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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的地理位置重要，是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天津，进攻华北的重要后方，北宁铁路是他的交通要道。因此，当年冀东的抗日斗争异常残酷。至今，我也难忘在冀东抗战的艰苦岁月。 一、根据地建立 1938年，李运昌同志遵照党中央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领导冀东人民武装大暴动，建立起冀东第一支抗日武装。此次起义规模声势之大，震惊中外，鼓舞全国人民。 冀东武装起义成功之后，李运昌同冀东地下党一起积极发展农村党员和“抗日救国会”，建立抗日根据地。很快建立起县、区、村党的组织的抗日民主政权及抗日救国会，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各项政策。发动群众反奸清霸，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 1939年5月，我加入抗日救国会，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40年3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我参加抗日武装游击队，任文书。当时游击队，主要是打击附近据点出来骚扰、勒索群众的特务、警察和小股敌人，保护群众。 1940年，“三级”党、政组织建立之后，实行“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有力有序地保证部队供给和抗日经费的需要：部队每人每月发36斤、地方干部发30斤米票；每人每年发一身单衣；两年发一身棉衣；3个月发一双布鞋；半年发一双袜子；钱分文不发。为了随时准备转移或战斗，干部、战士终年不能脱衣睡觉。尽管生活待遇微薄，战斗环境艰苦，但要求参军的农民，却络绎不绝。 二、打击日伪军 1940年，日本侵略者兵力不足，难以应对我各地风起云涌出现的抗日武装，逐阴谋“以华治华”，利用汉奸齐燮元，组建起一支庞大的伪治安军，营以上单位设日本顾问。伪治安军建成后，以连、营、团为单位，分驻华北、冀东各地。 伪治安军虽然武器精良，但战斗力低下。我军针对其弱点，一面加强政治攻势，一面集中优势兵力攻打伪军，对日军则采取游击战战术。我军的战略战术：一是打据点。主要打伪军据点，这一战术付出小，收获大；二是打伏击。设完埋伏圈，日军进入，打日军；伪军进入，打伪军；日伪军一起进入，便一齐打，每打必胜。 我参加同日伪军作战7次，其中较大的战斗3次：一次是打榛子镇据点日军汽车，我游击队在大下岭罗家大院设伏，墙外即公路，在公路中间挖一陷坑，汽车陷进，我们从墙上，居高临下，一阵猛打，打完就跑，待援兵到，我已走远。车上十几名日军，除两名活着，其余全被我们击毙。第二次是配合主力部队，在大下五岭设伏，打上五岭据点出来“扫荡”的日伪军，29个日军全被我军歼灭，100多名伪军向我缴械投降，我军无一伤亡。三是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榛子镇去古冶的日伪军，我主力部队一个营加游击队约600人，在小寨村公路上借青纱帐设伏。敌人队伍距离拉的很长，日军100多人，伪军200多人，伪军已过埋伏线，日军刚进埋伏线。战斗打响，日军被我歼灭大半，敌援兵到，我军撤出战斗。此次仗打的很艰苦，我军也有不少伤亡，游击队中也有人牺牲。游击队两次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表现积极勇敢，受到团长曾克林的表扬，并奖励10支步枪。 全国全面八年抗战中，我冀东子弟兵打了不少胜仗，歼灭大批日军，不少伪治安军在我军猛烈强击之下，成建制向我军缴械投降。所以我军在几年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是我军发展壮大重要因素之一。 三、反“扫荡” 1941年开始，日伪军集中重点，对我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大“扫荡”，企图消灭我军。虽然敌人兵力声势大，但动作慢，我军在有限时间中，采取了转移对策。地方干部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斗争。