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我 获得更多精彩 “红山文化”是如何被“挖”出来的？  [引题]:现在，闻名世界的“红山文化”早已成为赤峰市的最好名片。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初掘 “紫峭削壁，如霓如云，返照壁间，棱角愈见。”这样的描述出自李调元的《出口程记》，写的正是红山。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阴历四月初四，这位清朝诗人途经红山时，被这座突兀于天地之间的山所吸此引，为之感叹。十三年以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六月，人们在红山脚下始建兴教寺（关帝庙），筑有碑亭，内有一记胜碑，其上刻有：“山水环绕，南有宝山之巍峨，北有河水之润泽，其东北诸峰赤色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仅此而已。即便到了清末，赤峰举人赵玉丰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游玩于红山时，也只是写出了：“不见奚王帐，红山万劫秋。河声吞赤壁，月色挂丹邱。毡雪汉臣泪，燕支胡女愁。谁能倚长剑，遗迹吊松州。”目光所及不过千年而已。 1929年（民国十八年），赤峰县知事孙廷弼主持编纂的《赤峰县志略》对红山的记述仍是：“其山势突兀，岩石秀润，尤为赤属群山之冠。山下有龙王庙一座，每当夏令，士人恒携拑酒往游焉。” 实际上，我们的红山文化尽管悠久得令人心醉，但直到上个二十世纪之初才逐渐为人所识，而且最早对其进行考古调查的是洋人，是日本人和法兰西人。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三十四年，日本人鸟居龙藏进入当时的热河省，前后三次共居留了27个月。他对赤峰英金河畔的几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察。1914年，民国三年，这个日本人发表了《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出在中国的热辽大地上有远古文明的信息。1924年，法兰西传教士桑志华、德日进来到赤峰，对红山前（山南）进行了实地考察，也采集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但不论是日本人还是法兰西人，他们当时的工作仅限于对地面文物的采集，即便是偶有挖掘，也没有对地层的内涵进行确切的观察。直到1930年，我国老一辈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由黑龙江转道通辽入热河境内，经开鲁、天山、林西、经棚至赤峰。他在英金河北岸和南岸，包括红山嘴（红山前）在内的沙窝等地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考察。当时，梁思永在南北宽约2.3里，东西长约4.5里的范围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较晚时期的文化遗存，并采集到细泥红陶片、夹砂灰陶片、细石器、打制石器、骨器及青铜器等遗物。但因病及对城子崖的发掘，梁思永于1934年8月才完成了《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的调查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梁思永认为西拉沐沦河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别，应作为专门研究课题，并已注意到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作为南北文化接触地区的重要性。 1933年，日本驻赤峰领事馆代领事牟田哲二曾把他在红山及其附近采集到的一批陶器、石器、青铜器等重要文物赠送给来赤峰访问的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助教寅次郎。这个日本人回国后，将这批文物放到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教室，供师生及当地考古界人士鉴赏，从而引起了日本考古界的注意。同年，牟田又与鸟取森男、金子健儿等人对红山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一次调查，又将一批出土文物赠给了到赤峰进行发掘考察的东亚考古学会。 这一年的秋天，以德永重康为首的满蒙学术调查团第一次来到赤峰，其中研究人类学的八幡一郎等人又对红山一带进行了调查。他们从红山前以及祼露着花岗崖岩的西崖下采集到许多文物；在红山后（山北）清理发掘了石棺墓数座，并带走了全部出土文物和征集品。两年后，也就是1935年，以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滨田耕作博士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员，对红山前、红山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事后，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对发掘和辑录的第一手材料及出土文物进行了综合整理与分析，于1938年出版了考古专著《赤峰红山后》。 在这本书中，滨田等人详细地记述和分析了中国长城以北新石器时代文化，让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中国长城以北的热辽大地，早在五六千年以前，有一支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渔猎的远古先民，生生不息，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  再识 新中国建成立后，红山吸引了更多国内专家和学者们的目光，并最终确定了“红山文化”的地位。 1954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先生在出版《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时，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出土文物的章节并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将其命名为“红山文化”。 