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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编辑邀请，我在《中国书画》2015年第12期发表了《十七帖》研究的专门文章《<十七帖>漫说》。其中许多观点都是该领域研究的第一次。 其中，我自己尤其看重的一个观点是：
馆本《十七帖》末“勑”字保留古风，《鶺鴒颂》帖末“勑”是从《十七帖》摹写而来。
与这个观点相关联的其他观点： 1. 容庚先生首次提出《十七帖》的“勑”字从《鶺鴒颂》来。 2. 中田勇次郎持同样观点，但他的叙述，并未提到容庚先生。 3. 这个研究领域的实际状况是，普遍继承中田勇次郎这一错误的认识。 4. 在我发表《十七帖漫说》之前，未见有人对中田勇次郎的错误观点提出异议，也未见有人指出，虽然这个观点本身错误，但它的发明权在容庚。
我如此看重这个观点，是因为这个观点的提出，纠正了近一个世纪以来馆本《十七帖》研究的方向性错误。之所以说是方向性错误，是因为这个领域以往的研究者，都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十七帖》，而不是《鶺鴒颂》。 我孤陋寡闻，认为这个问题是我首次发现，欢迎各位同仁监督。其实，在以往给学生讲书法史的时候，我早就讲过这样的想法了，只是正式发表是去年十二月的《中国书画》。那么，我们以2015年第12期《中国书画》为限，如果此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那么，我收回我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议论，向所有同行公开道歉。 但是，现在和我完全相同的观点出现了，是在我发表半年之后，并且没有提出证明此观点的任何新的证据，请各位读者明察！ 如果有同仁采纳了我的观点，请能够注明出处。 《<十七帖>漫说》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 古帖字句有没有日、月、作者署名、“白”都是尺牍常见样式。《十七帖》没有这一套实属正常，不是删改。 我有与这个观点相关的一篇文章《古帖吉语署语》，是几年前（至少三年）应一忱师兄邀请撰写，《中国书画》官方微信与《十七帖漫说》几乎同时推出，可资参考。 附《<十七帖>漫说》和《古帖吉语署语》原文以及2016-06-16 19:55《今日头条》和我观点相同的文字 《十七帖》漫说 《法书要录》著录的《十七帖》，据张彦远说是“贞观中内本”。张氏同时记录贞观中收得王羲之草书三千纸，与《新唐书·艺文志》“羲之行书二百九十纸”相差不啻天壤，字体固然不同，数量必不至于十数倍悬殊。 今称情而论，以《艺文志》记录差近事实。其一，文献性质不同。《法书要录》虽然较早，终是私家著述，《新唐书》晚出，毕竟正史。不仅如此，正史之书、表、志与传记不同，旨在存一代之旧，重传承，少润色，往往原封不动采集原始史料，可信度极高。而私家著述多囿于见闻，甚或道听途说。其二，“二百九十纸为八十卷”是新募集王书，加以宫廷旧藏，是一个上可与刘宋内府王书数量相比较，下可与褚遂良《右军书目》及后代各类帖目相参照的数字。贞观朝纵然搜求遍于海内，但若说大王草书便有三千之夥，比照行业常识，确是天文数字。 既然张彦远记录王羲之草书数量可能严重失实，那么，前文咫尺之间记《十七帖》“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就不宜看作权威数据。 至于“贞观内本”是贞观朝新编还是出于梁陈隋诸朝古本，想必他也无力回答。可以肯定，张氏所谓贞观内本只是摹写之本而非真迹。这一点有正史为证，《艺文志》记“草迹命褚遂良楷书小字以影之”，影，即摹拓，后代雕版印刷之“影宋本”就是毫厘不爽地仿宋。影写草迹何以用“楷书”？须知这句话今虽在《艺文志》，却疑为初唐旧文，唐初正书尚称隶书，楷只是标准规范的意思。能够流出禁中的《十七帖》当是此类摹本，彦远所见大抵如此。 那么，为何历代只字不提褚摹之本而艳说馆本？因为褚摹即馆本，而非古本。