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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最后的光线血淋淋的|文学家·孙频

 汉青的马甲 2016-09-26



孙频,1983年出生于山西交城,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现任杂志编辑。2008年开始小说创作,至今在各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万字,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同屋记》、《醉长安》、《玻璃唇》、《隐形的女人》、《凌波渡》、《菩提阱》、《铅笔债》等。部分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载。


相     生

by 孙频




一天中最后的光线血淋淋的,正在一寸一寸地消失。


阎小健跟在这阳光后面,像个被阳光扯着的牵线木偶,阳光稍微移动一点,他就跟着腾挪跌宕。他抱着相机,眯着眼睛,凶狠地捕捉着阳光在这两扇木门间移动的脚步。这脚步是隐形的,像一个魂魄正在这腐朽的雕花木门间穿行,但他就是要用相机捉住它的脚印。他要让它现形。

最后一点余晖在即将完全沉入山里的时候,忽然变成了一种玫瑰色,整个县城像枚黑白印章一样被拓在了玫瑰色的天空里。四合源皮坊大门也只剩下了黑白的剪影,好像一堆被清洗过的记忆,萧索,干净,喑哑。这时他突然看到,皮坊大门上的那角飞檐突然像只动物巨大的角一样高高地优雅地伸向了天空,肃穆安详,飞檐上生锈的铜钟正发出斑驳的钟声,整座皮坊忽然像废墟中长出来的佛境,渺远,不真实。最后一缕光线正在消失,整座皮坊暗下去了,暗下去了,像一艘沉船正向着深不见底的大海沉下去。他跪着,趴着,站着,蹲着,不顾一切地疯狂地按着快门。在四合源皮坊彻底沉进海底的一瞬间里,他才停了下来,黑暗中,他久久地趴在地上,像条生病的狗一样,大口喘着气,浑身抽搐着。相机像刚刚打过子弹的机关枪,通体发热,他紧紧抱着它,把脸贴在上面,疯狂地哗哗地流着泪。

天色已经黑透了,阎小健终于从地上爬起来,抱着相机,蹒跚着向家里走去。每次拍摄完这些皮坊,他都像把自己榨干了一样,不休息上半个小时竟连路都走不了。为了拍这黄昏将近时的皮坊,他像千里迢迢缉捕犯人一样,已经整整跟拍了一个月了。每天黄昏的时候就开始捕捉一天中这缕最后的光线,他知道,就那么一缕。这一缕幽灵似的光线,就藏在这破败的皮坊大门上,那角优美的飞檐里,那些青砖青瓦上。刚才,就在那一瞬间里,在捉到那光线的一瞬间里,他几乎瘫倒在地。在捉到它的一瞬间里,他按下了快门,然后便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了。

回家的路上,他走得安稳笃定,好像把整个世界都抱在自己怀里了,他忽然之间就无所畏惧了。他想,这张照片,应该能得奖吧。他拍皮坊已经拍了整整三年,三年就为一张照片,为这一缕光线,也该到时候了吧。三年前,阎小健开始拍摄交城县的这些旧皮坊,是因为他偶尔在县志上看到:'从清道光以来到清末,交城皮毛盛极一时,一些名牌字号远近驰名,客商年年争相订货。交城滩皮成品,各家皮坊均盖有商标戳印,四合源的'八仙庆寿'更是著名商标,客户从不挑剔,且从不开包检验,有'交皮甲天下'之说。……清乾隆五十四年,境内已有自成号、庆丰源、五合皮店、义源长、兴盛源、广兴昌、四合源等117家字号,交城皮商是为晋商的重要分支之一……'县志上记载说皮坊主要集中在县城的下关街。他家就住在下关街。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拍这些旧皮坊的。

他拐进下关街一条幽深的胡同,胡同尽头是一处破败的旧四合院,四合院门口有一眼枯井。他看了看东厢房已经熄灯了,他的三个姐姐一到天黑就睡觉,连灯也都不用点。只有正房里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泡,是他母亲在等他吃饭。他进了正房,果然,他父亲已经在炕上睡下了,他像一卷行李一样皱巴巴地无声地缩在炕角。他母亲正神情呆滞地坐在炕头上等他回来。饭就扣在锅里,一大碗和子饭上面还飘了一层油葱,这说明他母亲最近犯病不是很厉害,还知道做饭时要炸点油葱。当然,在她犯病厉害的时候,别说做饭了,她会独自丢失在时间的迷宫里,变得六亲不认,一个人在街上没日没夜地晃荡。阎小健经常得到街上找她,像领小孩子一样把她领回家。

