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史研究，正像整个当代学术的发展一样，进入了转型时期，其在学术观念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即为由逻辑或形而上学向文学的历史本体的回归。这一转变意味着如下一个事实：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由点——著名作家、经典作品，转向面——思潮、流派、群体，有意识地对文学史的线索重新进行清理。这种工作基于不同于往昔的理念，即视事实认识的重要性高于价值判断，学者不再专注于作家的取舍（精华、糟粕之分）、等级、品第高下，而是首先着力于清理事实；不是醉心于给作家贴标签，打分数，论成就得失，而是关注文学史现象，努力发掘历史的遗迹，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而港台地区的文学史研究，则受福柯权力话语、知识考古学、塞义德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影响，以新的眼光审视文学史，几乎与大陆同时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在这一思想和学术背景下，近年港台地区关于文学史研究的讨论会层出不穷。1995年10月13日至15日，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又主办了题为“中国文学史再思”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因邀集了中国大陆、美国、新加坡及港台地区的学者共同讨论，意义很不一般。会议采用分组发言、共同讨论的形式，讨论了四个主题：（1 ）中国文学史的文化体认；（2）历史与叙述；（3）女性与文学；（4 ）中国文学批评反思。这四个题目，应该说都是当今文学史研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所以讨论得比较热烈。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文化体认这一主题，报告者最少，而讨论最热烈。题目的意旨本身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即透过中国文学史获得有关中国文化的体认，或基于当代由多元文化冲突形成的异于传统的文化体认来认识中国文学。前者是由文学而文化，后者是由文化而文学，思路恰好相反。但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把握问题，对“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化”概念外延的确定都成了讨论的必要前提。海外代表不约而同地从两方面提出问题。台湾大学柯庆明发问：“'中国’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吗？还是只是一个'开放的舞台’，曾经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此杂然并存？”在讨论中，大家一致感觉到，现今研究中国文学史，首先遇到的棘手问题就是确定中国文学史的范围。现有的中国文学史，准确地说只是汉民族而且是中国大陆汉民族的文学史。以今天的立场来看，这是不符合中华民族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的。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学是不是中国文学史的内容？近现代的港台地区、新加坡及其他海外华人的文学是不是中国文学史的内容？这是文学史研究和写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考虑到历史形成的政治格局，我们必须重新确定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内容和范围。至于文化体认，海外代表一致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由于政治格局由封闭、集中转向流动、分散，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多元中心的局面。美国爱奥华大学吕彤邻的一段话，可以说典型地代表了他们的看法：“每一次冲击（按指外来侵略）都更深刻地动摇大中国中心主义的物质及精神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文化都是在受到不同的外界文化冲击而产生的。……什么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大概每个人对此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种看法，无论基于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和生存体验，客观上都反映了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过去和现在的实态，无视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尊重历史的。在今后的文学史研究中，这将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按通常的理解，体认也就是理解、把握的意思，“文化体认”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来把握。台湾中正大学龚鹏程的报告应该说是紧扣这一题目的。他认为，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性质有不同的体认，就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叙述。