至于后出的贺知章临本及南唐李煜据此刊就的澄心堂本就是再下一等的转辗之作了。相比之下，馆本虽非真迹，仍是尤物，所以北宋鉴定家黄伯思称其“世殊艰得”，而贞观后不数年侍书王著便勒石翻刻。馆本所以珍贵，以其底本原系梁隋古物，稀世孤品。 《艺文志》说“其古本多梁、隋官书。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署记。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今见馆本，卷尾有徐僧权署记，则出于梁代古本殆无可疑。那么，贞观朝对古本《十七帖》有何作为？一是加“贞观”印记，《艺文志》、张彦远、黄长睿众口一词。二是摹勒上石，黄氏即持此说。 时至贞观，梁代古本已然是三朝递传之珍，但《十七帖》编为丛帖未必便以梁代为上限，因为梁代内府亦多前朝旧本，这一点《旧唐书·经籍志》序文可供参考。那么，《十七帖》究竟成于何时？何人编次？我以为至少从理论上讲，在王羲之当世就是一组不可分割的法书瑰宝，至迟在桓玄那里就有条件编次成形。 桓玄是东晋大司马桓温的儿子。《十七帖》手迹作为书信分致周抚、郗愔、桓温，周、郗皆桓温部下，承蒙栽培提携。就已知史实而言，只有桓温有条件将周、郗私人信件罗致私囊。桓温权佞贪狠，郗愔素怀退隐，军权尚可以拱手相让，书画更是身外之物。周抚也谅非贞士，当年王敦以勤王为名，实怀篡弑之心，周抚甘作“爪牙”，而今面对权倾一时的大司马、顶头上司桓温，周抚又何所吝惜。此前论《十七帖》各帖信主，或以为周、郗、桓三人而外，尚有失名待考之人，或费尽思量以期坐实，今天看来，《十七帖》直是王羲之与三亲友书信，三亲友复瓜葛瓞蔓，与他人毫不相干。三人私信成桓氏一己私财，只因他位高权重，复有恩于周、郗二氏。这便是《十七帖》的第一代故事。 下一代人唯桓玄有继承资格。桓玄“博综艺术，善属文”，“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马”。洗马职掌图籍，理应比他人懂得蓄积书画图书，事实上，桓玄酷爱二王书法，不惜巧取豪夺，斑斑事实见于史籍。《晋书》本传对此已颇施笔墨，更有专门文献虞龢《论书表》多所揭橥：一是桓玄编次二王纸迹，常置左右；二是谢履以祖传二王棐版书雅贿桓玄，求得扬州主簿之职。 《十七帖》经手桓氏父子，两代之内是单帖珍藏抑已汇为丛帖？以桓玄对书画收藏之笃爱谙熟，他不会听任这一批王羲之真迹散乱飘零，编次成套才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收藏效应，且如前述《论书表》所记，已有桓玄编次二王法书之举。但他百虑一失，贪爱过度，大量书画常置左右，这便犯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忌讳，桓玄被刘裕擒获，《十七帖》必不能幸免，随刘裕入宋。 据虞龢说，桓玄被擒之后，二王法书不知下落，在此，我们必须注意，擒获桓玄者正是后来的宋武帝刘裕。王羲之书法“声华四宇，价倾五都”，当时无人不爱，豪强如刘毅、卢循等更是锐意搜求，刘裕重兵在握，廓清海内，不能无知，不会不要。 《十七帖》自刘宋入禁中，历梁代内府，其余流传序第不能详考，至李唐淹有四海，而天佑神物，辉光重现，我以为这便是张彦远“煊赫名帖”的真正意义。 诡词异说，晚近方孳。 包世臣说“《十七帖》初刻于澄清堂，其本未见”,误“澄心”而为“澄清”，已属不慎之甚，以澄心堂刻为初刻，更是失之眉睫。所以张伯英讥笑他于帖后勑字“熟视无睹”。其实包氏马虎岂止如此，黄伯思明言“先唐刻本”，包氏不闻也抑不见也？这让人想起包世臣书学《书谱》失之肥软却自负入晋迈唐，由此看来，人之资质确有定数。 又不知从何而起，有日本人中田勇次郎以为《十七帖》卷尾“勑”字出自玄宗《鹡鸰颂》，馆本只是移花接木。洋人臆说，掩乎中土，庸庸学士闻之如醍醐灌顶，不知日本人治学，好隐没出处，貌似新奇，实有所本。即以此例而言，我见识不广，也知道中国学者容庚早有此论，其公开名著《丛帖目》卷十三记：“案，此帖勑字与唐玄宗《鹡鸰颂》所书略同，或后人据明皇所书而伪作乎？”当然，容庚先生口吻和缓，至中田勇次郎先生则似已成定谳。《十七帖》版本的体系就此混乱。 