他母亲倒不是天生就有精神病,听人说是长到十八九岁才得的病。他父亲却是一生下来就是个精神病,家族遗传下来的。他母亲到二十七八岁了没人要,他父亲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为了整合资源,便有人做媒让他母亲便嫁给了他父亲,两个疯子结了婚居然也生了四个孩子,先是生了三个女儿,最后才生了一个儿子。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县城里很少见到两个孩子的人家,即使有两个孩子,第二胎也一定是躲到什么地方偷偷摸摸生的,生了还好多年不敢往家里接,搞得像私生子一样。唯独阎小健的父母,因为都是精神病患者,不在正常的人境里,没人管他们,他们便由着性子生,想生几个生几个。反正晚上熄了灯也没事可做,生孩子无疑也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自由得近于跋扈,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去。

当初,他母亲一口气生完了三个女儿,一年一个,都不带喘口气的。把交城县的男女老少都镇住了,大家都有些忧愁,照这个速度生下去那还了得?一年一个,最起码还不生到五十岁才能打住?不是刚刚听说西街有个妇人五十五了愣是生了个老闺女,据说还聪明伶俐得很。那生二十年就是二十个孩子,关键是这二十个孩子将是一支由疯子和傻子为主力的加强连,杀伤力极强。然后这二十个孩子再相互结婚繁衍下去,将变成四十个六十个八十个。用不了多久,交城县将被这个精神病家族慢慢蚕食掉,像巴比伦古城一样,这个千年古县将被蚀成一座废墟,只有疯子和傻子在里面歌舞升平。于是有人向计生办反应,疯子是不是也应该实行一下计划生育?计生办的女人一边打毛衣一边翻着眼皮冷笑,你说得倒是轻巧,有本事你教疯子去,教教他们怎么用避孕套,你能教得了吗?你要能教得了,咱俩就把工作换过来。我给你腾地方。来人被噎回去之后,再无人敢问津此事。只好随两口子生去。

但是疯女人在生完第四个孩子之后居然再没有了动静。因为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子,大家一时议论纷纷,有的说疯子也知道重男轻女?原来是不生出个男丁誓不罢休,还是为着要延续香火嘛。另有知情人士说,哪里,阎疯子那是什么人你们还不知道?他要是租双靴子那就熄灯了连睡觉都要穿着走路。要是租个帽子那就连睡觉都要戴上喽。他要是有和女人睡觉和女人生孩子的权利他会闲着不用?那根本就不可能。原来是计划生育的风声渐紧,上面下了硬性指标,就是一个县的妇女上环要上够多少才达标。有的女人因为还没有生出儿子,婆婆不让上环,怎么办呢?婆婆就替儿媳去上环,一个儿子就罢了,要是碰巧有四个儿子的,那就像奥迪车标了,再惨点有五个儿子的,那简直是奥运会会标了。计生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便把疯女人也算进去充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伙人上门捉住疯女人硬是给结扎了。干部们倒不内疚,这举动本身便是为民除害嘛。生一窝疯子傻子出来,那以后都是祸害。

疯子夫妻生出的最后一个儿子便是阎小健。他的三个姐姐无一例外都是疯子,只是疯的程度有轻有重。她们都没有名字,外人把她们依顺序排列下来分别叫女女,二女女,三女女。女女性情温和但终日沉着一张脸,往哪里一坐就是一天,不说话也不动,像袋土豆一样蹲在那里。二女女最俏丽,也到了怀春的年龄了,终日在脸上糊厚厚一层雪花膏,砌墙似的,把脸上的每个毛孔都砌得平平整整。然后用染料在额头上点一个大大的红痣,再把嘴唇也染得血红。小孩子一看见她就吓得哭。但她因为活在自己的幻觉里,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就是一看见男人就想过去拉人家的手,于是把县城里所有的男人也吓得避之不及。三女女疯病最轻,经常会训斥自己的大姐二姐,但终究也还是个精神病患者。唯独到了阎小健这里,怪事发生了。他像个阀门一样堵住了那血液里的精神病毒,在这个家庭里,他像一截从淤泥里跳出来的洁白的藕。洗去外面的淤泥,里面竟然一尘不染。他居然是个正常人。因为他是个正常人,县城人便用更加怪异的目光看着他,似乎他是个比他父母更加怪异的生物,似乎他才是个畸形儿,一定是基因突变了,他才变成了这样,才变成了这样一个——看起来像正常人一样的人。