人员以一二个人为单位分散活动，这易于依靠群众挖秘密地洞隐藏。敌来我藏，敌走我出。虽然我以这个办法躲过每次大“扫荡”，但在敌人每次大“扫荡”中，都有抗日工作人员困躲藏不及，被捕或牺牲。1942年春，我迁滦丰联合县在100天里，换了3次县长：县长于沫之，4月黑山沟被日伪军包围，壮烈牺牲；换张昆山为县长，一个月后又牺牲；此后又换了甄一时为县长。可见冀东抗日斗争之残酷。 大“扫荡”中受害最重的是老百姓。日伪军每到一地，必把村民赶到一起，刑讯逼供，追问谁是“八路”，谁给八路办事，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打死，但从无一人招供。日伪军还以搜查八路为名，伪军借机抢劫财物，日军强奸妇女。 我军在敌人“扫荡”间隙，对分散的日伪军照打不误。大“扫荡”敌人来打我军，打不着；我军打日伪军，每打必胜。敌人对我军游击战战术，一筹莫展。 四、反敌“沟壕碉堡”，“百里无人区”政策 1942年夏，日军从大“扫荡”改为步步为营，长城外搞纵模百里无人区，把老百赶到百里之外，搞“集家并村”。日军企图以沟壕碉堡，据点密布，百里无人区，封锁阻断我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搞垮我抗日根据地，扼杀我抗日工作人员。 敌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每隔10里左右，设一伪军据点；每隔一二十里挖一道封锁沟，沟深沟宽3丈6尺。敌人在道口、山头设碉堡，由伪军把守。每十几个20个村落设一警察局，大联乡，保甲制，老百姓发“良民证”，各村要成立“反共自卫团”。敌人一心要把我抗日人员同人民群众分开。 我党的对策是“你到我这来，我到你那去”。所以游击队编入主力部队，县、区干部只留少数人转入地下，监视敌人。因此游击队多数随部队进入同冀东彼连的敌占区，即热南、热东和辽西各县广大农村，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我主力部队到新区后，打据点，捣毁伪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各项政策，发动群众反奸清霸，镇压汉奸，以此做好群众工作，团结爱国的上层人士，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有益建立抗日根据地。 五、“虎口”逃生 1942年，部队和地方广大干部搬出根据地时，县委组织部长石塘把我留下来，任务是做县委联络员，同他秘密联系。1942年腊月二十三日，因人告密，榛子镇日伪军前来抓我。天未亮即把我村团团包围。这天夜晚，正赶上我邀大联乡长张鹤轩到村公所谈话。几个日军和伪军闯进村公所后，把我们在村公所的5个人赶出门外，命令就地蹲好，由两个日军看着。我趁日军找柴准备烤火时，溜回村公所门里，跳了4道墙，跑到唐宝（党员）家。此前我同他在他家北厢房锅台下，挖了一个秘密地洞，灶堂是洞口，大锅坐上后，锅沿抹上泥，用锅作盖，同其他灶堂无异，平常烧火做饭。现在危难之中派上用处，我俩藏进地洞。 天亮后，敌人指名找我，全村搜了遍也没找到，就把我父亲抓去打了一顿了事。我躲过了一劫，但敌人由于没抓到我，把村“反共自卫团”团长张宇、班长张瑞抓住，宣布你村“反共自卫团”是假的，私通八路（指我）。敌人把他俩带到榛子镇据点，残忍杀害了。 1943年夏，新区建立之后，我主力部队及地方干部除留新区工作者外，全部返回冀东，打据点、炸碉堡，平沟壕，捣毁伪政权，取消保甲制，解散“反共自卫团”，发动群众清算复仇。小据点的日伪军，纷纷逃往大据点。 我军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奋斗，冀东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根据地恢复后，我被任命迁滦丰联合县财粮科主任会计，具体负责全县财粮、布匹、鞋袜的征收、保管、分发工作。 六、粉碎敌人的“铁壁合围” 日军在沟壕碉堡、据点密布失败之后，为强固对我冀东的占领，从关外调进大批“满洲国”兵，进驻县城及铁路沿线。敌人在恢复大“扫荡”、外加县、县大据点日伪军联合中，引用“铁壁合围”之术，斗争仍异常残酷。 1944年10月，在敌大“扫荡”间隙，我冀东特委在丰润县杨家铺村召开“减租、减息”工作会议；迁滦丰县委同时召开区委书记会议。一方面向特委汇报减租、减息试点情况；一方面听特委指示，研究下一步工作。不料，10月17日，北有遵北，东有迁安，西有玉田，南有丰润，4县加唐山市日伪军（主要是日军）联合，对杨家铺村团团包围。