他针对历来将中国社会体认为乡土社会、农耕文化从而形成的叙述主调与基本主题，提出：对中国社会游民性格的体认，会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一向被忽视、当作边缘性问题来处理的“游”的文学，如游侠、游说、游仙、游戏、游历的文学，而与远游相关的主题包括中外交通史与文学传播之关系、文学与游之心灵状态、文学与游的艺术之关系等，也将摄入文学史的视野。他的观点及论证因涉及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特征的基本认识，所以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其实这不是个判定中国文化基本特征的问题，龚的论点只是对历来文学史研究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简单地定位于农耕文化的一种补充。它可以启发我们多元地把握中国文学的传统，但不能改变或取代我们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蒋寅在会上介绍了同事王学泰对中国游民意识与传统文化、与通俗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并指出这一工作同样具有从新的视角把握中国文学传统的启示意义。
历史与叙述主题的报告，话题较为分散，而意旨却相对集中，大都是基于一定的文学史写作经验，提出某些涉及历史与叙述之关系本质的理论问题。山东社会科学院乔力纯粹从学理的角度概述了他对文学史叙述方式及所应遵循的原则之看法；台湾清华大学廖炳惠以李汝珍《镜花缘》为例，提出了把握历史与叙述的关系所应注意的不同层次的问题和种种原则；台湾交通大学周英雄引用拉康的三重世界说和海德格尔对时间的看法，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指出，文学史的写作包含认识自己与对自己生存之世界的解释的要求，重写文学史总是对国家叙事的反抗；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借大陆王瑶、唐弢、丁易和台湾司马长风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比较，说明文学史写作事实上总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更进一步指出了“现代文学史”在语义辩证上的悖论，透过本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揭示出一个事实：“现代文学”之所以成为国家叙述的枢纽，不只因为它关系到国家文学史话的建立，更因为它关乎国家神话的建立。 “而在80年代台湾本土作家与大陆学者竞相推出台湾文学史及大系，又何尝不包藏对国家历史叙事所有权的争夺。”岭南学院许子东也就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实践，分析了80年代以来大陆出版的各种当代文学史的时限、分段和分类，指出当代文学史写作在逻辑上的一种虚幻性。他说：“各种文学史都会在印刷的'文学史’中终结，惟独当代文学史却不会。但当代文学史也总要完稿。完稿时间不仅划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决定着文学史的理论的起点。王瑶和夏志清的文学史经历'重写’至今依然可读，因为他们各自都和其研究对象有一文化时间（朝代）或文化空间（国度）的距离。当代文学史的作者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研究者必须与研究对象共享同一意识形态空间。在各种当代文学史中，当代文学都必须假设性地'终结’在'现状’上。如何评价这一'现状’便决定着被回顾被叙述的'历史’的面貌。”“过去”之所以被解释成“弯路”，就在于认定本来应该有或现在已经有了正路。在现有的著作中，当代文学史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拨乱反正、发展和进步的历史，但如果从当代世界文学的背景上考察一下大陆作家的特殊生存和写作状态，这种叙述模式还能保持它的完整性和封闭性吗？他怀疑，“史”理应记载过去，“当代”总是今天，所以“当代文学史”是否在逻辑上本来就不可能？这一分析的确指出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困境。
相对于上述对文学史基本观念的思考，另一些学者就文学史写作的具体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香港浸会大学黄子平的报告，鉴于“本体论”的“作者”观念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遇到的重重困难，探讨运用“功能论”的“作者”观念来写作小说史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相当有启发性的课题。清华大学葛兆光根据近年考古新发现的上古文献，提醒文学史研究者应当经常倾听历史学家的意见，关心历史学的成果。他简单地列举了一些新出土简帛佚书的内容，指出它们对于重新认识先秦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北京大学陈平原从“文学史”的起源阐明文学史写作的动机和功能，指出文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的建立，与西学东渐大有关系。他通过分析清末民初传统书院与西式学堂在文学课程设置上的差异，追溯中西文学教育及史书体例的不同特征，说明中国古代诗文评及文苑传的写作—阅读方式在晚清受到西方教育体制及学术思想的挑战，终于以本世纪初作为京师大学堂课本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契机，完成了从“文章源流”到“文学史”的转变。这一番推源溯流的研究无疑是相当有学术价值的，不仅为文学通史写作的原初目的找到了历史的说明，也为此次会议上关于文学史与专题研究的水准、价值之争提供了判断的前提。