因为一家子都是精神病人,所以他们常年没有稳定的收入,全家人住在县城一处废弃的四合院里,那院子多少年没有人住,阴森可怖,他们愣是住了进去,并牢牢地长在里面,居然还越长越大,由两个人变成了六个人。他们简直像一只巨大的坚固的木耳长在这个县城的边上,没有人能把他们割下来砍下来,就是放把火,他们也照样长在那里。很多年里他们全家人就是以参加丧事班子来养家活口。县城里谁家死人了,抬着棺材去坟地的时候就用到他们一家子了。他父亲给人抬棺材,她母亲带着他们四个孩子走在棺材边上,手里拿着纸做的童男童女、纸牛纸马纸房子纸元宝,他手里每次都是捧着一只食盆子,这盆里的饭是用来堵死人的嘴的。他跟在三个姐姐后面捧着这盆可怖的饭,一直跟着走到坟地里。这样跟一次丧事,人家给他们一点钱几个馒头就把他们打发了。每次赚来的钱都是由他母亲保管起来,人们便说,看来这疯子也是知道怕老婆的啊。看来男人都差不多。

他家五个精神病人,发病的周期都不一样,而且都是间歇性地发病。这阵子你犯病了过阵子她犯病了,一年到头每一天都有一个最不让人消停的病人。疯病最厉害的时候他们会打人,会抽自己耳光,会大叫看见猫狗看见死人了,会跑到街上脱光衣服,会把鸡粪塞进嘴里。阎小健只上完小学就辍学了,他家出不起学费,他还不想成天被人追在后面笑话,便自动退学去玻璃厂做起了学徒烧瓶子去了。后来,他年龄渐渐大了一些之后,便做主开始轮流把家里人往精神病院里送。这阵子谁犯病最厉害,就把谁送进省城的精神病院,其他人就在家里挣钱供这个人住院治病。过阵子这个出来了再把另一个送进去,就这样,一年到头周而复始。

有一阵子把他母亲送进了精神病院,他们要凑够他母亲住院的钱。他在玻璃厂早出晚归的恨不得分身变成八个人,他父亲就是给人拉棺材赚点钱,但也不能指望天天有人死,于是便到地里帮人挑粪浇菜。后来他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西厢房里拉着帘子,总有男人的声音,他站在窗下静静地听了一会,明白了。心中一阵惊恐,简直像亲眼看见了杀人一样。但他还是一声不出地钻进了正房。不一会儿,男人出来了,二女女也披头散发地出来了。男人走了之后,他怔怔地站在二女女面前,抖着嘴唇聂诺了半天,却最终说出来一句,他给你钱了没?二女女把钱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手抖着,连钱都接不住。他心里惊恐地乱喊着,她怎么知道做这种事情的?谁教她的?她一个疯子怎么会知道做这种事情的?她居然会用这个来挣钱?居然也有男人来找她,难道是和一个疯子睡觉别有风味?还是图省钱?他的泪下来了。

这个家里需要钱,每给一个疯子治病的时候靠的其实不是别的,就是钱。就这样,好几年过去了,他们全家人像一群驴子一样就这样长年累月地绕着一个轴转,这个轴就是就是治病。他暗暗发誓要让他们有一天变成正常人,让他们全家人都突然变成正常人,可是他渐渐发现,与疯病做斗争简直就像堂吉诃德在挑战那只大风车。住院期间稍微好一点了,出院了,隔断时间就又会犯病,于是再塞进精神病院。父亲越来越老,虽然还不到六十岁,但他满嘴的牙已经掉得一颗不剩,只上下光秃秃的荒凉的牙床,因为常年抬棺材的缘故,一只肩膀耸起来,另一只肩膀塌下去,看起来倒像八十岁都不止了。于是家里的经济收入主要就靠他和二女女了,但二女女也只有在病情轻的时候才能做一做妓女,病情一重就连妓女都做不了,把客人都打跑了。而这五个精神病人还是在不停地犯病,没有谁看起来真的有康复的迹象。

