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通将军 驰骋于大江南北 罗 通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制定了所谓“对华新政策”，即以打通平汉线、粤汉线确保占领区为目的，大力扶持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促成汪蒋合流，推行以华治华，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后方，以挽救它的失败。1943年，中国敌后抗日战争形势依然严峻，环境更加艰苦，敌顽我三角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在中原地区，尤其在鄂南，驻鄂日军为贯彻日军大本营的战略意图，加强了对水陆交通线的控制，江上游戈的舰艇增多，公路沿线据点增密。日军还加紧了对边区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先后发动了春、夏、秋季三次大“扫荡”，尤以6月底至9月初的秋季“扫荡”最为残酷。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在奉行消极抗日、观望的同时加紧了反共活动，出动大批军特武装“围剿”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年初，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别动队第六纵队盛瑜部，从江西进入鄂南，对我实行“驻剿”。盛瑜与戴笠是同学，素有“磨擦专家'之称。他任命马钦武为第一攻击司令，任命廖义华为第二攻击司令。马、廖两部各1000余人，是我鄂南军民的老对手。他们不打日军，专司反共。马款武部占据了我樊湖中心之木门、鲊州，直接威胁咸武鄂、武鄂、鄂大根据地；廖义华部复进占谭家桥一线，使我东西两片根据地之联系被隔断。除这些特务武装外，国民党顽固派还利用日军各次“扫荡”的空隙，多次出动嫡系、桂系和川系的正规军对我鄂东鄂南根据地进行“围剿”，我游击根据地常与敌犬牙交错，形成旋得旋失的拉锯局面。 根据这种新形势，边区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根据地实行部分主力部队地方化，大力发展县区乡武装，做到主力与地方武装紧密结合，时而分散，时而集中，争取主动，伺机打击牵制敌人。这时期，我军主力采取了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在各根据地之间跳跃回旋，南出北进，骑江作战。这种战术使我江南、江北、山地、沿江各地区的斗争相互呼应，互为犄角，鄂南形势为之一变。 1943年1月，我任黄冈指挥长，4月又接替熊作芳调任鄂南指挥长。我指挥的主力部队四十一团一共才5个连。四十一团在江北本来还有5个连，但后来被编走充实了其他部队，只给我留下营级干部。我就带着这5个连的兵力一会儿在江南打几仗，一会儿又去江北打几仗。去江北时，我还要在鄂南留下一个连坚持，仅带4个连。在江北主要是参加五师和十四旅主力反击敌伪和广西军的进攻。在鄂南则是会合各县武装打击对付敌伪军和王翦波、李慧吾、马钦武和廖义华等敌伪顽。所以我这几百号人既是主力也是地方武装。 江北打的几仗都是临时把我招呼去或碰上的。第一次是国民党李品仙、程树芬进攻鄂东根据地，从大小悟山、浠水、蕲春一直攻到江边。占领了方高坪、林家大湾、铁匍、陶店。我过江配合五师主力反击顽军。我军在浠水白石山歼灭了程树芬的挺进军第十七纵队。在这次战斗中，四十一团牺牲了一名营长，他是广西人，起义过来的，打仗很勇敢。 第二次也是五师主力在鄂东作战，用电台调我回江北，说是反顽进攻。五师主力几千人，包括十四、十三旅和特务团，以师政委任质斌为首，还有周志坚、张体学、熊作芳和吴林焕等同志。我过江时，他们在林家大湾那里。我与任政委一见面就发现他脸色难看，说话也很紧张。一问得知，我军司令部刚刚遭到顽军袭击，丢了两部电台，顽军大部队还在伺机围歼我们，形势很严峻。