女性与文学的主题基本上处于探索阶段，学者们谈论较多的是对研究思路的构想和难题的揭示。台湾“中央研究院”胡晓真指出，现代女性主义对文学史的影响不外乎重审文学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性别题材的处理，以及重新发掘女性的作品这两个方向。前者关注的通常是女性被物化、客体化成情欲对象而失去自身的主体性等问题，对文学史的影响仅限于对经典作品的女性观点诠释；而后者，通过重读女性作品，追溯其源流传统、美学观念，才是更有潜力、更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或者可以为女性另立一个传统，重视女性文学尝试的蛛丝马迹以至丰功伟绩，简单地说，也就是妇女文学史的研究；或者可以全盘改写传统文学史，让整个文化教养涵括包括女性传统的各种传统。”然而她承认，无论妇女文学史独立于一般文学史之外，还是一般文学史将女性文学传统吸纳进来，都存在着很复杂的问题。香港科技大学童若雯围绕女性传统的起源与疑难问题，以闺怨诗为例陈述了清理女性文学传统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上古作者性别无法确定、女性传统的源头难以追寻、女性面具的被普遍借用、女性对男性的摹仿等等。这些困难使得对女性文学的探讨时常陷入困境。因此她认为，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反思“需要触及文学话语本身的权力之形成、扩展与沾染”。她的同事陈丽芬的报告“超经典与文学史——从张爱玲之死谈起”，在概括张爱玲作品的特质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文学史无法将张爱玲定位的奇特现象，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了女性文学与文学史意义系统的游离。这虽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却不失为一个富于魅力的研究课题。美国乔治亚州大学黄金铭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华玮的报告，可以说很具建设性。前者是对经典作品所作的女性观点诠释，认为《红楼梦》是个女性主义文本，作者借把小说的起源归于女娲补天的神话，“突出了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女娲所体现出来的女性的创造作用，并赋予她一种儒学正统通常仅仅赋予男性的权威”；警幻仙子一方面是父权制度的发言人，一方面又是宝玉“意淫”——一种与他的“无才”共同塑造并表现他女性意识的乖僻——的保证人；而刘姥姥作为一个肩负着推动情节叙述这一关键任务的农妇，则是作者用以体现逾越性向和阶级界限的关键一着。作者从小说一开始，就在这三个女性形象上奠定了他的女性主义视角。华玮的报告则是发掘女性文学传统的有效尝试。她通过研究明清女作家叶小纨、王筠、吴藻、何佩珠、刘清韵等人的剧作，得出结论：明清女作家的剧作中，突出的是性别问题。她们“分别利用戏曲'优孟衣冠凭颠倒’（吴藻《乔影》）的许可，以及中国文学传统中性别转换的修辞方式，将剧中女子改作男子（装扮），以在读者或观众的心目中产生'美人名士一身兼处’（刘清韵《氤氲剑》）之认知与视觉上的混乱，借此颠覆传统的性'别’框架，并为妇女在父权制度下受到压抑的文学、政治或情感的欲望，取得宣泄或满足的想象空间”。她还指出明清女作家在戏剧题材处理上的一些显著特征，如对“佳人”角色类型的重新界定——这多表现为佳人的“双性化”；写两性的爱情婚姻时，女作家往往淡化“性”，而专重情的描写；通常不追求情节的戏剧性，而较喜欢在简单的情节框架里抒情等。她所提倡的认真“读作品，作些死功夫，并且还要各种文类的研究者合作交流”，“而不是止于呐喊批评文学正典缺乏女性的声音”的态度，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发掘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反思的报告最多，内容也最为分散和具体，基本上无法全面讨论，但彼此的内容却可以构成互补的关系。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润华的报告，联系当前全球性的通俗文化胜利、西方的文化殖民等现象，提出了如何面对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与学术理论，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的战略思考。他强调：“我们需要西方，但又要抗拒西方，是因为我们需要采用全人类新旧间最好的发现和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学，解读我们的文学与文化，否则我们将在21世纪成为世界文学（文化）的孤儿，无法参入世界文学（文化）的系统里。因此目前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批评与理论传统孤立起来，也不能一往情深地向欧美寻找批评研究的方法与道路。”他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与今日东亚经济很相似，“要在多元文化思考与'科技转移中’建立自己的解读、分析、评价系统”。台湾大学廖咸浩也对台湾学术界两种常见的说法——中国文学批评不需要理论，中国文学批评不宜用西方理论“硬套”提出了批评，并对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出了具体的策略性建议。他们的发言明显表现出抵抗西方学术强权而又自觉势单力薄的心态。前者沉重地指出：“我们应该珍视中国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视野和学理资源，目前很少人肯在中国学人中（包括港台及海外华人学者）寻找批评理论与构架，那是由于我们仍然对他们缺乏信心与尊重。”