《十七帖》与《鹡鸰颂》，到底谁抄袭了谁？ 先说“勑”字派何用场。馆本卷尾：“勑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勑字实是圣旨首字，可以、也必须连读下文。附于文末，以示庄重严肃；放大草写，突出御造气派。而《鹡鸰颂》有勑字，无下文，是简单模仿前朝制度，徒具其形。如同玄宗书“开元”二字印，已有太宗“贞观”小印在先。《鶺鴒頌》“勑”字与《十七帖》“勑”字誠然“酷似”，并不说明馆本“勑”字来自《鹡鸰颂》，反而是《鶺鴒頌》模擬馆本。 再说两处勑字书法，有古今之别。 兩字雖同處李唐一代，但時在贞观、开元兩朝，若從書法史細分而言，則《十七帖》在初唐，《鶺鴒頌》在盛唐。初唐天下靡不尊崇王羲之，盛唐則顏真卿新風弥于書壇。締察兩“勑”字，《十七帖》雖為刻本，但能傳神留真，三處“疊筆”自然妥當，猶是晋人家法。《鶺鴒頌》“勑”字虽是墨跡，但骨不胜肉，似出于臨摹。尤其左下方最重之疊筆，後筆不能壓過前筆，導致主次不分。左部结构明顯鬆散，這几乎是臨摹古帖的通病。右部“力”字轉折，《十七帖》“勑”字轉中有折，其形虽方而節目并不外露，所以橫與折連貫卻各自分明，而《鶺鴒頌》勅字几乎无轉折笔意，不施提按勉强过弯。差距虽微乎其微，但已显露臨創端倪，真赝剖判。 书法研究，尤其是作品研究，必須緊扣作品，嚴格讀圖，考證當然重要，但切忌枝蔓。这让我想起清代學術在古音研究方面的經驗，“審音”與“考古”并重方是正途。精於書法對於一個真正的書法研究者的是要务。 又有学者指出《十七帖》缺王书常见“奈何”及“月日名白”字，并指出所阙字句系当初在弘文馆时删除，我谬以为此论诚向壁虚造，比照它帖自可按验。 《十七帖》之單帖有见于其它丛帖者，有墨本传世者。汇入它刻者如，《远宦帖》《儿女帖》入《大观太清楼帖》卷六，《服食帖》入《大观》卷七。凡此两见刻帖，《大观》与《十七帖》行款略有不同，但文字无一字出入。墨迹传世者，如《远宦帖》《旃罽帖》《瞻近帖》《讲堂帖》《龙保帖》《游目帖》，其中《远宦》《游目》（《蜀都帖》）二帖行款同《十七帖》，而《旃罽》《瞻近》《龙保》诸帖刻本与墨本行款小异，但不论行款异同，文字一概绝无二致。至于墨本年代，也不容小视，《游目帖》后有两行小楷书跋文曰：“有钟绍京书印二字小印，钟盖唐之越公也。”看来，比起馆本，墨本《游目帖》未必晚出，而《瞻近、讲堂二帖》赵孟頫跋直称为唐摹。大体上这些墨本，时间并不晚近，而考其文字，与馆本无一字出入。若說馆本缺文，前提當是其餘叢帖不缺，墨本也不缺，否則，只能说王书原帖即如此。 又有馆本单帖不见于它刻而事或相涉者如《邛竹杖帖》，《淳化阁帖》卷八“周益州送此邛竹杖”一帖，显系一事两说，甚至说与两人，都未见“月日名白”。 传世王羲之诸帖无“奈何”“日月名白”者不仅馆本《十七帖》，其它名作具此格式者比比皆是，如草书《桓公破羌帖》，行草书《二哥帖》，行书《新妇帖》等。“月日名白”以外，也不妨有多种署名格式，如“羲之报”、“州民羲之死罪”、“臣羲之言”等。尤其是“州民羲之死罪”，听口气是辞官以后致州牧的信件，和《晋书》本传他坚辞王丞相提携的回信同一口吻。信件措辞、格式、语气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本是生活常识，不能以“奈何”“月日名白”为恒常，以不具此格者为异样，对古人尺牍妄下雌黄。 进不进弘文馆也与“奈何”“月日名白”无关。如《七月、都下二帖》墨本传世，首行褚遂良楷书题签并署名，当是贞观时期内府写本，但《七月帖》是“月日名白”样式，《都下帖》（《桓公当阳帖》）则不是，同在一纸，格式不同。及至刻入《阁帖》与《太清楼帖》，除行款变化外，两帖之前后次序、文字一概不变。 王羲之诸帖盛名之下虽化身千万，但刻意删除“月日名白”及“奈何”字句者，极尽所见，并无一例。以常理而言，书画收藏，求其品相完好，画蛇添足者往往而是，自毁星凤者不知其谁！ 《古帖吉语署语》 古古帖多书信体，其署名及所用吉语、成语历代各有风尚，而每次潮流皆不能整齐划一。 张芝《秋凉平善帖》末云“幸甚！幸甚！”，钟繇《宣示》《白骑》诸帖云“白”。晋初卫瓘《顿州民帖》云“惶恐死罪”。凡此皆古帖有署名、成语或吉语者。