同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者汪宇平来到赤峰，对红山及其附近进行了调查。他在红山西南坡脚下的龙王庙平地上发现了红陶片，在山脚东西长约60米、高1.5米的文化层中发现了红陶片和石斧，在红山西南东园子村的东北台地上发现了许多灰色绳纹陶片（汉代遗物）以及红褐色陶片、罐、盆之类，其中还有少量彩陶片和石斧。 1956年7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裴文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吕遵谔先生率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门化三年级部分学生及汪宇平等一行人到达赤峰，对红山前的三个地点、红山后石棺墓地和红山后北大沟进行了一次考古教学实习，复查发掘。经考察，他们发现除过去已经比较明确的细泥红陶、彩陶与石器、细石器共存的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之外，在过去所谓的“赤峰第二期文化”中还包含了几个不同性质面貌的阶段，而且其早晚诸阶段既可以与中原一带对照，又可以看出它们自身的特征与传统关系。他们还指出，关于“赤峰第二期文化”年代问题，滨田耕作等人认为属秦汉时期（最可能是盛秦时期）。但经过这次复查，据其文化内涵观察，如高脚分裆鬲、磨光夹砂红陶、磨光打制石器、青铜镞和石棺墓等，其年代不会晚到秦汉，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应比秦汉时期更早。 随着对红山文化的研究深入，专家和学者们又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196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徐光冀等人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队的密切配合下，对夏家店、药王庙遗址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发掘，发现了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堆积，并以初次发现这两种文化相对关联的地点和层位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早商至西周；对原“赤峰第二期文化”所包含的主要内涵称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战国前期。同年，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的苏赫与敖汉旗文化馆的文物工作者首次在石羊石虎山发掘出红山文化时期墓葬一座。 石羊石虎山位于孟克河西岸，在新惠镇北一公里处。这座山的西南有一土沟，在洪水的冲刷之下，从两侧沟壁祼露出了灰坑和骨骼，再往西约200米土沟的南侧发现墓葬一座，内有仰身骨架，但已残破，只剩下头骨及四肢。随葬品有陶器、石器、蚌器等三十余件，大部分完整。其中，陶器有罐、壶、盂、钵等，以细泥红陶和夹砂黑陶为主，手制，素面居多，仅有黑红色彩陶一片，首次发现双耳双口连通壶，而彩陶盂上的红陶衣及黑纹形，在制法上与红山文化的红衣彩陶有些接近，但彩绘的纹饰为回形纹，又与红山彩陶不同。陶盂的器形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盂接近，石器有斧、刀、镞、珠、纺轮等。 富河沟门村位于距巴林左旗林东镇70公里，位于乌尔吉沐沦河东岸，富河自东北穿过村中，于村西南汇入乌尔吉沐沦河。在村北两个相邻的山岗上有远古时期的遗址，分布于山的南坡，南北宽约200米，东西长300米，地表隐约可见许多小片灰土圈。这些灰土圈共150余个，东西排列有序。 金龟山遗址位于林东镇北30公里处，为乌尔吉沐沦河西岸的两座相连的山岗，高出河面约40米。在这座山的南坡较缓，有东西宽130米，、南北长120米的遗址，从山脚至山腰隐约可见“灰土圈”41个，东西排列有序。 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对上述两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和调查，在富河沟门发掘了12个灰土圈，发现房址37座。同时，他们在金龟山试掘了一个灰土圈，发现了相互叠压的4座房址，出土的器物群与富河沟门文化性质相同，但也有一些特点，是时间早晚的不同。与此同时，内蒙古工作队还在位于林东镇北35公里，乌尔吉沐沦河东岸的杨家营子发现了一处遗址。这处遗址位于村北的山岗冈上，当地人称作半拉子山。在坡度平缓的东南坡中心区，考古工作者从地表采集到的遗物有的与红山文化相同，有的与富河沟门遗址相同。在这里共发现了4座红山文化的房址，被富河沟门文化叠压，从而明确了两种文化在这里的相对年代。 其中，富河沟门文化遗址无论在陶器、石器与骨器等方面，有其自身特点，与红山文化有明显不同，因此命名为“富河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乌尔吉沐沦河流域和西拉沐沦河沿岸。富河文化以相当成熟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和“之”字形纹直筒罐、圆足钵为主要特征，表现出更多的原始畜牧业类型。  扬名 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刘晋祥、赵信、郑文兰、杨国忠等专家对赤峰西水泉和蜘蛛山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 1982年5月，辽宁省阜新市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查海遗址； 1982年冬天，敖汉旗文物普查时，先后发现了兴隆洼遗址、赵宝沟遗址、小山遗址； 1979年至1983年，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山区大凌河流域先后发现和发掘了距今5000年前的大型石砌祭坛、女神庙和数处石冢群，并发现一批极为珍贵的出土遗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