行过考古调查，他在林西县城南发现了一处新石器遗址，希望史语所前去调查。傅斯年所长和李季主任商定，由梁思永前去调查发掘。当年郑家屯、通辽一线发生了鼠疫，阻断了前往林西县的行程，于是根据丁文江与德日进的介绍（黑龙江昂昂溪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梁思永改道去了黑龙江。完成了昂昂溪的发掘后，又取道通辽、开鲁、天山、大板来到林西进行了调查。绕道经棚、陈营子到达赤峰，并对赤峰红山进行考古调查后，取道围场返回北平。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赤峰，国内学者对红山文化的考古活动陷于停顿。

　　在1930年至1933年间，以日本驻赤峰领事馆领事牟田哲二为主的一些日本人，在红山及其附近采集、收集了一批文物标本，并将他们的所获标本辗转捐赠于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亚考古学会。以德永重康为首的所谓满蒙调查团随即抵达赤峰，在红山前后搜集了一些遗物并发掘了几座石棺墓。他们的活动为日本学者发掘红山后遗址做了事实上的铺垫[4]。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的探索与发现，引起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重视，从而拉开了1935年有计划发掘的序幕。

二

　　1935年6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总长滨田耕作、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水野清一、旅顺博物馆主事岛田贞彦等人在赤峰红山后进行了历时21天的发掘、整理。滨田团队也是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址，并命名为第二地点。1938年以东亚考古学会的名义，出版了名称为《赤峰红山后》的考古报告。他们在第二地点发掘了红山文化的房址，出土了一批石器和包括彩陶在内的陶器。日本学者在《赤峰红山后》的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出了赤峰一期文化和赤峰二期文化的概念。日本学者认为赤峰一期文化年代相当于商周时期，源于甘肃的彩陶文化的影响，即是后来命名的红山文化。赤峰二期文化是秦汉时期的文化，即是后来证实的，处于商周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抗战期间，还有一位民间考古热爱者，他叫佟柱臣。当时他还是中学历史课教员，1943至1945年间曾经在赤峰工作。1凭借一己之力对赤峰、朝阳的遗址进行了大量的调查，1943年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系列文章。他曾经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正因为他对文物考古的热爱及工作成果，抗战胜利后进入了沈阳博物院，1949年调入国家博物馆，继而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为中国考古领域的一代大师。“文革”结束后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李济先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在中国考古活动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就呼吁应该更多地注意北方，那里可能有更老的老家。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他为后世红山文化的考古提供了方向。红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他的观点和主张的远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又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1954年，我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根据梁思成先生的建议在他所著的《新石器时代》一书中专门列出了一章“关于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书中指出，这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含有长城以北文化的特点，同时含有仰韶文化中彩陶的特点，因此是长城南北两种文化互相影响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将其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1956年7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教授和北京大学吕尊谔先生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部分三年级学生来到赤峰考古实习。当时的实习学生中就有现今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他们取道锦州、叶柏寿，几经周折历时4天才从北京到达赤峰。通过这次的调查和发掘，在裴文中教授和苏秉琦教授的指导下，由吕尊谔先生执笔形成了《内蒙古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调查对日本学者在1938年提出的结论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赤峰一期文化，即红山文化的彩陶源于甘肃彩陶的证据不足，红山文化彩陶和仰韶文化的彩陶有着更多的联系；赤峰二期文化属于秦汉时期的结论也得到澄清，所谓的赤峰二期文化不属于秦汉文化，应该属于更早的商周时期，后来我国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夏家店上层文化。

　　从1959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立了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内蒙古工作队自成立以来，就将关注的重点投放到赤峰地区。他们的工作有了巨大的飞跃。内蒙古工作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发掘了蜘蛛山、夏家店、药王庙、金龟山、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西水泉等遗址，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红山文化的整体面貌，由原来的模糊不清，开始变得生动而具体。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也得以正式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赤峰地区主持发掘的老一代考古学家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如刘观民、徐光冀、刘晋祥、杨虎等诸位先生。他们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用毕生的努力为赤峰地区的考古文化建立了系统的文化谱系，构建了完整的时空框架。