后汉崔爰《贤女帖》、张芝《冠军》、《经年》、《欲归》诸帖，姑且不论真赝，皆无题署及吉语。伪帖并非一无是处，即使伪帖亦有所依傍，完全向壁虚造几乎不可能。伪帖之帖虽伪，所依傍之制度难以一概虚构，故常见伪帖多为真伪参半之作，往往于无意之透漏某时代之风气。故书信无署无套话堪称古代传统。三国、晋代仍不乏此例。吴皇象《文武帖》、晋卫常《一日有恨》诸帖无署及吉语。 晋张华《得书帖》署后有一字不易释读，或有释为“呈顿首”者。今案，作此释者误。第一，草草一笔不至于代替三字；第二，书信吉语随时变迁，历代风尚不同，西晋以前人帖似未见用“顿首”者。此字当释作白，与前此“不具”配合使用。不具即今日所谓“不再罗嗦”。两晋习见，此帖即西晋例，东晋如王导《改朔帖》“不具王导白”，末白字与张华帖字法作风极似。王洽《承问》“还白，不具。王洽再拜”。不具即“不再罗嗦”，具便是详说、罗嗦之谓。王羲之《丹阳帖》末“迟面具”即用此义，“具”亦堪称古帖习语。 帖署之后用顿首，当为东晋时尚，其演进流行之迹明文可按。前举王导《改朔帖》即不尔，而王敦《蜡节帖》首尾作“顿首顿首”。 王洽《承问》、《感寒》二帖用“再拜”，而《不孝帖》、《兄子帖》两帖、郗鉴《災祸帖》首尾皆用“顿首”，显见得张口闭口必称“顿首”。郗鉴《災祸帖》亦首尾皆用“顿首”。王珣《三月帖》、《伯远帖》、王珉《此年帖》、《何如帖》皆其例也。 新风虽然涌起，积习未尝尽改。故王洽帖于“顿首”之后，仍缀一“言”字，言即“白”也，王珣于“顿首”后也保留“白”字，凡此皆新老风气交织并存之象。 考诸古帖，白是魏晋古语，“顿首”乃东晋潮流。尺牍至此几乎无不言“顿首”，但潮流之中，仍有不入时尚之流，甚或至于着意复古，不为流风所煽者。 潮流中人王珉《十八日帖》、《今欲出帖》即不染“顿首”一字。当然，弃传统所用“白”字，代之以新兴之“报”字，亦渐露端倪。王洽帖中已如此。今所见郗愔《九月》、《廿四日》、《远近》、《想亲》四帖决不用“顿首”，郗愔并非不入时，对新兴“报”字例极为热衷。 王廙帖中用语古今杂糅。“惶恐”、“死罪”既是魏晋旧习，顿首是东晋新风，而王廙《祥除帖》混用不介意。《七月帖》则决无吉语。 王献之《鸭头丸》、《廿九日》、《新妇地黄汤》诸帖此皆摹榻本，诸帖皆完整无阙而无“顿首”字，由此知《中秋帖》虽节自《十二月割至帖》，亦不至于妄增年代悬隔之术语。 谢安《每念帖》首尾作“顿首顿首”，而其《六月帖》末作“惶恐再拜”，古今两体并存。 当时署用“某某书”也已经出现，如《宝晋斋》收录谢安帖、《万岁通天帖》摹王徽之《新月帖》末皆用“书”字。 故署信之例略无一定。 王羲之署信之法亦不一而足。 王羲之《适得书帖》《徂暑帖》唯署“王羲之”，无吉语。 《还示帖》、《尚停帖》末云“还具示问”，《不得临川问帖》末“因得问示之”，一概明为结语，而不署名，更无吉语，是非缺憾，亦尺牍之一格。《二谢帖》、《桓公帖》、《谢光禄帖》、《长素帖》、《知念帖》、《长风帖》、《谢生帖》皆文意完整，无署无吉语。 《近得书帖》、《建安灵柩帖》、《寒切帖》、《十月七日帖》前后皆作“羲之报”，如前所述，此是新潮。《七月一日帖》、《君晚帖》首尾用“王羲之白”，《月半帖》末作“王羲之白”。此是古风。《时事帖》、《长平帖》末作“再拜”，差可视作古风。 当然，《阔别帖》、《旦极寒帖》、《追寻伤悼帖》文意完整而用“顿首”。 至于《十七帖》当中署名吉语当然无可无不可，实际是无署无吉语。疑王羲之与周抚交情二十余年，信中一概无需客套。今《晋书·王羲之传》中王羲之与其晚年之唯一政治盟友殷浩书信往来，劝诫殷浩北伐，本传容或截取信件，而殷浩劝王羲之复出做官及羲之回信则神完气足，而皆无署及吉语。后出任会稽，与尚书仆射谢安书，永和十一年以后戒谢万二书，虽皆似非完帙，而首尾或见，要皆不出“顿首”之类吉语一字。 拙作尝称“晋人以尺牍相尚”、“尺牍是晋人较量书法、切磋技艺首要形式”。晋人不展览、不出作品集，但最重尺牍，此是炫技。而实用书信或许偶有区别，故此类之中，不仅不用“顿首”，“奈何”、“死罪”、“再拜”亦皆罕见。 《十七帖》是王羲之在桓温收复巴蜀，治蜀之际与桓温部将周抚书信。《伏想清和帖》涉及与桓温书信往来，事近《十七》诸帖，无署无吉语。而桓温《大事帖》无署亦无吉语。 《十七帖》之中，《知足下帖》末“迟知问”，与《丹阳帖》末“迟面具”语格极似，非结语而何？ 