不过，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的报告正可以弥补这一遗憾。他谈了四个问题：（1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精神，是务实尚用，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2 ）中和、中庸的价值；（3）各种思维方式都可以互补、融合，万虑一致， 殊途同归；（4）文论研究贯通古今的必要途径。 徐中玉的报告贯穿一个精神，就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学理资源。上海古籍出版社赵昌平根据自己研究唐诗的心得，提出：唐人诗歌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意兴—意脉—意象观念，在中国诗学史上第一次将诗歌创作中物我、言意、潜意识与意识三重关系，在张其意于其境，以意为主的创作状态中较完善地统一了起来。它使得创作中对语言形式的重视，成为意志由朦胧而明晰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伴随始终的有机成分，从而促进了中国诗艺的不断发展。他同时还指出了唐诗研究中两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人们在盛赞唐诗的巨大成就时，却往往粗暴地否定了作为唐人写诗入门读物的大量诗格类著作；一是现代语言形式批评因过分强调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有意扭曲，解读唐诗往往疏离中国古代诗学形式批评的民族特征，流于隔靴搔痒。这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理的揭示，也是对王、廖两位之建议的一个回应。
其他代表的报告，如北京大学张少康有感于历来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艺术理论批评关系的忽视，具体论述了文论、诗论与绘画、书法理论互相借鉴移植、互相启发的交互影响；香港大学何沛雄指出，凡“吟风弄月”与“雕章琢句”的文章在文学史上历来都受到严厉批评，他认为这是出于古人的偏见，并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新加坡大学杨松年从多方面阐明论诗绝句这种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学批评样式的学术价值；香港大学潘汉光强调古代诗话不仅具有理论、批评的价值，还富有文学史的意义，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充当着近于今日文学史的角色。以上代表各自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文学批评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此外，台湾政治大学黄景进的报告，指出明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重大迷误：凡是复古派与公安派思想中较有价值的部分，甚至其兴起或流行，都被解释为反对程朱理学严重违反人性的结果。他认为，明人在反程朱的同时也吸取了许多程朱的思想，甚至如“格调”、“真情”等重要概念也包含了程朱的思想在内。基于此，他提出一个思路：除了目前这种“单音”的写法之外，是否可以有一种“双声”（或对话式的）写法？香港中文大学邓仕梁则将文学史与文学观、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史教学结合起来，指出传统批评有“显优劣”的意味，而今天文学批评的意义主要在于说明、阐释有关文学的种种问题，如解释文学现象、分析文学语言，以求加深对作品创作过程、流变、接受、解读各方面的认识，因此批评的任务有重新界定的必要。蒋寅从学科本身的发展着眼，提出要建立新的批评史观念，认为既往的文学理论史、批评史著作一概是理论的视角，结构总是由点（理论家或著作）到点，史成为理论家的时间序列。其优点是固然突出了有理论贡献的人物、著作，并清晰地勾勒出理论体系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而缺点则在于缺乏细致的创作背景研究，缺乏周密的文献考索，导致理论史的描述脱离创作实际而带有一定的形而上学色彩，这与“史”的赋性是相悖的。所谓新的批评史观，不是仅仅将批评史理解为文学理论发生、形成的过程，而是将它理解为人们在一定的文学观指导下进行创作、批评活动的过程。这样，各个时代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活动将被包括进来，许多不具有理论意义但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事件、著作也将被包括进来，其结果将产生内容更丰富、更接近文学史原生态的批评史。为此，蒋寅还列举了目前亟待努力的几个研究方向。
综观这次会议的报告和讨论，总体上是富有成果的，提出了不少引人深思的问题；但同时也给人留下文胜于质的感觉，代表们的发言更多的是热衷于搬弄许多人名与流行的主义，而不是实质性地探讨问题本身。也许短暂的时间不允许讨论深入的问题，也许与会代表分别属于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不同研究领域，很难讨论很专门的问题。因而笔者略感遗憾的是此次会议信息量大，而深度不足。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英文版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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