　　1959年刘观民、徐光冀主持发掘了夏家店和药王庙遗址，区分开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确定了两种文化的相对年代，并正式加以命名。报告中指出：“联系近年来在河北北部，和辽西一带的考古发现，我们感觉对商和先商时期的研究，这里应该是重点地区之一。”[5]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62年徐光冀先生在赤峰城北的蜘蛛山主持发掘了包含多种文化层的遗址。在2万平方米的遗址上，仅仅发掘了200平方米，就发现了弥足珍贵的红山文化。在红山文化层上边还存在着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存。在蜘蛛山这个文化山丘上还出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其中带有铭文的秦始皇时代的陶量十分引人注目。汉代建筑瓦当证明这里曾经有过相当规模的建筑，因为这里是联结着燕北长城的河川要塞[6]。

　　这座文化山丘至今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它堪称赤峰城中最重要、最宝贵的文化遗存。保住蜘蛛山遗址是当代赤峰人重要的文化责任。

　　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刘观民主持发掘了位于红山区的西水泉遗址，证实红山文化已经是定居模式，主要分布在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哲里木盟（今通辽市）东部、朝阳市和承德地区，证明了红山文化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房屋[7]。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考古事业也和其他各业一样，基本处于停顿状态。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考古工作最先开始复苏，原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在苏赫先生的带领下，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培养了邵国田等一批本土考古工作者，突破性地发现了小河沿文化。在艰难曲折中所取得一些考古成就也非常值得称道[8]。

三

　　以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大型祭祀遗址和凌源牛河梁坛、庙、冢礼仪性建筑遗址的发现为标志性事件，引发了红山文化考古研究的新飞跃。

　　进入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首先发现并发掘了朝阳地区的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重大的文化线索。依据苏秉琦先生的要求，要在三县交界的牛河梁地区多做工作。果然不出苏公所料，时隔不久发现了牛河梁红山文化大遗址群，这对红山文化的认识获得了重大突破，受到了国内外考古界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红山文化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与两个人的名字紧密相连。他们就是已故的中国考古界泰山北斗苏秉琦先生和他的学生、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苏秉琦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理论，中华文明发展多元一体的理论，中国国家形成的三阶段理论和国家发展的三模式理论，为建立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大顺先生师从苏秉琦先生，1965年本硕连读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生致力于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事业。他们对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牛河梁地区发现了大规模的积石冢群，先后科学发掘了第二地点、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第十三地点和其他积石冢。三层圆台式大型祭坛、广场和女神庙，出土了女神头像。在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玉器。玉龙、玉佩、玉筒型器等一大批红山文化代表性的器物，足以证明红山文化已经跨入了文明的门槛[9]。苏秉琦先生到达牛河梁后欣然题词：“红山文化庙坛冢，中华文明一象征。”这是对红山文化地位的一锤定音。苏公在而后的多次谈话中说道，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系的直根系。

　　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消息，向世人宣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线索，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遗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被称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终于有了真正的考古证据。参加过1988年全国高考的同学还应该记得，其中的一大段语文阅读材料就是苏秉琦先生论述红山文化新发现的内容。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掘整理，在郭大顺先生的主持下，历经十年、多次推翻重写，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三大卷皇皇巨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报告（1983-2003年度）》，终于在2012年底面世了。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红山文化终于进入了高光时刻，引起举世瞩目。

　　1987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杨虎先生主持发掘了敖汉旗西台遗址。发掘了保存完好的两座南北相邻的长方形围壕，应该有了“城”的含义。遗址中出土了10件陶范，其中两组陶范为合范，是铸造青铜器的模具，在房址中出现了雕塑精细的女性陶塑。这些发现证明了红山时代已经有了青铜铸造能力。城与青铜的出现，这是文明产生的公认的标志性事件[10]。

　　2000年，由邵国田主持，在敖汉旗四家子镇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红砂岩人造像和方形玉璧，丰富了对红山文化人物造像和用玉制度的认识[11]。

　　2001年至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主持发掘了敖汉旗兴隆沟遗址，清理了一批房址、居室墓、灰坑，出土了一批陶器、玉器、骨器、石器、蚌器，推动了对红山文化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的深入认识[12]。

　　2008年11月，在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在红山区文钟镇发现了魏家窝铺遗址。2009年至2011年由内蒙古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对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大量遗存。该遗址被鉴定为红山文化早中期遗址，证明了红山文化不仅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受到了来自中原后冈一期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13]。