《瞻近帖》末“还具示问”与上举他帖契合。 《丝布衣帖》末“示致意”与《解生帖》末“劳人意”似亦非偶合。 《积雪寒凝帖》末“比者悠悠，如何可言！”《都邑帖》末“如何可言！”是晋人书信习见结语。 《朱处仁帖》、《蜀都帖》虽漫长，末“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与“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皆殆无遗漏，是无以复加之口吻。 《盐井帖》末两字“具示”，《儿女帖》末亦此“具示”两字，干净利落，明白是说“写完了”。《汉时讲堂帖》末“具告”同“具示”。《诸从帖》末“不复具”有误释为“不复一一”者，不仅与当时许多古帖结语也吻合，后人释读之谬误亦可谓沆瀣一气。 凡此皆《十七帖》并删节之明证。 至于《十七帖》缘何被张彦远称为“煊赫名帖”，早有拙作在前叨叙，或冀一览。 《今日头条》上的文章：台北故宫的一件假国宝，你看出来了吗？2016-06-16 19:55 【黑老虎丛谈】 在碑帖的考证中，有时仅仅一个字就能决定拓本的真假、优劣、先后。 勑[chì]——大致意思是帝王的诏书，命令。 在碑帖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字。 “奉 勑撰”，表明是奉皇上的命令来撰写碑文。 “奉 勑书”，表明是奉皇上的命令来书丹，书写碑文。 在刻帖中，有时也会把皇上亲手写的“勑”刻上，如《十七帖》。该字记载为唐太宗李世民所书。 由于先后版本不同，在摹刻的过程中，“勑”字外形和点画上都发生了变化。 邢侗（1551-1612），斋名来禽馆，他所刻的《十七帖》也叫“来禽馆本”。 张伯英（1871－1949），斋名小来禽馆，他所藏的《十七帖》一般称为“张伯英本”。 另外还有冯氏快雪堂本、香港中文大学藏的岳雪楼本等十多种存世拓本，每本“勑”字皆不同。 《十七帖》版本众多，学界一般分为两种： 1、帖尾刻有“勑”字和“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 臣褚遂良校无失”、“僧权”押署的拓本，统称为“勑字本”，也即馆本系统。 2、帖尾没有刻“勑”等的称为南唐后主李煜刻的贺知章临写本系统。 其实水平极为低劣，跟贺知章、李煜没有任何关系。 这两种系统外，还有收入其他刻帖中的《十七帖》部分散帖，大都为拙劣的仿刻。 这两种《十七帖》刻本系统，虽然面貌迥异，但以往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版本先后、优劣之分上而已，谁也没有对“勑”字提出异议和新的看法。 容庚先生（1894-1983）在上个世纪，开始怀疑“勑”字是从唐玄宗的墨迹本《鶺鴒颂》中摹刻而来。 这下子，仿佛一个新的重大发现问世，热闹了许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事古典文学及文献学研究的周笃文先生在《文物》杂志撰文，认为“勑”字本十七帖是北宋人作假，“托名唐代以广流传”。
日本的一些书法碑帖学者也纷纷著文，对“勑”字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田勇次郎在《十七帖序说》一文中，指出： “这个勑押与唐玄宗的《鶺鴒颂》真迹本所见勑押酷似，笔法几乎相同......勑押却与唐玄宗《鶺鴒颂》的勑押相同，此不能不疑。” 松井如流在《十七帖小考》一文中，这样讲： ”中田勇次郎.....指出此‘勑’字和玄宗之书法非常相似，我赞成此说。“ 西林昭一在其所著的《十七帖》中，指出： ”曾经亲眼见过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存的《鶺鴒颂》，也许是后世人所为，但”勑“字的确是玄宗时代的典型风采，与太宗的书法相去甚远。“