这样又过了几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自然没有人会嫁给他,他的三个姐姐只有三姐勉强嫁给了村里的一个老光棍,可能对这老光棍来说,只要是个女人就行,无非就是晚上用一用,别的也不指望。因为常年给亲人们看病,他到二十五岁的时候几乎还没有一点积蓄,一双手因为常年碰玻璃,被割得像老树皮一样沟壑纵横。

一天下午他下了班,骑着自行车从玻璃厂回县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骑得很慢,他忽然不想回那个家去。后来他便干脆停了车子,躺在了路边的地里。躺了一会,他忽然听到了异样的声音,就在离他不远的庄稼地里。他一阵紧张,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听了半天。原来是一对年轻男女在地里野合。他像枚插进了地里的钉子,牢牢地躺在那里不动,他吓坏了,好像被捉奸的是他自己。直到那对男女做完了走了,他才坍塌下来。他是一点一点坍塌下来的,到最后他突然趴在地里嚎啕大哭起来,一直哭到天彻底黑了他才起身回家。

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他决定,不再送任何人到医院了。他绝望了,这样下去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他将再不会有出头之日,他像个殉葬品一样,陪着这五个疯子提前死了。活到二十五岁了,他过过一天人应该过的日子吗?他真正活过一天吗?从十二岁进工厂做学徒到现在二十五岁了,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是给别人挣的,都是给这个五个精神病人挣的。他从来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一分钱,就是因为他一直幻想着有一天他们能好起来,好起来。现在,他的这些幻想忽然就被他自己扔到了地上,它们像只玻璃器皿一样碎在了他的脚下。他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愤怒,他想报复,想报复这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他都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一天。他要起义,他要反抗。他开始揭竿而起。

阎小健不再把父母和姐姐往精神病院送了,疯得厉害了就先捆起来,过几天疯劲也就自己弱下去了。就像一把刀一样,哪能一个劲地寒光逼人,总有钝下去的时候。这样,他开始能攒一点钱了,可是,就算是他能攒下一些钱了,照旧没有人给他提亲。到二十九岁的时候,他明白了,在交城县,他已经坐实是要打光棍的了。其实有些人天生就是做光棍的料,比如他。就连他的疯子父亲还好歹有个女人呢,而他呢,却是连女人的荤腥也沾不到一星半点了。他已经提前看到了他和女人绝缘的前景,忽然一阵悲从中来。连个女人都娶不到,他攒钱又有什么意思?这第二个幻想本是他自己一手制作出来的,像制作玻璃瓶一样,他一手选的原料,一手烧好保存好的,心里总惦记着那只藏好的瓶子,猛然有一天打开一看却发现,它早已碎了。他居然为一堆碎玻璃苦心孤诣了这么多年。他的第二个幻想也在他脚边碎了,而且碎得比第一个还彻底。他看着那堆碎片,大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于是心里更是发了狠,他一定要补偿自己。不补偿自己便不足以报复自己,同样,不报复自己便不足以补偿自己。对于他来说,这两者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而对于他来说,最好的补偿和最好的报复都是一件事,那便是花钱。

趁着腔子里的这口毒气,他花光了几年里所有的积蓄,买了架相机。他想,他不能买个老婆,那还不能买个相机啊。相机不实用?他前三十年实用得够够的了,现在,他就是要任性,就是要由着自己的性子,就是要玩虚的。谁敢拦着他?谁敢不让他玩相机?他有一种类似于天王老子再世的膨胀感,尤其是把相机挂到胸前的时候,他简直都有些不可一世了。快连路都走不了了,都是飘着过去的。

