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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林 圭 1从误读开始 寇文开头，即指张彦远《法书要录》中“记录贞观中收得王羲之草书三千纸，与《新唐书·艺文志》‘羲之行书二百九十纸’相差不啻天壤，字体固然不同，数量必不至于十数倍悬殊。” 寇先生这样说，完全是想当然。关于贞观中太宗皇帝收得的王羲之书法，有唐代多人的记录可寻，《法书要录》中即有张怀瓘、韦述、卢元卿等人的记录。如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云：“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纸，一帙八纸，随本长短为度；行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韦述、卢元卿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二千纸装裱成八十卷，每卷的长度为一丈二尺，平均每卷为二十五帖，因为王羲之各帖的长度不尽一致，张彦远所记《十七帖》实为二十三帖，也是合理的。因此，贞观中收得王羲之草书二千纸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而张彦远此处所记为三千纸，可能是二千纸之误，这一字之误，应非张彦远之误，而是后世传抄、刊刻之误，因为张彦远《法书要录》中多处记载均为二千纸。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即可解决此一问题。此外，张彦远《法书要录》中的原话是“大王书有三千纸”，是总括大王书而言，不知寇先生何故认为单指王羲之的草书？若就王羲之书法的总数而言，三千纸乃举其成数，也没有什么不妥。 唐 张彦远《法书要录》书影 明 汲古阁版 然而寇先生却以《新唐书》为正史，《法书要录》为私家著述，认为“正史可信度极高。而私家著述多囿于见闻，甚或道听途说。”则真是门外人语矣！谁人不知张彦远五世收藏，所见既广，极有识鉴，为有唐一代杰出的书画史家和鉴定家，多年研究而成《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二书，历代学者无不重之，其书非无瑕疵，但收录文章和自著均非常严谨，来源有自，绝非道听途说者可比，此皆有目共睹，岂可以私家著述而一言否定？ 寇先生且以“王羲之草书三千纸”数量不实，继而认为张彦远关于《十七帖》的记述“不宜看作权威数据”。寇先生为文献学博士，对于古代文献中材料的判断、取舍应该受过专业的训练，为文却如此轻浮，而厚诬前贤。张彦远关于《十七帖》的记述，时代早，记述详细，是研究《十七帖》传本最重要的证据，岂能轻率否定！ 寇文说“至于‘贞观内本’是贞观朝新编还是出于梁陈隋诸朝古本，想必他（按：指张彦远）也无力回答。” 其实，张彦远的记载中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只是寇先生自己没有解读出来罢了。张彦远记载的《十七帖》贞观中内本，其装裱式样是典型的贞观裱。张彦远对贞观、开元内府书画的装裱、题署有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在《历代名画记》中详细记录了贞观、开元内府书画的题署和装裱情况。“紫檀轴首，白檀身，紫罗褾织成带”，故张彦远称为“贞观中内本”。 其次，张彦远《右军书记》所记王羲之四百六十五帖，帖中有前代鉴书人题名者，皆一一注明。张彦远并没有记录《十七帖》中有梁陈隋代鉴书人的题名，而记录了初唐诸大臣题名，也可说明贞观中内本不是前代古本。所以贞观中内本《十七帖》是贞观时新装裱的王羲之草书八十卷中的一卷，甚为明确。 寇先生又说：“可以肯定，张氏所谓贞观内本只是摹写之本而非真迹。这一点有正史为证，《艺文志》记‘草迹命褚遂良楷书小字以影之’，影，即摹拓，后代雕版印刷之‘影宋本’就是毫厘不爽地仿宋。影写草迹何以用‘楷书’？须知这句话今虽在《艺文志》，却疑为初唐旧文，唐初正书尚称隶书，楷只是标准规范的意思。能够流出禁中的《十七帖》当是此类摹本，彦远所见大抵如此。” 我以为，这样的推断纯属捕风捉影。且不论寇先生对于《艺文志》中这句话的识读是否正确，即使文献明白无误地记载褚遂良于某年某日曾摹拓了贞观中内本《十七帖》，也不能认定张彦远所见即是此褚遂良摹拓本。判断《十七帖》贞观中内本是摹拓本还是真迹本，还是要从张彦远的记述中分析。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王羲之<十七帖>贞观中内本考辨》中，已详细辨析过这一问题。简言之，贞观中内本为典型的贞观裱，整卷装裱豪华；且有“贞观”、“开元”印记，以及初唐诸大臣题名，规格如此之高，以至于张彦远将其置于《右军书记》卷首，并命以“贞观中内本”之名，显系唐太宗贞观朝装裱的王羲之书法真迹无疑，绝非摹拓本。 唐太宗逝后，贞观内府收藏的王羲之书法在高宗、武后、中宗朝均有散佚，至玄宗开元年间，已不及贞观朝之半，见于唐代多人的记载，寇先生怎么能如此肯定地说“能够流出禁中的《十七帖》当是此类摹本”呢？ 2馆本不是褚摹本 接下来，寇先生说：“为何历代只字不提褚摹之本而艳说馆本？