鶺鴒颂中的“勑”和“余清斋本”、“三井本”的“勑”，对比之下，结体虽然略有差异，但从外形上看感觉像是同出一脉，容庚先生的说法看起来不无道理。 王玉池先生在《十七帖在王羲之书迹中的地位和重要版本述评》中，这样写到： ”（十七帖）当时并无唐太宗的‘勑“字。容庚先生推测‘勑“字是从唐玄宗《鶺鴒颂》上移来，也应是对的，否则二者不会相似如此。” “勑”字引发的对《十七帖》的争论，进而带来的对其它问题的探讨，持怀疑论的一派的大致观点是这样的，这也是研究王羲之的学者祁小春先生的结论—— 1、“勑”字本末尾之“僧权”二字位置不对。 2、“勑”字本系北宋人托名唐刻唐拓，并伪造了‘勑'字、褚遂良等题名和‘僧权’押署。但王羲之的字却非虚造，而应是王羲之原帖比较忠实的勾摹本。” 对《十七帖》“勑”字本的考证,真的盖棺定论了吗？ 来，我们还是先看看这件《鶺鴒颂》吧。
《鶺鴒颂》据传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作品，一直被视为他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收入《精彩一百 国宝总动员》一书，作为国宝中的国宝，对外隆重推介。 《鶺鴒颂》墨迹本后面又有蔡京、蔡卞、王文治等人的题跋。 钤有”宣和“、“政和”、“内府图书之印”、“晋府图书”、”石渠宝笈“、”宝笈三编“、”乾隆鉴赏“、”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众多藏印。 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唐鶺鴒颂，明皇撰并书。“ 一切都看似流传有序，真迹无疑。 这件墨迹本中“朕之兄弟，唯有五人”、“秋九月辛酉”之语，提供了一些线索，引起了一番对《鶺鴒颂》书写年代的考证。 唐玄宗共有兄弟六人，“兄弟五人”到底有没有包括唐玄宗自己，如果没包括，谁先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期间，哪一年的九月有辛酉日？ 徐邦达认为《鹡鸰颂》完成时间不会晚于开元二十年，是玄宗四十二岁之前的作品。 江兆申在《唐玄宗书鹡鸰颂完成年岁考》一文提出完成时间在“开元七年”，这个说法有相当广泛且持续的影响，台北故宫的林柏亭、黄伟中、谭怡令等人也沿用“开元七年”之说。
曾任台北故宫副院长的何传馨和方展里等人提出“开元五年”之说。 台北故宫的侯怡利提出“开元九年”一说，并对拖尾上的跋文本身的真伪提出疑问，认为蔡京、蔡卞二人跋文书写质量稍差，并且有较多笔误，因此并非真迹而是有根据的临写本，本卷是在宣和年间由册页改成手卷的。 徐邦达先生认为是墨迹本正文是双钩廓填，江兆申先生对此存疑。而侯怡利先生经过目鉴，又借助高清数字设备看后，认为不是双钩廓填，而是写本。 启功先生则认为《鶺鴒颂》墨迹本为翰林院内学御书体的专职官员代书，书后由皇帝敕字。 启功先生这个意思就是讲，前面的正文是代笔，后面的“勑”字才是唐玄宗真迹。 无论是坚持认为《鶺鴒颂》是真迹的一派，还是认为是双钩摹写或伪作的一派，都认为该卷书作承袭了王羲之的书风，同时又有盛唐的丰腴之美，具有唐玄宗时期的书风特点。 唐玄宗的书法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除了墨迹本外，世上还唐玄宗的《鶺鴒颂》，一是北宋《汝帖》拓本。
首先从文字上来看，《鶺鴒颂》墨迹本的文字颇多，收入成书于清代的《全唐诗》、《全唐文》，附有前面的序言，而《汝帖》刻本的文字少了许多，文字则收于成书于南宋的《玉海》，无前面的序言。 《鶺鴒颂》的刻本除了《汝帖》外，还有收入《兰亭续帖》的一件，这里不再全部贴出。 两件“刻本”中，很关键的“兄弟 □人”中该字全都泐损，无从判断到底写的是兄弟几人。
《汝帖》和《兰亭序帖》刻本文字相近，有添加，而《墨迹本》文字则添加许多，前后顺序也大有不同。
“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才雄白凤，辩壮碧鸡，以其宏达博识，召至轩楹，预观其事，以献其颂。夫颂者，所以揄扬德业，襃赞成功，顾循虚昧，诚有负矣。美其彬蔚，俯同颂云。”——墨迹本 “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作颂以献，揄扬德业，有负虚美，以其彬蔚，俯同颂云。”——《汝帖》刻本 如果从文字本身来看，谈点粗浅的看法，《汝帖》显得更为简洁，文词更有古意，而《兰亭续帖》刻本差一些，墨迹本则显得用语拖沓，文词的用法年代上更近一些。 我们还是从书法本身出发，挑选一些字出来对比分析一下，看清优劣，其他的都是旁证。