保卫特委的有军区特二边、路南支队约3500多人，配置十几挺机枪，这是一支很能打的部队。经过激烈战斗，冀东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宣传部长昌光，《冀东日报》社长吕桂芬，13地委书记兼专员丁振军壮烈牺牲；军区卫生部长刘韶九负伤，爱人牺牲；迁滦丰县10名区委书记8名牺牲；县委书记林峰负伤，宣传部长张坚牺牲；县长甄一明带的两个警卫员牺牲，文书刘治民打掉胳膊被俘。两支部队冲出不足百人。这是冀东最大的一次损失。 事后，党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对冀东的损失十分关注，决定：将冀东特委升为冀东区党委。派苏林燕为冀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派张达为常委、宣传部长；派阎达开为常委、民运部长；派张明远为常委、冀东行政公署主任。冀东军区原司令员李运昌，副司令员詹才芳、政治部主任李中权为区党委常委，李运昌代理区党委书记。冀东党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 七、舍命保秘密 1944年，敌人恢复大“扫荡”。 11月4日，敌人包围徐家洼村。危难之际，我把我隐藏的秘密地洞让给县长甄一明（后改名张兆仁）。他见我背的驳壳枪目标大，临时把他的小手枪换给我，我把枪套穿在裤带上，到柴草中隐蔽。伪军将搜索到我时，我钻出来就跑，伪军边追边打枪。我在跌倒时，趁势把枪埋在土地里，但枪套还在裤带上。我刚跑了不远就被敌抓住，敌人开始向我要枪，并问我干什么工作的？我谎称是县长通讯员。敌人一要我找县长；二向我要枪。我只说：县长同我夜间就散了，他跑哪去，我不知道，枪他拿着呢。任凭严刑拷打，我挺过来了。县长保住了，我经手的大批财物未受损失。敌人把我以八路军通讯员之名押送唐山伪行营军法处关押审讯。审讯中，鉴于未提枪套情节，敌人对我既无人证，也无物证，我就极口否认“八路军通讯员”的职务。 同我押在一个监号的农民赵荣祥，是被误当八路军抓捕来的。他是唐山北黄草营人，他有保，要释放他时，夜间悄悄问我：“我出去你有啥信没有？”我问他，你们村有金绍华你认识不？他答是他外甥，“我是他亲舅”。金绍华是我们财粮科的见习会计，于是我把我的真实情况及审讯情况告诉了他，并叫他转告组织放心，我所知道的秘密没有暴露，我只要活着就继续革命。 赵荣祥出狱后，找到四区区长高风池，把我的情况一一告诉了高区长。高区长立即报告县长及财粮科长许岗清。组织通知我在狱中及审讯未承认八路军的情况后，许科长会同我父亲托人营救。我父亲求村子写了保状，拿上钱、物托人去办。接了钱物，伪军法处宣布我“无罪取保回家”。出狱后，我去见县委组织部长彭涛，彭表示：你被捕前后的情况，县委都知道了，对你表示满意，并即恢复我的党籍。一个月后，被调中共15地委工作。 八、反对敌人“三光”政策 敌沟壕碉堡政策失败之后，又恢复大“扫荡”加“三光”政策。所谓三光政策：即抢光、烧光、杀光。抢光，主要是抢粮，我们的对策是：部队保卫秋收，农民庄稼一熟，即快收、快打，快藏，坚壁清野，把粮埋在地里，敌来抢不到粮。烧光，首先对百里无人区内的房子，见房就烧；长城内常住八路军村庄，房子大多也被烧光。杀光，主要对我抗日军民，首先是百里无人区内见人就杀；其次是日伪军在其地、其村遭我伏击，日后来报复老百姓。例如日军在丰润县潘家峪村遭到我军痛击。1941年腊月廿九日，日伪军把该村包围，主要是日军把村民赶到一个大院，叫村民坐在已洒上汽油、埋上炸弹的柴草上，后日军机关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村民男女老少1200多口人，全被打死、烧死。 长城外新区的斗争更加惨烈，开辟新区的干部，一年内，不是牺牲，就是被捕，所剩无几，全靠我冀东干部补充。经过3年艰苦搏斗，重新的抗日根据地建成，同冀东老区连成一片。我冀东区党委又增加热南、热东两个地委。冀东军区改为冀热辽军区，李运昌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领导冀东军民八年抗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也付出了很大牺牲。 日本投降后，我被调冀区党委工作。在全国全面八年抗战中，我遇到的险事多多，未死，深感荣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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