因为褚摹即馆本，而非古本。” 寇先生前文说张彦远所记贞观中内本即是褚摹本，这里又说褚摹即馆本，岂不自相矛盾？馆本《十七帖》与贞观中内本在帖数、行数、字数以及帖的排列顺序上都不一致。如果说褚摹即馆本，那么馆本中多出来的六帖又怎么解释？多出来六帖，则馆本的长度必将超出一丈二尺（按：指唐尺），显然不符合褚遂良在贞观中负责监装的王羲之整卷草书的长度，更逞论是褚摹？ 此外，馆本中的二十九帖，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六年，从《郗司马帖》的永和元（或二）年到《七十帖》、《儿女帖》的升平四（或五）年。今见各馆本系统，如上图本（张正蒙跋本）、三井本（祁豸佳旧藏本）、上野本（姜宸英旧藏本）、文徵明朱释本（安思远藏本）等等，虽同称馆本，其细部特征、风格却不尽相同，但同一版本内各帖用笔、风格却是统一的。 馆本《郗司马帖》与《儿女帖》的书写时间 相差十五年左右，风格却无明显变化。 王羲之书法风格是多变的，很难想象，馆本《十七帖》中前后十五、六年的帖却风格如此统一，而且馆本《十七帖》中的书法风格与王羲之草书唐摹善本帖如《丧乱帖》、《频有哀祸帖》、《初月帖》等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我认为馆本《十七帖》只是一个临本，而非摹本，更没有证据认为它是褚摹。至于馆本《十七帖》的形成时间，学界已有共识，即张彦远后至北宋初期。这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馆本《十七帖》比张彦远所记贞观中内本在帖数、行数、字数以及帖的排列顺序上都不一致，帖数增加了六帖。 其次，馆本《十七帖》后出现了梁代鉴书人徐僧权的“僧权”二字的半字或全字押署，但此题名并不符合当时的题名规律，且“僧权”二字书法明显与解无畏、褚遂良一段题记出于同一人之手，这一问题，已有多位学者指出。寇先生以“今见馆本，卷尾有徐僧权署记，则出于梁代古本殆无可疑。”看来寇先生也是太天真了。 上野本《十七帖》卷尾大“敕”字及题记 第三，馆本《十七帖》后的“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也是后加的。本文前面已说过，馆本《十七帖》比贞观中内本多出来六帖，因此它不可能是贞观中装裱的真迹本或其摹拓本，这就显出了解无畏、褚遂良题记的无稽。 第四，馆本《十七帖》后的大“敕”字来源于唐玄宗《鶺鴒颂》后的大“敕”字，也已为多位学者指出。在寇文中，寇先生否定了容庚、周笃文、王玉池、中田勇次郎等人一致认为的馆本《十七帖》后大“敕”字来源于唐玄宗《鶺鴒颂》后大“敕”字的结论，反而认为《鶺鴒颂》后的大“敕”字来源于馆本《十七帖》，并从大“敕”字的书法优劣、细部特征等方面详加解说，看似比这些学者识见更高。但是，当我们考察认为解无畏、褚遂良的题记之不能成立后，即可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此大“敕”字不是原来就有的，则甚为明确矣。 此外，英藏敦煌唐人临《瞻近帖》中“喜迟不可言”的“迟”字右边有两点，表示“迟”字乃误写，所以点去，但是馆本《十七帖》各版本“迟”字右边均没有两点，也可证明馆本《十七帖》是晚出之本。综合各种因素，众多学者将馆本的形成时间定在张彦远之后至北宋初，是有道理的。所以馆本《十七帖》并非褚摹本。 英藏敦煌唐人临《瞻近、龙保帖》 唐人临《瞻近帖》与安思远藏本《瞻近帖》 3《阁帖》中的《十七帖》非翻刻于馆本 寇先生文中又说：“相比之下，馆本虽非真迹，仍是尤物，所以北宋鉴定家黄伯思称其‘世殊艰得’，而贞观后不数年侍书王著便勒石翻刻。” 寇先生认为王著《淳化阁帖》中《十七帖》翻刻自馆本，可惜寇先生又说错了。《淳化阁帖》中《十七帖》的来源，不应是馆本。一是帖的数量、顺序不一样。北宋淳化三年王著主持刊刻的《淳化阁帖》中，只有《十七帖》中的十五帖，各帖分散于第六、七卷中。二是帖的面目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差别很大，《阁帖》中的《十七帖》，即便与馆本相比，也显得粗率；三是帖文内容不尽一致，《阁帖》中《龙保帖》后缺“卿舅可耳”等九字，而馆本不缺，又英藏敦煌唐临本《龙保帖》亦阙此九字。可见《阁帖》中《十七帖》不是来源于馆本，所以不能认为翻刻于馆本。 《龙保帖》比较： 左为上图本，中为《阁帖》本，右为敦煌本。 寇文中后面一大段，从《十七帖》出于梁代内府，推测“在王羲之当世就是一组不可分割的法书瑰宝，至迟在桓玄那里就有条件编次成形。”继而，寇先生整理出一条《十七帖》的流传顺序：“《十七帖》自刘宋入禁中，历梁代内府，其余流传序第不能详考。” 这可真是难为了寇先生的考证！问题是：《十七帖》出自梁代内府收藏既不成立，则之前的递藏又岂能成立？唐代以前，无论是关于《十七帖》的记载，还是有关《十七帖》书法的评论，抑或收藏记录，均不见文献记载，它的收藏者及收藏情况只能付诸阙如，强为考证，则漫说已沦为戏说，实不可取。 综观寇先生此文，几乎关于《十七帖》的每一个观点或结论，都是错谬的，为文如是，也不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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