他决定在后半生里和这架相机相依为命,它虽不是女人,但毕竟比女人可靠,女人嘛,哪个不是嫌贫爱富的,哪个是能和他同甘共苦的?他一边意淫着女人一边却同时看透了女人,然后像踩蚂蚁的尸体一样把她们踩到了自己脚下。无生命的东西才是最能不离不弃的东西。他强赛给了自己这样一个生硬的真理。

其实阎小健买相机还有一个更隐秘的理由,但是他是不会和任何人说起的。有一天他在一本过期的杂志上忽然看到一句话,这句话像惊雷一样炸进了他的眼睛里。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家族有精神病史是具备成为天才的基本条件,如果你的家族有精神病史,那么祝贺你,因为你很有可能就是个天才。

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暗暗查找各种资料。他在搜集证据,因为他要证明这句话到底是真的,还是不过是在骗他。'生物学博士弗拉基米尔·埃夫罗伊姆松教授曾说过:我一生中有60多年都很注意研究遗传学和历史学。读了好几千本历史书,几百本伟人传记,看过几十部百科全书,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共有近400名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我还注意到,世界上的这些伟人比常人更容易得遗传病,而精神病占第一位。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事情就这么怪:天才越是精神失常,他的成就就越大。'

'政治家中有17%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毛病,如希特勒、林肯、拿破仑等,他们中有嗜杀如狂的恶魔,也有美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总统。科学家中有18%,如高尔登、门德耳、安培、牛顿、哥白尼、法拉第等。思想家中有26%,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作曲家中有31%,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画家中有37%,如梵高、毕加索等。小说家中有46%,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不胜枚数。艺术家是精神病人的重灾区,在五十位最伟大的作家中,除莫泊桑以外都有轻重不同的精神病!'

'叔本华的父亲是精神病患者,在河中自杀。母亲死于疯癫,大叔四十岁自杀,三叔在疯狂状态中潦倒而亡,小叔天生是白痴。'

'尼采的最后十年是在疯人院度过的……'

'……'

他越看越惊恐,越看越倒吸凉气。就像不小心闯进了一个时光深处的隧道,他在漆黑的神秘的隧道里艰难地穿行着,最后在尽头处看到的却是自己的脸。原来他本身就在这里,只不过是他找到了他自己。怪不得,整个交城县从来都容不下他,容不下他一家人。原来是他本身就走错地方了,他本来就不是凡间的人,他本来是另一个星球另一个部落里的人,那群人叫天才,天才根本就不是人。他却硬被逼着在人间过了三十年,他像一个潜伏已久的间谍忽然找到了自己的组织一样,抱着那些文字失声痛哭起来。

不对,他不是精神病人,他们家就他一个正常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是精神病人那就说明他只能做一个正常人了,那简直是噩耗。他捏着一把汗,继续寻找,一心要把自己的真身揪出来公布于众。

'身体中15号染色体异常的人容易患上精神疾病,自杀者与这个基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精神遗传病有可能是X染色体显性遗传(也有可能是X染色体隐性遗传)。如果精神病妻子的基因型是XAXa,精神病丈夫基因型是XaY,所以他们生的孩子基因型可能是XAXa,XAY,XaXa,XaY,即孩子患病率占50%,且无论生男生女患病率都是50%。没有精神病症的孩子并不等于没有精神病基因,很可能是隐性的,可能会在日后受刺激发病。'

他欣喜若狂,这么说,他只有50%的可能是个正常人,而另外有50%的可能是个精神病人。那就是说,他有50%做天才。他做平凡人做怕了,兢兢业业胆战心惊地做了三十年,却没有给他任何应有的回报,到最后连个女人都没有。现在他知道了,他根本就不是做凡人的料。走错路了,怪不得越走越远。他决定,立马回头,重新做人。他要找回自己那个部落去,那才是他应该栖身的地方,不,准确地说,是他们一家子应该栖身的地方。在那个部落里,栖息着兰波、海明威、伍尔夫、福楼拜、果戈理、海涅、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叶赛宁、托尔斯泰、莱蒙托夫……世界上一切已经死去的和仍然活着的天才和超人都应该像候鸟一样栖息在那个神秘的部落里。他们全部患有精神病。或者说,他们无一例外全是疯子。

