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上）

自幼曾攻经史，
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丘。
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
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
血染浔阳江口。

X

记得施耐庵老先生在《水浒传》中“宋公明浔阳楼醉题反诗”一折中，借着这位被刺配江州的宋江酒后之口，道出了这一首“西江月”，其中郁闷之气、复仇之意溢于言表。这样的心境其实是每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造反者都会具有的，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李闯的“均田免粮”，其中对于现实落魄地位的逆反仇恨都可见一斑，真的是已经到了一种“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复仇狂热主义境界了。在这些林林总总的“造反派”之中，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却是个沿袭了这一贯传统而又异乎寻常的“魔头”。
广东客家地区花县的体制外知识分子洪秀全，虽然连正统科举的秀才头衔都没得到，但受传统教育多年的他，却因为一本书就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神学思想，并且得到了上帝的托梦，于是他找到了起义合法化的理论依据——即为上帝反抗妖魔在中国的统治，随之开始行动，终于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事。义军所到之处，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神佛雕像、孔孟牌位全部捣毁。这些行为，是对宋以来宗教化的儒教伦理的颠覆和反叛，儒家宗教化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再加上统治阶层的官方支持，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为何洪秀全通过几个人的宣传鼓动就能在人群中制造起如此大的反传统行动呢？原因之一，在于地缘，广西当时是开发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多元化，儒教基础薄弱，人民响应较为容易，抵制力量小。再者，很重要的问题是，宗教化的儒家的至高地位是士大夫阶层和官方强制推行的结果，黎民百姓对它是不愿也无法多加了解的，也就更谈不上信仰，这就是宋以来毫无官方支持的诸宗教势力在社会思潮和民众支持上能与官方意识形态儒家争夺市场的原因之一。
但对传统的破坏就是激进行为吗？太平天国进行的是激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吗？首先来看清何为“激进”。激进是向前的，是用适应社会进步潮流而反对落后的东西。因而戊戌变法是激进的，而洪秀全的“革命理论”是先进的

吗？非也！许多人至今还认为，洪秀全的信仰是基督教，可如果这样的话，那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底的基督教异端——伪基督，这个词在西方和恶魔的意思差不多，1999年法国的一部关于末世的畅销书中谈到伪基督时就提到了洪秀全。基督教是一个成熟的思想—道德、伦理—政治体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宗教，因为它已不再崇拜偶像，不再排斥科学，不再主张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日趋唯心化。而洪秀全的信仰，则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教主崇拜、集权的政教合一、附身论，完全借一个基督教的外壳装入了原始信仰，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切只是他宣传所谓“革命”的工具而非真正的信仰，与白莲教、天地会没有本质区别，而中国传统文化却是不存在以宗教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唯物、唯心一直并存和发展，政教从未合一。所谓“儒教”的提法，是因为儒家自宋以后偶像崇拜成分加大，初具宗教外观，再加上他在中国社会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基督教在西方的作用。由此可见，洪秀全坚持的不是基督教，从精神和文明层面他对传统的冲击不是激进的，而是倒退。
但是太平军的军事胜利之进展是罕见的，短短四年攻克南京，在南中国势力急剧扩大，腐败软弱的满族八旗、蒙族八旗、汉族绿营无力抵抗。一方面，清的军事力量已是外强中干；再者，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已经失去民心的清政府是在与全体的人民作战。太平军控制之处，禁止男子留辫、女子裹足，彻底摧毁清地方政府，驱逐满族官员，禁止拜偶像祖先，取缔儒教，对清朝民间丑恶的生活方式毫不犹豫的取消，理想主义的色彩相当浓烈，在客观上，这些行为进步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理想主义的彻底改造行为，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但令后人们扼腕叹息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太平天国推翻了旧的专制政权，却建立了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其实这一点洪秀全早在金田时期就明确宣布，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主，因而是“真命天子”。于是一个高度集权、完全专制的政府建立起来，太平军一切生死黜蹊之事、司法狱讼、人才保举、官员升贬，均最终由天王决定。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郡、县三级，所有这三级的行政长官，完全由天王直接任命。中央实行分封制，分封了诸王。其实按正常的规律，在军事活动中的确会形成一个集权的管理形式，这是合乎逻辑的，但问题在于，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是洪秀全一手构建的，而非是在战争中自然形成。
洪秀全虽然表面上打碎了传统腐化的生活方式，对封建帝制进行恶魔化的抨击，可是他的内心却是确凿无疑地接受了一切他反对的东西：穿着上面是被他斥为恶魔的龙袍，他妻妾成群，他修建庞大的天王府……这时的他慢慢的已经从心底里相信了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相信自己是真龙天子。这个本来让人稍许有些激动、或许充满希望的新国家开始了无可挽回的没落，清的汉族地方武装来势汹涌，经过十几年的战斗，天平天国终于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