　　2009年，由辽宁省考古所王来柱主持，对凌源市的田家沟遗址进行了发掘整理，出土了玉器19件，以及彩陶盖罐、夹砂红陶罐、红陶塔型器、石斧等一大批文物，证实了五千年前的红山社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2012年，敖汉旗博物馆发现了红山文化全身男神像，引起一时轰动，证实了红山文化敬天法祖理念的客观性。

　　2015年，由辽宁省考古所熊增珑主持，发掘了朝阳市半拉山遗址。出土了大型人物石雕头像，玉龙、玉钺等红山文化代表性器物。这个遗址上又一次再现了坛、庙、冢的典型布局，又一次引起国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14]。

　　时光进入到2015至2020年，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出土了大批九千年前的玉器，改写了人们对中国玉器发展的认识。小南山文化在玉料选择、玉器加工等方面与红山文化产生过深入的交互影响[15]。

　　早在1971年农历八月，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三星塔拉村发现了勾型器，几经周折收藏在旗文化部门。经过本土文物专家初步观察，这是一件无法详细断代的早商玉器。这件玉器尘封了十几年后，随着红山文化的发现有了重大突破，文博人员幡然醒悟，这是一件来自远古时代的红山文化玉器。经苏秉琦先生鉴定，这是五千多年前红山文化先民们雕琢的最早的玉龙。最有价值的就是龙的造型，它是出土最早的龙形实物，于是这件玉器命名为“三星他拉红山文化C型大玉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这件玉龙已经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象征，是限制出境展览的国之重器。现在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巴林右旗征集的大批那斯台红山玉器也有了确切的文化定义。翁牛特旗馆藏的黄玉龙、大型玉钺，都得到了类型学上的依据。北京地区、天津地区、海外博物馆，早期收藏的同类玉器同样得到了类型学上的支持。

　　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辽宁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和赤峰本土的文博考古工作者及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们，赤峰学院文博专业的师生们，在赤峰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经过几代考古学家整整一个世纪的努力，基本建立了赤峰地区的考古学谱系，形成了西辽河地区史前文化的时间和空间的架构。赤峰市也成为国内考古学文化命名最多的地区。

　　1993年、1998年和2004年，赤峰地区举办了三届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又连续举办了十二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有力地推动了红山文化的研究事业，有效扩大了红山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

　　2013年赤峰学院成立了红山文化研究院，开始把红山文化研究纳入日常的、规范的学术研究轨道。依托国家、自治区、市和校级研究项目，红山文化研究院开始有计划地创建红山文化学工程，依托最新的考古成果，开始了红山文化应用创新的历程。2019年，原创了大型舞台剧《万古红山》，上演后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团队在近年提出了一系列红山文化研究成果：红山社会为神本社会；龙（天）神崇拜与祖先神崇拜是其文化思想的两大支柱；敬天法祖是它的基本特征；“两个世界”是观察红山文化区别其他文化的主要标志；红山文化开启了由巫而王，由祀而礼的中华文明发展道路；奠定了远古中国人的天人观，自然观和社会观；进一步证明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系的直根系”论断。

　　种种原因，赤峰地区近二十年来红山文化考古的主动发掘几近停滞，以往的发掘材料迟迟不能公布。从发掘次数和公布材料来看，远远不如20世纪50、60年代的数量，甚至不如“文革”期间的工作成果，严重迟滞了对红山文化的深化认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廓清历史迷雾，寻找到自己的文化源流，正是我们当代人重建文化自信，继往开来，跨入新时代的伟大文化使命。我们期待着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事业能再一次跃上新台阶，进入新境界，实现新梦想。

　　注释：

　　1宋毓蒲《怀念佟柱臣老师》一文，见于《血脉相连的红山》（内部资料）。

　　参考文献：

　　〔1〕郭治中.红山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01):45-53.

　　〔2〕安特生,袁复礼译.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M].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1923.35.

　　〔3〕梁思永.梁思永考古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44.

　　〔4〕赤峰市红山区地方志办公室,赤峰市红山区文化局编.红山文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6.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4(01):111-144+194-207.

　　〔6〕徐光冀.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J].考古学报,1979(02):215-243 +279-282.

　　〔7〕刘晋祥,杨国忠.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82(02):183-198+265-266.

　　〔8〕郭治中.红山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01):45-53.

　　〔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