现在,他将去寻找他们,他要前去和他们相认,还要抱头痛哭。

阎小健就是在这种隐秘的喜悦和期待中买下这架相机的。从此以后这架相机便长了长在他身上的一只器官,即使睡觉的时候,它也长在他身上。他却是一夜之间具备了些疯子气质,见什么拍什么,以前就怕别人说他像疯子,断断不能把他和他的父母姐妹们混同在一起,那时他是这个家里唯一正常的一个人。而现在,他唯恐别人说他正常,巴不得所有的人一看见他就说,这个疯子。这个疯子,这句话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格外的褒扬了,这句话下面隐含的意思其实就成了,这个天才。

于是以前被迫装出来的循规蹈矩他一夜之间便扔掉了,他像脱一件衣服一样脱掉了它们,露出了里面一个赤裸裸的自己。当然,这个赤裸裸的人也并不是他自己,不过他想象出来的另一个替身。自从挂上相机之后,就像贴了一道鬼符一样,他浑身上下突然便长出了很多邪气。他见个人拍见条狗也拍,见夫妻吵架也拍,见小孩子尿尿也拍。他突然顽固的像只苍蝇一样,别人怎么哄他都哄不走,才刚刚哄走他又回来了,继续啪啪啪啪地按着快门,像是要把万物的魂魄都摄了去。在交城人眼里看来,他简直像是阎王派来的无常鬼,专门负责勾魂摄魄,而且敬职敬责,认真到一丝不苟。

去玻璃厂干活的时候他也带着相机,一边干活一边偷着拍照,差点把火红的玻璃水撒到地上去。于是,他顺理成章地被开除了。他想,他现在连工作都没了,一定是向着天才又靠近一步了。那些个天才哪个不是终生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不是死在疯人院就是死于肺炎。人总是要有些气质才行的,他活了前三十年也不过是具行尸走肉,现在,他要给自己赚回这一口气来。有了这口气,他全家人都能跟着他活过来,全家人都能跟着他有了魂。他默默地背诵着那些看来的资料:'托尔斯泰,父亲家族中有好多精神病人,他本人患有歇斯底里症和癫痫症;莱蒙托夫,父亲患有精神分裂症,他本人也患有精神分裂症;舒曼,父亲是位文学天才,母亲死前精神反常,姐姐和她的儿子都患有精神病。舒曼最后自杀身亡;陀斯妥耶夫斯基,父亲的兄弟都嗜酒如命;姐姐患有精神病,她的儿子是白痴,他本人患有癫痫病,他只有在癫痫发作和苏醒中间的一个间歇的瞬间里,意识才能达到一个理想境界。'

他默默地念叨着,只有在癫痫发作和苏醒中间的一个间歇的瞬间里,意识才能达到一个理想境界。他忽然想哭,他想,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不幸的人哪,原来,远远不是他一个人,不是他一家子在受苦。他一边疯狂摄影,一边从幻想中从虚空中寻找着这些天才的身影,他仰望着他们如同仰望着天上的星辰,虽遥不可及,心里却知道自己迟早也是那些星宿中的一颗,倒也释然了。怎么活都不过是具肉身在体会,他有些出离那种种苦难了,他决心要把真正的自己从那具沉重的肉身里析出来。像化学结晶一样让它析出来。让它变成真的。

他开始把拍的照片向各种杂志投稿,参加各种摄影比赛,只要是和摄影有关的事情他全部要参加。仿佛这是自家的事情一样,义不容辞才行。投出的照片绝大部分杳无音讯,后来总算有一张被采用了,杂志社给他寄来了稿费。他恨不得把那张照片复印上成千上万份,给交城县的每个人都发上一张。他想让他们看看,什么是摄影家,什么是天才。

因为不上班,他没有了经济收入,还要搞摄影,他只好依靠自己的父母亲和姐姐们活着。他们虽然是精神病人,却活得很诚实,只要在病情不严重的时候都在勤勤恳恳地干活,他父亲佝偻着摇仍然去掏粪去抬棺材,他母亲仍然给人家拿可怖的童男童女,甚至还会帮人家倒垃圾砸核桃,他二姐一直没有嫁人,就一直做着皮肉生意,倒也攒下了几个钱。他吃着他们的喝着他们的,不由得也会心生内疚,但是只要一转念他便原谅了自己,这是通往天才路上必定要受的苦,这点苦算什么,离饥寒交迫地死去还差很远。而人类历史上哪个伟大的艺术家不是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

