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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為法學家的王世杰——學術與思想》（载《法制史研究》第二十九期，2016.6）的结语部分  千古江山，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王世杰论文中展示的学术思想，在今天看来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很多成为了法学、政治学的常识。但是，若在境的予以考察，则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综观王世杰的研究论文，可以说皆为预流之作，他的所思所想都是那一时代的紧要课题，关乎国家制度和民生之本。出版的《比较宪法》，就是在这一系列专题研究基础上的综合。王雪公的学术生命仅有六年的时间，从现代中国学术百年历史的角度视之，可谓一瞬，幸耶？不幸耶？真不好说。南下从政后，侯门一入深似海，看似好像他的学术生命在那一瞬间戛然而止，其实未必，余音不断，并渗透到他的政治实践之中，如法制局的规则制定，刑法草案的意见书等等。而此项作业，青山青史。 胡适之先生在1919年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中引用尼采的话，说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而新思潮是一种“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运动。确实，清末民初的中国学术，都是立基于传统之上的再造过程。但法学能从传统之中吸收的养分颇少，这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传统中国的律法，较重刑律，民事行为往往靠民间习惯来规范，而习惯却是因各地风俗不同而各异；传统帝制下的律法没有近代“权利”的概念和保障“自由”的理念，其中间贯穿的维护君臣纲纪的理念是与西方现代法学理念相悖的。于是，我们看到，清末法理派与礼教派之间的激烈争端，在现代史的舞台上上演。在这样的情形下，在改造中国法制的路上，那一代人走的很辛苦。 具体到王世杰，通过研读他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其学养丰厚，论述明晰，在国外留学必定是下过一番苦工夫的。然而，他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与体系，只是在调和中西的夹缝中缓慢挪移。从1921年到1927年，全职执教著书区区六载的时间，哪里能产生出什么堪称伟大的学术成果来！人文学及社会科学诸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天赋。有此天赋，少年便可有所得，无此天赋，折腾一辈子，还是平庸。人文及社会科学仰赖一种经年累月的积累，依靠的是读书阅世积攒的素养。回望百年来中国学术史，学者在人文及社会科学上取得重大成就者，大概多数在四十到六十之间；太年轻，火候不到。而王世杰离开北大时才三十六岁，正值学术积累的黄金时期，其后虽然不曾远离书本，保持着书生本色，然而公务繁多注定难以集中从事学术研究。离开北大之后除武大校长任内尚有两篇论文之外，再无学术产出。 毋宁说，王世杰的工作在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翻看研读他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思所想所撰所述，皆为当时世界宪政和法治前沿问题，并结合苦难中国的法治实践权衡各种制度的利弊，心中存有“中国问题”的意识；而他的文章绍介西方最新的学理，以期改造传统中国的制度，在新国家的基础上造成配套的新社会；他对“中国奴婢制度”和历代法制的关注，以及各朝代法制史料的谂熟，更说明其并非对于传统完全忽视，而是在寻找适合中国的制度。其时中国法学，既然不能像传统学科一样，迅速有所突破，就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迈进了，这非朝夕之功，也非几年可以办到的。 其时中国处在军治时期，“老百姓不能安身立命，军爷爷们争权夺位，互相残杀不已。”民国开十余载之际，王世杰眼睁睁看到法制的停滞不前，保障个体自由的法律严重缺少，侵犯个体自由的法令所在多有。其论世文字，虽如其人平和安静，但字里行间、平静背后仿佛存在着无奈，充满了焦急。或许我们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当务之急不在于提升中国的法学水平，因为发蒙阶段的中国法学难有一步登天之境遇，而国家的动荡和实在法的阙如更使其提升不得其道。当时的中国，紧要的是先进法制的尽快落地，使普通人不再生活于恐惧之中，使法律学人有自己可以依靠的条文。如果说“再造文明”没有进行到底，哪里岂是常说的一个“做官去了”所能打发解释的。要是没有自己国家的条文式的法治存在，法学将游离于外国学理和本国杂乱不统一的规范之间，终为无根之谈。也就是说，法学上的“再造文明”是不能成功的。学术上的再造文明，王世杰无缘参预，但他到南京国民政府后参与立法，改观法制，也是另一种“再造文明”吧。 那个时代的中国法学，于彷徨无助中开始发展，既不能像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藉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于短期内脱颖而出，也不能像人类学、考古学等传统中国无有的学科不顾一切奋进。它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无法远离中国现实。要调和中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风云不断，始终没有安稳的环境和良好的立法，法学的艰难，就不是学者一个群体的责任了。而法学，始终没有出现像哲学中的胡适之一样开山的人物，也没有一个像史学中的陈寅恪足以堪称代表的人物，王世杰在法学史上，会留名册，却也是轻描淡写。而前一个世纪的法律学人，又有谁能浓重的青史留名呢？不妨说，近百年的法学史，发展到今天，靠的是一代代法律学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与集体积累的智慧。 考古学家李济有一次和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闲聊，我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答复。他却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在国家建构尚未成功的年代，王世杰也属于那一班人之列，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苦苦纠缠，只不过其程度不同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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