我说，你们走吧，我熟悉地形，我来掩护。任政委又决定留下熊作芳同我一起。我们俩就带着四十一团4个连，掩护五师主力向东转移。掩护一完，我们也安全撤到了陶店。 还有一次我带部队回江北参加反顽，一过江恰逢广西军进攻，陶店、铁铺这些沿江城镇已被敌人占领。我军只能顺着长江堤走。走到黄州和团风之间时，桂系顽军的重机枪突然从侧面向我行军队伍打来。我骑的骡子被打得到处乱蹦，顿时两名战士牺牲，一名带彩。我当即命令部队占领一个干湖上的土丘，背水还击。我军两侧，一边是黄州，一边是团风，没有退路，等于陷入绝境。我们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那天要是猛攻，我就要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了。但是敌人没敢下这个决心。他们面对身经百战的新四军，进攻不动反而损失惨重。我军阵地前布满了尸体。夜幕降临，敌人只好退却。我集合部队，大摇大摆地到了王家坊。那次作战，部队疲劳得很，但是情绪很高。我们不仅没受多大损失就脱离了险境，而且消灭了很多敌人。我们的老供给主任买了一口猪，杀了吃了，部队休息了两三天。 在鄂南，我军也是采取渡江作战的方式。1943年5月，马钦武和廖义华联合进攻我鄂大根据地，占领了樊湖。熊作芳回江北调任四分区司令。我是黄冈指挥长，接替他任鄂南指挥长。那天早上，我带四连过江交接，在鄂大与熊作芳会合。天亮后，我带一个班，熊作芳带一个班，还有四分区副主任余潜和一位排长，去前面看地形时被敌发现。敌人是廖义华部。他们死命攻击我们。我和那位排长站在一起，一粒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他一摸没有血，只有一个枪眼。我说你带彩了，话音刚落，他就倒下栖牲了。敌人正在向我阵地猛烈攻击，我让熊作芳和余潜去我们后面那个山上调四连上来，我在这里组织还击。我的警卫班战斗力很强，敌人始终攻不动。四连由指导员叶丛带领，战斗力也蛮强，上来后加强了我军火力。敌人看到我们有条不紊地还击，还增加了兵力，知道遇上了新四军正规部队，不好对付，只好放弃进攻向对面山上溃逃，敌人一跑，熊作芳夺过重机枪就打，实施远距离射击，吓得敌人像放鸭子一样四处乱窜，山上有草有木，跑又跑不动，狼狈得很。那里地形不好，我军没有追击。 我骑江作战多次遇到过这种遭遇战。一过江即接火，我军背水作战，回旋余地小，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双方都不清楚对方底细，这种场合就靠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指战员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沉着镇静，在每次狭路相逢中都取得了胜利，表现出优良的军政素质。 6月份，四、五军分区合并，为我军握起更大拳头打击鄂南日伪顽特创造了条件。同年6月、9月、11月，我军三次南渡长江反击马钦武、廖义华的进攻，取得了较好的战绩。 第一仗，我和张体学各带一个小团渡江，反击廖义华、马钦武顽军侵占我鄂大中心根据地麻洋垴、富家坳。我过江时碰上了廖义华的长江巡逻分队。敌人在南岸堤上封锁江面，我军在木船上，实施强渡。将敌顽击溃强渡成功，我们以为敌顽有所准备，但我仍然按原定计划行动。猛烈进攻富家坳时，敌顽还在睡大觉，我消灭了马钦武一个大队和他的司令部，缴获电台两部、俘敌300余人。我继续攻麻洋垴，敌顽固守工事顽抗，打到下午3点钟，我们决定撒出战斗回江北。我带两个连留下掩护，张体学率主力趁白天先行过江。主力过江时，敌人却溃退了。我派出两名侦察员，通知体学，敌人溃退了我就不走了。接着我率两个连尾追敌顽打扫战场。这次战役我们取得了收复鄂大的胜利。 第二仗是我和鄂南地方武装打的。也是以少胜多，1943年秋，马钦武进驻鲊州，在我心脏插一刀，廖义华侵占谭家桥又在鄂南山地咽喉插上一刀。大幕山已被他们控制了，我沿江与山区被隔断，使我活动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在沿江只剩下了樊湖，还经常受到马钦武的扰乱。