”魏光乘作“四字，先讲些最直观易看的地方—— 墨迹本中，”魏“中左下”女“部的”丿“，过于尖细，刻本粗细合度。 ”光“——汝帖中左下的”丿“尾部有损，而墨迹本该笔则僵硬难看。右边的戈勾，墨迹本轻飘，汝帖刻本沉实。 ”乘“——最上面的短”丿“，墨迹本明显过小，细弱，右下的点拖沓无力。 ”作“——墨迹本该字结体明显丑陋，右边的竖画又太粗。 再仔细看下，墨迹本中很多笔画的起笔处，总爱先绕个弯，如”魏“左边第一个横画，”光“上面的竖画，而汝帖刻本则线条干净利落。 这里再贴出一些，不做详细的分析，孰优孰劣，大家一眼即知，墨迹本实在惨不忍睹。
《鶺鴒颂》无论是结体上，还是点画的力度上，说是唐玄宗的真迹，都是笑谈。 这样的书写水平，不用谈古人，就是今天的书家，写上几次就可以超越。 把墨迹本中的臃肿当成丰腴，粗率当成潇洒，僵硬当成沉实，实在让人无语。 如果连基本的审美水准都达不到的时候，就难免会把垃圾当成国宝。 墨迹本和《汝帖》刻本，从用笔的方法上来讲，是截然不同、有着天壤之别的两种方法。 墨迹本为中锋提按，所以起笔的时候会绕个尖出来，提笔的时候线条会尖细许多。 而《汝帖》刻本，是侧锋用笔，没有提按，笔锋绞转而行，自动收拢，线条沉实、圆劲。 《汝帖》刻本的用笔方法，跟唐太宗、唐高宗的用笔方法是一致的，在熟练程度上有差异。 这几任皇帝跟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掌握笔法的大臣，还是学到很多东西，唐高宗、唐玄宗的侧锋用笔已经颇为成熟。 《汝帖》刻本更为接近唐玄宗书法的本貌。 《兰亭序帖》所收《鶺鴒颂》刻本，是宋人摹刻，水平不及《汝帖》。 《汝帖》刻本的文本，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鶺鴒颂》版本，用语简练而饶有古意。
台北故宫的《鶺鴒颂》，这件东西，到底怎么来的？ 怎么从垃圾变为国宝的呢？ 这里不再做详细的分析，大概介绍一下。 唐玄宗《鶺鴒颂》在传抄、流传的过程中，增添、删补，到了《兰亭续帖》时，文词已经有了较大改动， 清代的时候，原有的文本变成了另外一种面貌。 《鶺鴒颂》墨迹本，是对着《兰亭序帖》中《鶺鴒颂》刻本临摹而成，而不是双钩廓填，没有的文字则揣摩着添加，所以导致卷中一部分字的外形像《兰亭续帖》刻本，又有一部分变了个样，整篇风格前后不统一。 这件东西，从书写水平、纸张来看，作伪的时间在清晚期。 从《鶺鴒颂》墨迹本中看不到唐玄宗书风的清劲圆浑，而是不堪入目的萎弱荒率。 有朋友讲了，上面不是有清代几任皇帝的大印吗？ 不但“宣和”、“政和”的印是伪造，清晚期以前的印也是伪造”。后面蔡京、蔡卞、王文治的题跋也是伪造的。 类似这样的“石渠宝笈藏品”，在今天的拍卖会上还会时不时看到，也能查到相对应的著录情况，就看有没有人敢认敢买了。 侯怡利先生看出了二蔡的题跋是伪造的，正文本身的真伪，不知道他又是怎么看待的。 唐玄宗在《鶺鴒颂》中到底写的是“兄弟几人”？ 《鶺鴒颂》的书写时间到底是哪一年？ 让专家们再去考证吧。
好了，绕了这么大一个弯，无非是说明台北故宫藏的《鶺鴒颂》墨迹本是假的，而且水平极差。 回到前面《十七帖》中的问题上来。 《鶺鴒颂》墨迹本既然是假的，那么后面的”勑“字又是怎么来的？ 对照《十七帖》拓本后面的”勑“字，临摹而来。 《鶺鴒颂》墨迹本上的“勑”是蛋，而《十七帖》中的“勑”才是鸡！ 不少专家把谁是鸡，谁是蛋，搞混了。 那么《十七帖》“勑”字本馆本系统，到底是不是宋代人作假，托名唐刻唐拓，并伪造勑字、褚遂良等题名和“僧权”押署吗？ 显然不是！ 可是，南朝时期的藏书家、书法家徐僧权的“僧权”押署在帖尾的位置，反而在唐朝的皇帝后面，这个位置是不对的啊？这怎么解释？ “僧权”押署，在《十七帖》墨迹真迹本上，应该是有的，而且就在帖尾后面，其具体位置，不好猜测。 但唐太宗李世民的“勑”字，不是写在装裱好的《十七帖》真迹上的。 如果在真迹上写一个孤零零的“勑”，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皇上的题跋吗？不能准确代表任何含义。 再回头看看《鶺鴒颂》墨迹本，后面那个孤零零的“勑”显得好傻啊。