而他也只有成为一个天才了才能帮这个家庭雪耻。他才能告诉每一个人,知道一个家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疯子吗,因为只有这么多疯子才能孵出一个真正的天才。

后来,他在下关街上偶尔拍到的一张照片居然获了个小奖。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块通向艺术的一块砸门转。他仔细研究着自己的那张照片,不过就是拍了一座老宅子的院门,为什么会获奖呢。他想到了查县志,一查才知道,原来他拍的这张照片里是原来的皮坊之一义泉泰的旧址。就这样,他开始一发不可收地专拍皮坊。

他把所有这些关于皮坊的照片都寄出去,但是从那次获小奖之后,再没有过任何获奖的迹象。他仍然一年到头才会有一两张照片被杂志采用。他绞尽脑汁地思考这是为什么,皮坊一定是别处没有的,别人根本拍不到的。那是为什么,一定是光线的问题。摄影的生命就是光线,于是他开始寻找一天当中那些最特别的光线,他在早晨亮起第一缕天光的时候爬起来,跑出去拍照,在黄昏里寻找那些最具质感的光线,那些金色的或者是玫瑰色的罕见的光线。他经常为了捕捉到一缕光线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一动不动。在有月亮的晚上,他在交城县里游荡着,捕捉着那些流动在砖瓦之间的月光。他长长的影子像鬼魅一样游荡在大街小巷,大人们用他来哄小孩子,不敢出去,出去就被阎疯子抓住吃了。他们一家人,不管老少,都被统称为阎疯子。最早他没有被划进去,现在,他也顺理成章地被划进去了。

好像他真的快成为一个疯子了。

他有些窃喜。近了,更近了。

就这样三年居然就过去了,他再没得过一次奖。这次,这次他觉得一定可以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有一种预感,是时候了。他快要破土而出了。因为他觉得他在一个瞬间里捉住那缕幽灵般的光线了。他再次把照片寄出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摄影比赛。

因为这次抱的信心太大了些,所以当结果出来的时候,他迟迟不愿意相信。他没有得任何奖,连最小的奖都没有得到。这之后,阎小健很多天没有出门,他连同他的相机忽然从县城里消失了。而此时的阎小健正在苦苦思索症结所在,这几年里,他是怎样的孤注一掷,怎样的付出啊,他受的苦还不够多吗?不,他觉得已经够多了,他从小到大受的苦已经足够了。他不够勤奋吗,不,也不是,这不是症结。他苦苦地思索着,后来在某一个时刻,他忽然明白过来了。真正的症结其实是,他不是一个精神病人,他只是一个正常人。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一个正常人在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是有九条命,就是插上翅膀,也赶不上那个部落里的艺术家们。原来,那落在他身上50%的基因是,他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真正的正常人。他根本就没有隐性的精神疾病基因。他一辈子都只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死去。

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死活不肯出去。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真正地无处可去了。他去干什么?他再回去做个正常人吗?他们不会再要他了。他知道,他一旦出来,他们不会再收留他了。他除了往前走,再没有半点后路。

他呆呆地坐在窗前,目光忽然落在了母亲和父亲吃药的瓶子上,都是治疗精神疾病的,一瓶是丙咪嗪,另一瓶是阿普唑仑。他想,吃了这些药会不会离精神病就近了一些?于是,他拿起瓶子,一粒不剩地倒进了自己的嘴里。然后,他像嚼馒头一样,把它们嚼碎了,再一口一口咽了下去。

阎小健在屋子里呆了整整两个月。两个月之后,他终于出门了。但是交城县的人们一眼就看出,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阎小健了。他胸前仍然挂着相机,但是目光呆滞,走起路来像一具僵尸。他见了谁都是一句话,站好,我要拍照。

他仍然说,他要拍照。可是谁都知道,他已经疯了。

几天之后,阎小健被家里人送进了省城的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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