我主力部队在江北与日伪顽作战，马、廖两部却趁此机会在鄂南为非作歹，捕杀袭击我地方干部。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定集中鄂南武装狠狠教训他们一下。 9月的一天，我带领一个连从王家坊出发，渡江到鄂大会合了鄂大工委书记王表的一个连。这点兵力不够，还需会合咸崇蒲山地武装。为了避开武鄂马钦武骚扰地带，我和王表带部队返回江北，由张渡湖汪家集入夜再次乘船南渡。战士们在船上休息了个把小时，上岸后从葛店和新店之间插向覃公庙、北嘴，再乘船过湖到保福祠。战士们在船上又休息了三个多小时。天大亮了，在保福祠吃早饭。雷同他们当天下午陪我们到了咸宁余花坪，与李平和汤楚英带的两个连会合，一共400来人。 会合后，我们从余花坪出发，两天一夜急行军，绕到大幕山东北面。北去就是廖义华的后方。我们走一路打一路，把廖义华设在大山大岭的兵站、联络站、三青团、政训班一起收拾了，捕获了一些俘虏。我们一直打到谭家桥南面的傅家冲，造饭吃后，趁夜色兵分两路，一路由汤楚英、王表带3个连从茅无元、安然侧面向东打，直奔廖义华司令部驻地岩刘。我和李平带一个连和警卫班从傅家山上往下打，准备断敌后路。汤楚英、王表他们打得蛮狠，一下就突入了廖义华的司令部。廖义华和他的姨太太还楼着睡觉呢。我军袭击成功，一场混战后敌人四处逃窜。廖义华的姨太太也被抓获了。廖义华本人也被抓了，但他混在士兵中，我们不认识他，让他溜掉了。 我和李平一路攻打傅家山。山项有个军事哨，很快被我们解决了。接着我们向谭家桥方向发展。打到狮子头时，进攻受阻。那个山很高，山顶被一股打散的敌人占据着，约百把号人，确实不好打，我派五连去攻，久攻不下，上又上不去，我的警卫班长，叫嘎子，他说：“政委，我去打，非打下它不可！”李平用一挺机枪在那里打掩护，他带警卫班转到敌人后面攻上去了。几个手榴弹一甩，又用刺刀捅了几个，缴了几条枪，其余敌人都溃逃了，下午，我们两路人马才会合。这一仗打得漂亮，我们400来人的队伍，端掉了人家1200至1300人的司令部，挖掉了廖义华部的心脏。我们牺牲了六连指导员和两名战士，一人带彩。六连指导员叫张高升，樊湖人，曾任樊湖区委书记，精明强干。他老婆也是樊湖人，也很能干。 在返回余家坪的路上，我们抓的国民党政训指导员跑啦。他晓得我们才那点兵力，回去一报告，把廖义华气疯了，不服气。第二天，廖义华又率部队来追，一直把我们送到余家坪，我们展开杀伤他一顿才退走。廖部驻谭家桥是盛瑜插在我们向大幕山发展的咽喉上的一把刀，这把刀子一拔掉，我们松了一口气。 11月打上下倪村马钦武部，是四分区司令江洪岳组织的。集中了四十、四十一团的主力共900余人。江洪岳临时指定我任参谋长，夏农苔任政治部主任。我军消灭了马钦武一个大队，俘虏了敌大队长孟昭厚。我军伤亡也不少，四十团政委郑铎和科长任子衡带彩。这一仗还可以打得更好。如果不采取添油战术，而是集中兵力掐住独山，我们有可能歼灭马钦武全部人马。 这一时期，我军主力的作战特点就是江南江北来回跳跃，长途奔袭，打得主动、灵活。下面我还要说说鄂南的地方武装，他们为巩固和发展鄂南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兄弟部队转战大江南北的支持下，留在鄂南的四十一团与地方武装，组成了鄂南抗日游击总队。在李平，汤楚英领导下，和各县武装一起，对日伪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活动。他们分散以进行麻雀战，集中以突然袭击敌人，隐蔽以做群众工作。鄂南地形复杂，且被日伪严重分割，敌据点林立，密如蛛网。因此，小型武工队、游击队，能顶大用。我们把它比作“池有多大，水有多深，鱼有多少”。至1943年年底，鄂南的小型武装，已由早期遇情况即被迫转移，转变到主动灵活，进退自如。 鄂南地方武装还一直深入到了武汉南郊，曾两次打进武昌县日军据点油坊岭，并先后两次袭击敌重兵设防的武昌青山一带，特别是第二次奇袭青山飞机场，捣毁警卫机场的伪保安大队部，使武汉之敌震动很大。 日军在武汉青山白浒湾修建的备用机场，正在紧张地施工，伪武昌保安大队萧春庭部担任工地警戒任务。鄂南中心县委决定袭击青山机场，破坏敌人的修建计划。 