这个“勑”字是唐太宗写好后，在刻帖的时候，勾摹背朱，刻上去的，在“勑”字的下面，再刻上“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 臣褚遂良校无失”这样才能显示一个完整的意思，奉皇帝的命令刻十七帖，谁又在其中干了什么比较重要的事。 “僧权”押署在真迹中的位置，在刻帖时又该放到帖中什么地方，不一定非要像刻《十七帖》中前面王羲之墨迹那样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移位。 个人的看法，把“僧权”押署放到“勑”字的左下边，主要目的是为了彰显大唐皇帝至高无上的皇威。 如果“僧权”押署在真迹后面稍远的位置呢？刻帖的时候怎么刻呢？还要先空出来一大段后再刻吗？ 《十七帖》”勑“字本也就是馆本系统，存世十多种版本，到底哪一种是《十七帖》的原刻原拓？哪些又不是？或者都不是？为什么？ 怎样彻底搞清楚这些问题，这才是研究《十七帖》的首要之举。 其余的问题，再大也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中田勇次郎谈到“勑”字时，讲馆本和《鶺鴒颂》的“勑”字，“笔法几乎相同”。 拿张伯英本中的“勑”和《鶺鴒颂》墨迹本中的“勑”对比看看。无论外形结体还是点画的力度，墨迹本都是无法与拓本相比的。 临像了，就是“笔法几乎相同”吗？ 把王羲之的法帖都临像了，就得到王羲之的笔法了吗？ 这是今天典型的形同于法、以形求法的错误学书理念。 日本人懂笔法吗？笔法传到日本去过吗？ 隋唐时期从公元630到894年，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也从来没有真正接触到笔法，也只是参加了类似的汉字书写培训班，仅仅掌握大致的执笔方法而已。 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陆彦远、张旭、李邕、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等真正掌握笔法的人，日本人都没有真正接触和交往过。 日本人连“闻法”都无缘，就更别想得到他们的“口传手授”。 一千三百多年来，日本的书法始终在“法外”徘徊。 笔法，今后也永远不会传到日本去。 ——2016年5月31日于深圳瞻淇室  寇克让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学位。书法家，书法史家。2009年至2013年任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2010年至2014年兼任北师大书法系，2013年任北京大学名家工作室导师。2012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书法没有秘密》。 2013年，香港和平图书公司出版繁体字版《书法没有秘密》。 201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我的草书20年》。201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法相——寇克让书法选》。2014年7月12日，举办“惊沙坐飞”个人书法展。 2015年3月28日，举办“法相”个人书法展。2016年4月9日举办“驰神睢涣”个人书法展。2015年初，香港《今日中国》开设《寇克让专栏》至今。 转发分享，截图发至后台，幸运读者均可获赠下附精美书法小品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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