青山机场在白浒洲上头，阳逻对岸。它的北面是长江大堤，堤外是天堑长江。它的西面是武昌北湖，碧水茫茫。它西北面的青山和东南面的鄂城、葛店、新店，都驻有日军。机场两头都只有一段狭窄的堤岸与外面陆地相联。这个机场从地理条件看，像装在保险柜里一样。但这个保险柜在抗日战士眼里并不保险。我们派侦察员侦察了解这个情况后，决定由江南扬帆江北，黑夜从江北向南，直趋白浒洲头，捣毁机场。 正是长江汛期，接受袭击机场任务的鄂南游击总队长汤楚英率一个加强排与武昌支队政委姜南平率的两个班汇合后，共58人，乘5只帆船，入夜从武鄂根据地出发，借东南风，沿长江北岸潮江而上。葛店的敌人避过了，新店的敌哨也避过了，但在阳逻江心扬帆时，被敌两艘巡逻艇发现，战士们立刻陷伏在船舱作好战斗准备。第一条船上的船老板转舵，装成向阳逻驶去的样子，其他4艘跟行。敌艇靠近喊话了：“干什么的”船老板轻轻松松地说：“去阳逻销货。”敌舰的探照灯晃了一晃，就让过去了。他们可能认为我们的船队偷运物资去供应他们哩。 午夜1点，我们的船抵白浒湾江堤脚下，58名指战员爬上了江堤坡。机场在眼前，伪军指挥楼就在堤内脚下，战士们在干掉了敌哨兵的同时，机枪手也把机场上的探照灯打灭了，58人齐向伪保安大队部的指挥楼发起冲锋。伪军猝不及防，乱成一团，争相逃命。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伪保安大队副被打死了，几个日军工程技术员被打死了，缴获了十几支枪，自已无一伤亡，乘原船落帆荡桨，顺流而下，躲在江北刘集附近一个湾子里睡觉去了。 敌人的汽艇、汽车、摩托车蜂拥而来，看到的是他们同伴的尸体。我们的影子他们没有瞧着，为此，日本侵略军在武汉戒严数日。 伪咸宁县自卫团团长熊彪，一贯为虎作伥，残害人民，牵制我军。其团部驻地窑嘴，三面临水，并有日军驻防。我军对窑嘴及其邻近据点甘棠阁，同时进行突袭，给予了沉重打击，并把甘棠阁的碉堡烧毁。在沿长江一线，粤汉铁路线上，湘赣和湘鄂公路上，许多日伪据点不断遭到我军的袭击。在武昌有青山嘴、土地堂、仙人山、保福祠；在鄂城有燕矶、碧石渡、泽林、华容；在阳新有三溪口；在大治有石灰窑；在蒲圻有茶庵岭、黄龙；在咸宁有小龙潭、马桥、庙山、蔡铺新街石灰坳、窑嘴等处。在我军打击下，有的据点拔除，有的碉堡烧毁。此外，我军还在各地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清乡”、“扫荡”。 为了打破日寇对食盐的封锁，我军采取有力行动，予以反击。沦陷区，敌实行计口售盐，以图控制老百姓和游击队。当时斤盐贵过斗米，人民不堪忍受这样的残酷掠夺。我鄂南总队抓住时机，夜袭咸宁小龙潭敌据点，抓来日本某垄断公司军商及翻译各一人，并缴获手枪3支、步枪5支、军马3匹，俘虏伪军3人。日军为此进行搜索“扫荡”，不能得逞后，不得不派员与我谈判，答应我方条件：首先不提高盐价，并送来机织布200匹，球鞋500双、西药一批、食盐若干担，还有一大笔日钞。这名日商经我教育释放后，还暗中送来我军需要的军用地图和望远镜。 日军霸占我国著名的大治铁山、下陆铁矿后，迫使中国战俘和劳工加紧开采。我军采取里应外合，两次组织暴动。解救出中国士兵和劳工200余人，迫使敌人一度停止铁矿开采。这一行动，打击了日寇“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侵华政策。 我小型武工队、游击队，利用人熟地熟条件，神出鬼没地在敌据点周围活动，牵制敌人，侧击敌人。我们把抗日的标语刷在武昌路珈山日军华中大本营，把税卡设在武昌市区八铺街。我们敢于进入敌据点，惩办死心踏地的汉奸、特务。在武昌和鄂城地区就有一些维持会长、日伪侦缉队长、坐探、保安队长被我武工队手枪队在其据点内就地镇压，并散发传单、张贴布告、宣布罪状，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活跃在长江沿岸和金水沿线的武工队，经常相机打击日军汽艇，或化装成渔民、船民，截击日军水上运输差船、夺取物资。 民兵是根据地最好的内卫军。如咸武鄂保福祠区，距敌据点很近，该地设有我军医疗所、修械所，是我大部队的休整地。白天黑夜，民兵坚守要道，监视敌人，发现情况马上像古代驿站一样接力飞奔，向我军报告。汉奸、特务密探如进保福祠，都是有来无回。敌人惊呼：“保福祠睡在摇篮里的娃娃都是新四军。” 在鄂南我党我军，十分注意做好统战工作。杨学诚、张体学、夏农苔等曾在鄂南亲自召集有影响的人士来开座谈会，向他们阐明我党我军抗日主张，争取他们与我党我军团结起来，合作抗日。各县（工）委负责人，对自己辖区内的开明士绅、进步知识分子，经常登门拜访，促膝谈心，以诚相见，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民主政府。他们为我们联络友军、传递书信，帮我们瓦解日伪，为我军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地方人员的伤病员，安排我来往人员食宿，紧急时护送我工作人员通过敌据点。鄂城谢司农老先生，策动段店伪保安队长反正。咸宁县马桥区钱仲衡是有名的士绅，他十分软佩我党我军，他常说：“你们的政策好，军纪严明。”在敌“扫荡”时，大山岭一带村庄，为我们安置伤病员，隐蔽治疗，万无一失，成了我军可靠的后方。 我党我军在鄂南争取敌伪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我们除在根据地的基本区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外，还在设有日军据点的城镇，如武昌山坡、金水闸；鄂城县城、樊口、华容、葛店；嘉鱼陆溪口；咸宁马桥、郑家嘴；崇阳石城湾；蒲圻茶庵岭等地的敌伪联保处、维持会内培植我们的眼线。有些伪人员经过我方工作，变成“白皮红心”，为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我军经常从他们那里得到情报和掩护，并通过他们采购西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我武汉地下交通站，就常用马桥伪乡政权的公章，给我们进出敌据点的侦察员、交通员开路条、办“良民证”。不少敌据点有我们的内线关系，敌人一抬腿，我们就事先得到情报，甚至日军营垒内也有人为我军工作，如武昌山坡敌据点翻译林柏（朝鲜人）就与我军有联系，因此，山坡敌人一出动，咸武鄂我军就知道，或打或走，全操主动权。我们还大力做好瓦解伪军的工作，动员伪军家属，母教子、妻劝夫，要“身在曹营心在汉”。由于这一切，敌人变成了瞎子、聋子，抓我不住，打我不着，只能被动挨打。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敌强我弱，斗争犬牙交错的情况下建立多点的小游击根据地，小包围，孤立敌人小据点，使敌人后方变成孤立无援的前方，以小包围成大包围，以小封锁反大封锁，就能积小胜为大胜，这是我们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胜利的途径。 我根据地内的船民、渔民，他们在我五师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长江北岸，从黄冈至广济；长江南岸，从武昌至阳新的滨湖，成百成千的船户，常常是全家出动，舍生忘死地支援我军，特别是黄冈长圻寮、鄂城池湖港等地的船民，无论酯暑寒冬，白天黑夜，无论大小部队渡江，只要我军一声召唤，即按时到指定水域待命，冒着危险，或送我军出征，或渡我军转移，或助我军征服长江天堑，与我军结下生死情谊，不少船民为抗日献出生命。有一次过江，一条船被敌艇击沉，船民把船板推向我军营长胡坚，自己则顺水漂浮，不顾生死。而且，他们常千方百计地逃避日伪拉差，宁可把船只沉入湖底，也不出差。1943年春天，敌人“扫荡”樊湖时，我大鄂县武装指挥部和三山岛船民被围困，隐蔽于湖中芦苇荡里，任日伪军炮击、轻重机枪扫射，伪军疯狂叫骂，威胁船民把船划过来，被围困的船民坚定沉着，置之不理，从拂晓一直坚持到黄昏，日伪军无奈，只好悻悻收兵。（选自《来自井冈山下——罗通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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